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收煞——一九五八
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在沈钧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主席高崇民。一、关于右派分子处理的程序问题。决议：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处理右派分子，外地中委一般不另邀参加，出席人大会议的中委可邀请参加。在京的中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可以参加会议，外地者不另通知参加。二、讨论“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的意见（草案）”[附件5]。决议：一致通过，并一致同意新增加钱瑞升、钱伟长、吴景超、潘光旦、黄笃义、张志和、范朴齐、张云川、杨子恒、陈仁柄、刘王立明等十一人为标兵。
一月九日晚上，七时，在沈钧儒家中，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主席胡愈之。一、 胡愈之报告各民主党派开会处理右派分子的情况。二、 杨明轩报告七人小组工作进行情况。三、 关于召开中常委扩的会议的问题。
一月十七日召开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作反右斗争小结。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分组座谈右派分子处理问题。
一月十九日下午，民盟中央举行批判章罗联盟大会。宣读了萨空了起草章罗联盟批判发言稿。
此间，分别于一月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在沈钧儒家中，举行了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的十七、十八、十九次会议。连续三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和讨论“关于处理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的决定”[附件6]草案。其中两项决议：一、关于张志和、舒军、李康的处理问题，推萨空了与四川统战部部长程子健联系后，再向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汇报。鲜英的处理，改为四类；王文光改为五类。二、推陈望道、胡愈之、萨空了、张国藩碓处理决定作文字修改。
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时半，在民盟中央礼堂，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次会议。主席史良。出席者：刘清扬、李文宜、陈望道、胡愈之、高崇民、沈钧儒、喻德渊、吴昱恒、许杰、张国藩、邓初民、罗子为、史良、杨明轩、邵宗汉、沈兹九、千家驹、徐寿轩、楚图南、闵刚侯。一、胡愈之报告明天座谈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处理决定，准备邀右派分子参加，向他们宣布处理原则及名单。史良说：“明天上午的座谈会右派分子也参加会议，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准备。若他们对自己的处理表示接受，确已低头就很好。万一他们钻空子，态度表现不好，我们要及时展开批评。”二、杨明轩代表整风领导小组，报告对张志和、李康、舒军三个右派分子的处理，已经征求四川统战部的意见，并经七人小组研究决定：张志和、范朴齐为三类，舒军为第二类，李康为第一类。三、讨论通过“民盟中央常委会关于右派分子的决议”。
一月二十六日，我永远记住的一个日子。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中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民盟中央一级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章伯钧[附件7]、罗隆基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决议：民盟中央五十九名（后为六十一名）列为密件管理。中央和地方组织各保存一份。
据说，中央高层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就开过一次会[65]，邓小平、彭真题意审查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黄绍竑、龙云两个副主席，费孝通、钱伟长两个科学家，陈铭枢、黄琪翔以及学生谭天荣、林希翎共六十四名，应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未予采纳。后来，改定为群众路线，即对右派搞批判斗争大会，每人都经历十几、几十次的批斗。翻旧账、追既往、找现行，定出罪名，再作处理。
四天后（即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颐年堂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被收拾的老老实实、也吓的战战兢兢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悉数到场。沈钧儒、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许德珩、邓初民、邵力子等三十余人，相继发言。一致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爱戴，对反右斗争取得胜利的喜悦，对民主党派内部展开整风的拥护以及进行自我改造的渴望。当然，每个人的发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罗联盟。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喜欢自我贬抑吗？真的就那么心悦诚服吗？恐怕未必。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个人，欲存于当世，除了俯首称臣，已别无他途了。
