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其实，我不必为纪念反右五十周年，专写一篇怀念父亲（章伯钧）的文章。因为我日日在祭奠，夜夜在追想。卧室里端放父亲的遗像，逢祭日，在遗像前磕头。临寿诞，我抚摩遗像，说：“小愚，今天祝你生日快乐！”人懈怠了，立于遗像，闭目自省。痛苦了，扑在遗像前大哭。出书了，第一件事就是捧到遗像前，说：“爸爸，这是小愚对你的报答，高兴吗？”书里，每一行字后面积淀的沉重与激情，都属于他。
命是父亲给的，我是他的延伸。这是不是有点像意大利西西里岛人？家族代代相传的自尊心、荣誉感超过一切。我必须感谢共产党——是它掀起的政治风暴以超越血缘纽带的力量使我们父女之情，比石坚，比水柔，比命长。父亲的一生以及父辈的故事，是一页永远写不完的稿纸。因为他们的生命都了断在删节号上。
本文讲述父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间的情况，且以民盟为主即使写民盟的反右，也是极不完整或许永远无法完整。
我相信世上有许多事，会永远淹没在黑暗里。
发端——一九五六
反右发生在一九五七，发端于一九五六。
七年间，毛泽东胸怀大志，马不停蹄地搞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路行来，所向披靡。他从不知足，自有更大更高的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政权，强大，再强大！提前实现国家工业化，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这是毛泽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上讲的一句话。把“我们才吐一口气”改为“我才吐一口气”，就准确了。
要达到这个强国目标，靠八路和共党干是不行的，单靠工人农民也不行。他需要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而这时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大多处在游离状态。一方面，他们想在中共政权下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教书，研究，写作，办报，唱戏；另一方面，持续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为使归顺新朝的知识分子变得俯首帖耳，反使其内心产生反感和压抑。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报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重大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允诺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陆定一等人也在大会发言。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于是，一个叫“知识分子问题”的名词，在当代中国产生了。提出问题就意味着解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提到中共高层的议事日程上了。请注意：无论是周氏还是毛氏，都没有否定那些打击知识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
历来，中国统治者与文人就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彼此需要又相互排斥，相互依附又比此猜忌。曹操和杨修堪称典型。毛泽东也不例外，也是矛盾的。加之自身被大知识分子轻贱的经历，更使其内心有着更多的排斥和猜忌。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毛泽东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自然是两手政策：使用和改造。父亲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啥叫“使用”？怎么“改造”？政策下来后，父亲耗了许多时间，到处去解释这个政策有多好！回到家里，他也骂：“什么使用？还不是利用！”
自一九四九年后，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政权表示归顺的同时更多的是观望。同是文人却靠武力成功的毛泽东却要求他们绝对归顺：政治归顺，思想归顺，心的归顺，越是大知识分子，就越要你归顺。归顺的办法就是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
也许只有自卑感、报复心、权力欲三者集于一身的帝王，才这么对付文人。我曾读到张东荪在燕京大学几次自我检查，也读到潘光旦、刘王立明在民盟中央的检查全文，不禁伏案而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遍遍地违心检讨，一步步退出了一生坚守的精神家园，特别是“肃反”和“肃胡”运动，制造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性的恐惧与不满。“冷雨青灯读书舍，怕别离又早别离。今宵醉也，明朝去也。”剩下一具躯壳，挣扎生存。表面的俯首帖耳，内心的压抑，情绪的消极，怎能符合并配合毛泽东一心要掀起的建设高潮呢？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下发了，毛泽东力图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一时间，大报小报都刊出宣传知识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三月初，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翻译印发，顿时成为民主人士热门话题。本来父亲就反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道路，何况胞弟章伯仁是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以“间谍罪”杀害的。所以，那段时间，家里屋外都听到父亲带着愤怒的议论：“斯大林就是代表最丑恶的名词。”一次，他对农工中央外地来京的朋友说：“你们看，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主运动将要汇合。”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作《十大关系》报告。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且明言实施这个方针的前提，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出“百花”、形成“争鸣”，毛泽东还是真想了些办法。比如，他让《人民日报》改版四版扩为八版，以接纳中共之外的声音；把《光明日报》和恢复的《文汇报》交还给民主党派主办；活跃学术争鸣活动，放宽期刊出版限制，松动文艺政策，禁戏全部开放。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很兴奋！父亲也兴奋，说：“社会主义民主有待我们来创造！”又说：“民主党派有搞头了，民主党派责任很重。国家机关里的每一级，如司长、局长、科长，都是共产党员做主，知识分子是农奴劳动，怎么叫人去发挥积极性呢？”传达毛泽东的《十大关系》时，他还说：“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
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是有活力的。为什么还有活力？就是因为有多党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员，有在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是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
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单靠活跃文化学术是不够的。罗隆基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因为是中共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形成的“戒慎恐惧”，才使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共“敬而远之”。毛泽东心里清清楚楚，若要消除知识分子的思想压抑和政治恐惧，还需政治方面出招。这个招数就是请出民主党派。现在的材料表明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觉察到中共有可能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下实施一党专政，自己打心眼儿里也想这么干。
