【大纪元6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林达哥本哈根报导）最近，丹麦出版了一本纪念丹麦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以“春卷大王”美名蜚声海外的大龙（DALOON）春卷厂创始人范岁久（Sai-Chiu Van）先生的书 《美味健康的佳肴》（Ligger godt i maven），作者是“范岁久基金会”成员第特利‧塔姆(Ditlev Tamm)，由“范岁久基金会”出版。丹麦除各大报纸对此书的出版都有报导外，丹麦大报《贝林时报》最近发表了署名延斯‧安德斯（Jens Andersen） 的长篇文章《教我们喜爱春卷的人》。
从中国到丹麦
文章写道：从这本陈旧的护照上——东方与西方文字混合，上面盖着暗红色和蓝色像邮票似的印章，底部是被浸湿的水痕。我们的女王也许会说，这是一件艺术品——可以看到，1935年3月25日，这位23岁，身穿学生制服的中国人，在8天时间里，经过西伯利亚铁路跨越了亚欧两大洲，来到大洋彼岸的丹麦，学习现代农业知识。
1912年，也是大清帝国转型成为共和国的同一年，范岁久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范岁久10岁时，就与母亲分离，原因是母亲在家庭里无合法的婚姻身份，他的父亲，一位律师兼企业家，认为会给儿子带来负面影响。从此以后，范岁久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她在二战期间死于孤独与贫穷。范岁久在上海就学、成长，父亲为他安排了学习英语，及以孔子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例如忠诚、道德榜样和遵守伦理关系等。
1935年，父亲通过与丹麦宝隆洋行生意上的关系，决定让儿子赴丹麦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实现其实业救国的梦想。当时他认为，两年后儿子就能回国帮助他扶持这个大家族的事业。
归国梦碎，滞留丹麦
那时，居住在丹麦的华人总共不超过20到25人。对丹麦人来说，这个孔夫子的家乡就像月亮那么遥远。范岁久花了比预计长的时间，完成了计划中的教育，获得硕士学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的炮火打破了范岁久回家的梦想。他和家里失去了联系，不得不在丹麦留了下来。
这位被命运安排在丹麦的东方青年，接下来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艺术——歌剧、古典音乐、外国文化，并继续接受教育，获得博士学位以及娶妻、生子。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范岁久彻底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同时他又非常悲伤地看到，丹麦人对他的故国毫无了解，也无兴趣。1936～37年间，范岁久诚实地写道：（那时的）“丹麦人对我远方家乡的无知，似乎是北欧人的通病。他们不知道、不尊重、也不感兴趣中华文化的价值。”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掌权后，他的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工厂和财产。他的父亲最终选择了断自己的生命，以结束这种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痛苦处境。父亲去世后不久，范岁久正式向丹麦政府申请入籍。
“春卷大王”的创业历程
基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厚基础，范岁久在谋生的同时，考虑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给丹麦人民。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制作自己特殊品牌的酱油“范氏中国酱油”，并获得成功。从1960年开始，范岁久开始在哥本哈根近郊岳父母家的地下室生产春卷。在一次与趣伏里(TIVOLI)游乐园的合作中，他的春卷一炮打响，得到了丹麦人的喜爱。人们把春卷叫成“热面包”，远比热狗和汉堡更受青睐。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范岁久的春卷生意日益扩大，特别在他研制成功速冻春卷的机械化生产以后。1964年，范岁久为他的公司起名“大龙”，这个名字是中华帝国的象征，同时又使讲各种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人都能够正确地发音。
迅速地，大龙春卷在整个北欧普及。80年代，仅在丹麦一国，每年销售的大龙春卷就达2000万个。1996年，这位“大龙春卷厂”的创始人，在那个有名的电视广告中推销春卷，他那甜润的声音缓慢地说出：“大——龙”，人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作为食品工业制造商，范岁久经历了1970-2000年代的跌宕起伏，但是大龙春卷在稳步发展，并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品种。他的企业“大龙春卷公司”于1970年搬到了纽堡（NYBORG），如今已成为自动化流水线生产、年产8000万个春卷，坐落在丹麦、英国的跨国大型企业。2000年，大龙春卷公司的年产值达3.38亿丹麦克朗(约4500万欧元),资产1.7亿丹麦克朗(2267万欧元)。除供应丹麦全国各地外，还远销美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法国、希腊、意大利、冰岛、格陵兰、中东、挪威、瑞典、奥地利、西班牙、日本和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3年2月14日，范岁久逝世，享年90岁。这位成功的移民典范，在丹麦政界长年争论不休的移民政策的制定中，为丹麦对外国人开放门户，添加了一颗重镑筹码。
范岁久先生二、三事
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范岁久先生一生远离故国。但他对祖国一往情深，国家的命运、前途，无一日不系在心怀。中共建政后，父亲的不幸遭遇，以及听到、看到国家太多的灾难与迫害，使他只能望洋兴叹，有国难回。文革那场浩劫结束后，范先生与国人一样，天真地以为中共能够改邪归正，中国终于有希望了。1982年，范岁久成立了“大龙基金会”（在他去世后改名为“范岁久基金会”），自己任主席。基金会明确写道，宗旨是资助来自中国求学受教育的学子。他怀着满腔赤诚之心，以为在他的晚年，可以为报效祖国尽一份力了。
1989年，已是高龄的范先生把公司事务交给了儿子，自己专心于基金会。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范先生以他最大的热情去关心和接待他们，为他们解决困难，体谅和包容他们，却不求任何回报。他的无私和纯洁感动了许多的中国年轻人。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中共道德摧残的中国，他年轻时所学到的那些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与美德，已经荡然无存了。在中共欺骗、愚昧人民的党文化环境下，那里产生了自私、狡诈、唯利是图的年轻人。范先生经常悲哀地发现，个别留学生已经从别的渠道得到了奖学金，但仍然用尽一切手段去撒谎、蒙骗，再到他那里要一份钱。有些留学生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实际利益，不惜软磨硬泡，纠缠不休。老人那颗纯洁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来自礼仪之邦祖国的同胞，道德会这么低下。但是他只把这份伤心默默地吞进肚里，从不对那些人说一句重话。为了躲避这些无休止地追逐利益的纠缠，老人不得不一次次地换电话，换通信地址。范岁久先生不幸未能等到《九评共产党》的发表，也许老人一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明白这其中的症结在哪里。
2002年，丹麦华人与丹麦各界为庆祝范岁久先生90岁生日，举办了隆重仪式，庆贺的文章汇集成册。但是那个年头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嚣张的时期。丹麦法轮功学员单独给老人寄去了贺信与真相资料，希望他能够关心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又一场空前劫难，明辨是非。两天以后，老人罕见地亲自提笔回信，表示感谢并答复，“当及时阅读”真相资料。这是在老人离世前10个月的时候。当时他由于年迈视力衰退，已经很少亲自提笔写字了。其中隐喻的同情与关心已经不言而喻。
范岁久先生作古已经六年多了，但在丹麦，无论华人还是丹麦人，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劳工，大家仍然在深深地缅怀他。这与他的无私为人与高尚道德风范是分不开的。人们的心底总是会被真诚、善良、宽容所吸引。这也许是为什么在范岁久先生去世以后，出现的又一轮纪念活动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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