毛泽东在台上，听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共独霸全国，毛氏独霸中共”的历史阶段。会议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向八个民主党派提出五点指示：一、 要适应工农业生产高潮下的新形势；二、每人每年下乡四个月，老弱不勉强；三、整风勿太严；
四、各地都可以开右派座谈会；五、右派可以转变，对他们要有信心。
听着这五点指示，我已很难想像挂在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脸上的，是啥表情。这些民主党派元老，两脚跨入了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着些许故国情感和文化眷恋。现在连心底的东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后的岁月里，只能在被允诺的限度和不多的余地里选择。一九五七年的黄炎培是左派，与此同时黄家有四个孩子都划为右派，其中就有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民主党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黄炎培、程潜、陈叔通、章士钊几个人是领袖平素最喜接近的党外人士。有时还要特别送上些时新蔬菜，这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把黄家几个孩子都划成右派，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点心意。不奇怪！在毛泽东心底，黄炎培就是右派。
针对章罗联盟继续保留一些职务和较好待遇，毛泽东曾这样解释：“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三十多万右派，我们也摆他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插话：现在有四十五万）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
我曾问父亲：“你的罪名不是反社会主义吗？”
“我们的罪名吗？那就是我们说得太多，我们懂得太多，我们帮得太多，我们受教育太多。”
我又问：“你们为什么失败？”
父亲想了想，说：“你年纪太小，以后再告诉你。”
五十五万右派，绝大部分都失去工作——这话是后半辈子都深感歉疚的李维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的。中国任何一次的社会浪潮，都是极少的人兴起了，很多人消失了，许多人被镇压了。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文革中，知道来日无多的父亲，以无比的痛悔和清醒，向我讲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记住了……
先知先觉者，已命赴黄泉，后知后觉者，也难逃厄运。而我们这些不知不觉的人，起码应该明白这五十年的惨烈与荒谬。
二月二十七日，各民主党派共同作出《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号召各党派成员通过整风，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高潮。“决定”里说：整风任务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说，是彻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是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尽可能多的人从原有基础上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一、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二、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三、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关系合作；四、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五、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民主党派的这次整风是自我检查，也是揭发他人。所以，“决定”又规定：对于在一般整风中，被揭发出来的曾经有过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除情节特别严重、态度很恶劣、因而引起多数人公愤的分子，应当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对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对待，但是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于主动揭发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做右派分子对待，鼓励和帮助他深入检讨，决心改造。在一般整风中，如果有人乘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人是现行的右派分子，应该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月二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会上，决定要搞一份“自我改造决心书”以号召全盟。决心书是由萨空了、金岳霖、张毕来当场拟就通过，会议开到半夜十二点，自始至终，情绪饱满。第二天（三月三日），民盟中央举行了一个名为“促进一般整风和加速自我改造大会”。由主席沈钧儒带头，老副主席史良、高崇民，新当选的副主席杨明轩、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楚图南，中常委千家驹、刘清扬、周新民、闻家驷、萨空了，秘书长闵刚侯等共一百零三人，都在决心书上签名。