但他也十分清醒：现阶段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是“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讲话，《党的文献》二00四年一期）”。而启动民主党派，自是中共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为此，毛泽东扬鞭策马，放出话来：“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们（指民主党派）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同上）”好大的胸襟气派！我们简直区别不出此刻的毛泽东和前不久搞“肃反”、“肃胡”的毛泽东，怎么会是一个人？
为了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中央统战部在全国范围做了一年的内部检查，听取党外人士、对他们应如何“监督”、怎样“共存”，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那些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都异常感动。父亲毕竟是职业政治家，职业敏感告诉自己：无论是民主党派还是他本人，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时机快要来临。
第三党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主张，也有实践的可能性。故而他在农工党中央放言：“中国正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世界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今后形势要大变，我们的责任很重，每人要立志做一个政治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民主，政治不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经济不民主。我所说的转折点，就是要在今后做到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父亲有着很突出的两面性，江湖作风和政客色彩。这与他长期搞第三党，在夹击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统战部那里，他的话都是跟进、拥护中共的。回到民盟和农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对面。“一个人穿的是英国兰开夏的呢制服，坐的是小汽车，吃的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但如果不让他独立思考，一切都是听从别人指挥，要坐就坐，要站就站，这种人也会闹革命的。”——这是他的牢骚，也是他的内心真实。父亲身处高位，生活优越，但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
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民主党派被排挤在国家权力边缘的处境，早就有所不满。现在，好了！毛泽东提出“监督”方针，正是一个政党当作之事。父亲私下里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作特作”。父亲虽然在民盟中央和农工中央的公开场合提倡大家学习马列主义，而他在很多座谈会和私人场合里却说：“我认为《诗经》、《论语》还有用，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我就没兴趣，不值一学。《人民日报》所刊载的也完全是教条，毫无意义。”“新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我打算搞一套‘文艺复兴’。如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没什么可搞的。”
父亲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在农工党中委座谈会上，谈到对“共存”与“监督”方针的感受，说：“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共产党执行统战政策，它就有了威信。后来有个时期不与党外人士合作，反对中间势力，共产党的威信就降低，作用就减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力量相当雄厚，还有力量；它们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组织，也还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要搞社会主义，一是经济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还要加上一条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共存’和‘监督’，这是两个大问题。全世界都在讨论。在我国，可能出现一个到处演说和做文章的局面，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意见。我打算开始演说，准备在政协礼堂先同民主党派的干部来谈谈。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问题是开始了。昨天，我在政协和民盟唱了两曲。我主张中国搞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是众议院，政协是上议院。资本主义国家是实行两院制的，这种制度过去发生了作用，今天也还在发生作用。在我们国家实际也在发挥着两院制的作用，不过就是没有取得法律手续。有人大和政协，这就说明已经有了两院制的架子，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发生资本主义两院制的作用。现在形式更完备一些，并具备法律手续，问题就解决了。具体意见是：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见权，对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协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两院再协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必强搬硬套别人的东西，我们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么形式，只要能发挥两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认为不修改宪法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的主张。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既然讲民主，就要搭个架子。我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
果然，父亲“不怕出丑，也不怕犯错误”，在七月、十月统战部召集的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座谈上，针对监督中共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监督应该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对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应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要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此后，父亲提出的政治设想就更多了。比如政协应成为建议、监督、审核机关，具有监督权、否决权。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组成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政府和中央提出方针、政策的建议等等。果然，如父亲生前所料——“我的话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章伯钧的一系列急切又激烈的政治主张，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后，他把这些情况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
要有作为，就要有人马。别忘了，从在邓演达手下工作开始，父亲就是专门从事组织活动的。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组织限制颇多。“八个党派加起来才九万人。”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感慨，是无奈，更是不满。