三月十六日，在中央统战部的策划组织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大会主席为沈钧儒，并致开幕词。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先后讲话。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会后，全体走上长安街，高呼口号，列队游行。新闻报导和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头版。不久又听说，民主党派许多体面人物踊跃要求加入中共。被婉拒后，还心生愧痛。
对此，父亲感慨道：“都下跪去了。”
下跪？必须下跪。这是唯一的、被迫的选择。如果章伯钧不是右派，他也得签名，也得游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包括史良、吴晗、邓初民等反右积极分子在内，他们感受最深的恐怕不在“作宦之危”。最不堪的，还是“依人”。“我这辈子已不再妄想做共产党员……现在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中能够帮助共产党提些政治上的建设性意见的，简直没有多少。李济深？黄炎培？张治中？”[67]陈叔通在党派圈子里，一向被认为谙熟世故、练达人情。而这话，就是他说的。
三月中旬，全国政协把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黄绍竑、陈铭枢、龙云在内的五十多名大右派分子，统统弄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中进行学习改造，由于右派在单位都很孤立，在家中也十分无聊。现在有个机会把大家聚集起来，同吃同住。个个高兴透了，见面的时候，又是拉手又是拍肩膀。一个小组就是一个沙龙，有说有笑。父亲第一周放学回来，脸色就不错，心情也不错。他说：“头两天，我们住的房间的门上，都标出学员的名字。我的房门贴着章伯钧三个字。结果，远近学校的老师、学生、干部都跑来看。我和努生（罗隆基字）、老储（安平）以及龙云的宿舍门前，整天的水泄不通。两天后，姓名标签就撕掉了。”父亲边说，我们边笑。
父亲故意板起面孔，瞪着两眼，对我说：“笑什么？在西方，那些政治犯在有文化的人眼里，个个是英雄呢！他们在监狱里待遇最好，可以写作，容许接见记者。
从四月十一日开始，上边就叫他们“交心”。所谓交心，就是交代过去没有交代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交待对自己被处理的反映（即对被划为右派分子服不服）。到五月五日为止，他们一共交出八千八百四十条[68]。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条。交代最多的有黄绍竑，顾执中，一人三百条以上。中等的，有罗隆基、储安平，一人二百多条。父亲交代最少，三十条。陈铭枢说：“我有三不交代。已揭发的不交代，和朋友有关系的不交代，历史上的事不交代。”父亲说：“要邓初民、高崇民来。他们的问题很多，我不相信他们都能交代出来。”说到认错、认罪。绝大多数是不服的，理由很多，如：“不过是说错了话”“六条标准发表太晚了”“没有构成犯罪”“过于热心”。
知名右派难得会聚，他们话题多，故事多，趣事多。会打桥牌的，找到了搭档。会下围棋的，找到了对手。即使写交代，也是你写的，给我看；我交代的，给他看。“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个个饱经风霜，地老天荒，无不以“过关”为准则。等到了五月份快结业时，大家竟然是难舍难分了。陶大镛建议：“学期是否可延长两年，把右派帽子摘掉再走。”宣宁说：“什么时候恢复健康，什么时候出院。”费孝通主张：“可放暑假，九月再来搞理论。然后再下放劳动。”陈铭枢说：“我们已经来啦！改造好了再出去吧，要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最有意思的是罗隆基，他嫌老师水平低，说：希望能调一个到两个理论高的人来，从理论上帮他从头学起。
再回来说民主党派转入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到九月收场，其间经历大鸣大放大字报，集体向党交心，梳辫子自我检查及大辩论四个阶段。每个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党交心，交心成果则按“条”计算。左派里，交心最少的是吴晗，八条。交心最多的是邓初民，二百零六条。右派里，交心最少的是曾昭抡五十一条。交心最多的是费孝通，二百八十二条。在民盟中央每个人几乎都被别人贴了大字报，大字报以“张”为单位统计。吴作人被贴大字报的数目最少，三张。最多的是胡愈之，二百一十八张。民盟干部的意见从强烈要求尽快把章伯钧、罗隆基开除盟籍到质问许广平为何不来民盟开会，从批评史良的娇、骄二气到楚图南、胡愈之请求大家不要叫他们“楚老”、“胡愈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运动进入自我检查阶段，首先提出作自我检查的共有五人，头一个就是胡愈之。继而，史良检查，吴晗检查，千家驹检查……一路下来，中国民主同盟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右转左，全都作了检查，且均为书面检查，并上缴中央统战部。这似乎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民盟最坏，男盗女娼。”说句老实话，要在民主党派里当个左派也不易。用父亲的老朋友顾颉刚的话来形容就是：“如今知识分子真够苦的！要有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功夫。”