一九五六年秋，他在国外接受记者采访。人家问：“中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一共有多少？”父亲心想，九万人还是八个政党的总和，说出去都丢人。自己索性把数字翻了一倍，说：“十八万。”事后，他告诉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
邢西萍大笑，没责怪他一句。父亲对母亲叹道：“看来，连徐冰（即邢西萍）也觉得我们可怜那！”
现在机会来了，父亲怎能放过？对民盟、农工的组织发展工作，他早就憋足了劲儿。
他在民盟放出话来：“共产党有一千万，民主党派只有几万，如何谈得到监督？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百万！”
他在农工党没有放话，却真放手大干了。七月间，农工民主党中央为贯彻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在医药卫生界开展工作的精神，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当时出席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及北京著名中西医共五百余人。父亲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在医药卫生界所做的工作，表示今后愿意继续在这方面更多地做些工作，希望和大家进一步加强联系。——他的诚意和大度，博得了掌声和好感。一方面使得上述五个学会的许多代表对农工民主党在医卫界进行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有了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父亲的用心所在：它为各地组织在医卫界重点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打开了局面。这次招待会，在民主党派中非常惹眼，大家都说章伯钧办事就是有气魄。结果也是满意的：从农工党六届二中全会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年中全党吸收成员的人数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两倍，医卫界成员占总数百分之四十点五二，其中有许多是全国著名的中西医专家。
组织要大发展，就非要取消“防区制”不可。因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组织上是以医药卫生人员为重点，以大中城市为主和以中上层分子为主的方针，这是中共定下的规矩，还形成了决议。父亲认可了决议，执行起来却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主张发展年轻人，说：“在发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农兵，我们都欢迎！”他还主张把组织发展到县城，父亲的理由是：“县城里‘以党（指中共）代政’的现象，比上面更严重，如果有了民主党派的监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整个夏季，父亲积极布置举行民盟在京中委、候补中委座谈，一共搞了三次，后根据发言记录，八月三日民盟中央编辑了一本“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汇集”，里面有一百零三条意见。如何监督共产党，县级也应该发展组织，今后发展盟员最好不要交叉，关于法制与运动的关系，民盟纪念先烈是不是只有闻（一多）李（公朴）等问题，尽在其内。尽管很多意见是针对他的，那也高兴。
当月，父亲在农工中央座谈会上说：“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共产党过去对知识分子是‘打’，现在是‘拉’。为什么先打后拉？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这一点，连作汉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说毛泽东。蒋介石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他只会打，不会拉。那牙齿和舌头比，牙齿总是先落。”
九月，中共召开了八大。父亲西装革履地应邀列席。这次会议确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确认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会议决定，把共产党的工作着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经济模式；规定了“多快好省”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就提到党内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即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后来，这三个主义被称为：“三害”。显然，斯大林的错误教训和本国的现实状况，让毛泽东感到，要迅速成为一个强国，主要问题在执政党。那时，他多么自信：不让大家提“毛泽东思想”；选举中央委员，不事先排定中央委员名单；唯一被他指定过的人，是曾经反对过他的王明、李立三——这些举动，于民主人士而言，可谓出乎意料又惊叹不已。他们认为：毛泽东七年来都在改造别人。现在终于转变了，共产党准备改造自己了。
父亲在《前进报》第二期上发表《建议与感想》的文章，对中共八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其中提到的理论、原则、政策、方针和对于对于每一个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的方法，都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我们不能置身事外，漠不关心，加以曲解。代表大会文件是一部伟大的精深而又实用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它丰富多彩，生动有力，充满战斗精神。”
父亲又应俄文《友好报》之约，发表了《我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浅见》一文。他说：“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即一切为了社会主义。随着阶级的消灭，民主党派将通过自我改造逐步成为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那时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关系，将是进一步的亲密合作，即接受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又同共产党平等共事，有职有权，互相监督，根据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言论自由，在组织上是独立自主，在学术思想上可以‘百家争鸣’。为了更好地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今后民主党派应该积极地发展组织，团结更多的人在共产党的周围，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谁都能领会章伯钧的真实意图。
突然，发生了东欧波匈事件。举世震惊，毛泽东也震惊：原来红色政权是可以丧失在瞬间的！国内也出现了许多的“闹事”，工人闹，农民闹，学生闹，工商业也闹，退（合作）社，罢工，罢课，游行，请愿。毛泽东分析再分析，民主党派琢磨也琢磨，两者立场不同，结论却也相似：闹事的原因源于共产党政权不能正确解决社会内部矛盾，源于执政党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普遍不满的社会情绪。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开展党内整风。
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民主人士，也空前关心时局。他们有所预测，预测形式即将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政权在受到巨大挑战的同时，民主党派将得到空前的机遇。那些日子父亲天天等着看《参考》，他们聚会频繁，大会，小会，私人聚会。他们议论国事，议论中共的执政失误，议论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他们传递社会上频频“闹事“的消息。被压抑多年的知识分子心底掀起了波澜，起伏跌宕。那段时间，父亲在家请客象开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谈阔论，以父亲说话的声音最高，毫无顾忌地指责共产党。说到闹事，他的表情真的有点幸灾乐祸呢。
这些活动都被当作思想动向，报告了毛泽东。也难怪毛泽东后来说：谁知道章伯钧背后骂了我们那么多！此言不假。（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