毛泽东把个民主党派整成一摊提不起来的烂泥，心满意足了。此后的民主党派几乎是看到什么，就赞扬什么。让拥护什么就拥护什么。最可怜处是某些人居然为此而自得。中共深知他们，他们也深知中共，无非彼此需要罢了。民主党派负责人，不管你是副主席，还是政协常委都是“听筒”罢了。毛泽东的每句话，统战部的每个决定，都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一声传唤，可以高升，一声传唤，亦可垮台。凡是毛泽东说个什么，共产党干个什么，民主党派都紧跟着表态。谁个敢学章伯钧，施展江湖作派？谁人敢做罗隆基，抖擞风月情怀？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民主党派也表态呢？”父亲说：“你想呀，皇帝虽然是专制权利的顶点，但是若无官僚、文人的合作和服从，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
九月十日，毛泽东视察江南，邀请张治中作陪。视察归来，张文伯（张治中字）就给父亲通了电话。挂了电话，只见父亲满脸阴云。
好一阵，父亲才对母亲和我说：“刚才是文伯打来的电话。老毛真坏呀，在北京收拾了我还嫌不够，又跑到老家败坏我。”
母亲忙问怎么回事。父亲说：“老毛这次特地去安徽，特地带上文伯。他知道章伯钧是安徽人，用意不是很明显吗？在合肥，老毛对文伯说：‘你们安徽有人才呀，远的不讲，近的就有三个。’文伯问：‘哪三个？’老毛说：‘李鸿章，陈独秀，章伯钧。’说罢，手掌一晃，笑着对文伯说：‘你还不够格呢。’”
悲矣痛哉！“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父亲一直想念家乡，反右以前，同乡黄镇综约他一起回家看看，父亲忙得顾不上。现在顾得上了，却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到死，章伯钧也没能回去走一趟，看一眼。
父亲成了头号右派，终日无事可做。郁塞落拓之情、隐约浮上心头的恨意，无时不在，。平淡乏味的人生里，从哪儿去获得力量？面对时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给自己留下的阴影，父亲仍然缺少心理准备，同一个世道啊！国民党打击他多少次了，通缉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这样。
这一年的深秋，沈钧儒曾约父亲到他的住所谈话。朋友关系依旧，客厅布置依旧，可说话的内容全变了。沈钧儒劝父亲“好好改造思想”，说他自己也在“努力改造”。沈钧儒还告诉父亲：今年四月到上海，白天开会，晚上还请沈志远、徐铸成到宾馆吃饭谈话，也是希望他们好好改造，对前途不要丧失信心。父亲很感动，明知他的谈话很可能是奉统战部之命。
一年后，沈钧儒送了父亲一册正楷书写的毛泽东诗词，线装本，很讲究。父亲拿给我看，说：“抄谁的诗词不行，何必花那么多工夫去抄他的。”
“为什么？”我问。
“诗词配不上书法。”父亲迟疑片刻后，这样回答。
我想起来了：鲁迅墓碑上“民族魂”三个雄浑无比的大字，就是沈钧儒书写的。
是配不上！可父亲为什么要迟疑一阵呢？
反右以后，沈钧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纸条。上书：“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你是不是听毛主席的话？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你对人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写到这里，我的两眼都是泪。一寸之心，如万刺千锥！“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沈钧儒何许人也？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考中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又留学日本，专攻法政。一生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始终以民主立宪为志。辛亥革命前夕积极倒袁（世凯），因反对曹锟贿选，受北洋军阀通缉。“四、一二”事变，险遭枪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组织“政治讨论会”以推进宪政运动。他是著名“七君子”之首；他是中国著名大律师；他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长。轻尘弱草，月折日磨。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萧萧风尘，卷走了所有的流光遗韵。“易代”大多是要流血的，“易代”在一个人的生命和心灵里同样也是流血的。
沈老的字条，给我极大的刺激。他让我常想起父亲关于杨树的谈话。我一家人从香港迁到北京不久，父亲便带我去北海公园。从后门进去，便看到飒飒作响的杨树。树皮白如梧桐，树叶色似冬青，微风掠过，淅沥有声，悲凉又凄清。香港没有杨树，我就站在那里一听再听。父亲过来拉我的手，朝前走。
我问：“这杨树怎么会有声响呢？”
父亲说：“你知道耶稣的十字架吗？那粘血的十字架，就是用杨木做的。从此，杨木就不停地颤抖了。”
反右后的日子里，看一步步衰萎的沈钧儒、看一点点忧郁的父亲，我觉得父辈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杨树。即使人已归去，灵魂仍在颤抖，不堪，不平，不公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