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 (一)

——章伯鈞在一九五七

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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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22日訊】其實,我不必為紀念反右五十週年,專寫一篇懷念父親(章伯鈞)的文章。因為我日日在祭奠,夜夜在追想。臥室裡端放父親的遺像,逢祭日,在遺像前磕頭。臨壽誕,我撫摩遺像,說:「小愚,今天祝你生日快樂!」人懈怠了,立於遺像,閉目自省。痛苦了,撲在遺像前大哭。出書了,第一件事就是捧到遺像前,說:「爸爸,這是小愚對你的報答,高興嗎?」書裡,每一行字後面積澱的沉重與激情,都屬於他。

命是父親給的,我是他的延伸。這是不是有點像意大利西西里島人?家族代代相傳的自尊心、榮譽感超過一切。我必須感謝共產黨——是它掀起的政治風暴以超越血緣紐帶的力量使我們父女之情,比石堅,比水柔,比命長。父親的一生以及父輩的故事,是一頁永遠寫不完的稿紙。因為他們的生命都了斷在刪節號上。

本文講述父親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間的情況,且以民盟為主即使寫民盟的反右,也是極不完整或許永遠無法完整。

我相信世上有許多事,會永遠淹沒在黑暗裡。

發端——一九五六

反右發生在一九五七,發端於一九五六。

七年間,毛澤東胸懷大志,馬不停蹄地搞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戰爭、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路行來,所向披靡。他從不知足,自有更大更高的目標,那就是要使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政權,強大,再強大!提前實現國家工業化,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這是毛澤東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座談會上講的一句話。把「我們才吐一口氣」改為「我才吐一口氣」,就準確了。

要達到這個強國目標,靠八路和共黨干是不行的,單靠工人農民也不行。他需要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而這時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是個什麼樣子呢?他們大多處在游離狀態。一方面,他們想在中共政權下從事自己的專業工作,教書,研究,寫作,辦報,唱戲;另一方面,持續幾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並為使歸順新朝的知識分子變得俯首帖耳,反使其內心產生反感和壓抑。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人數眾多,聲勢浩大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作報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識分子的巨大進步和重大作用。宣佈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允諾要改善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安排,給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待遇。陸定一等人也在大會發言。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文化,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於是,一個叫「知識分子問題」的名詞,在當代中國產生了。提出問題就意味著解決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提到中共高層的議事日程上了。請注意:無論是周氏還是毛氏,都沒有否定那些打擊知識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運動。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人數眾多,聲勢浩大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作報告,坦言中共低估知識分子的巨大進步和重大作用。宣佈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並允諾要改善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安排,給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待遇。陸定一等人也在大會發言。一月二十日,毛澤東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文化,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於是,一個叫「知識分子問題」的名詞,在當代中國產生了。提出問題就意味著解決問題,知識分子問題提到中共高層的議事日程上了。請注意:無論是周氏還是毛氏,都沒有否定那些打擊知識分子的一系列的思想改造運動。

歷來,中國統治者與文人就是一對天生的矛盾。彼此需要又相互排斥,相互依附又比此猜忌。曹操和楊修堪稱典型。毛澤東也不例外,也是矛盾的。加之自身被大知識分子輕賤的經歷,更使其內心有著更多的排斥和猜忌。在這種矛盾心態下,毛澤東制定的知識分子政策,自然是兩手政策:使用和改造。父親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聽了,心裡不是滋味。啥叫「使用」?怎麼「改造」?政策下來後,父親耗了許多時間,到處去解釋這個政策有多好!回到家裡,他也罵:「什麼使用?還不是利用!」

自一九四九年後,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政權表示歸順的同時更多的是觀望。同是文人卻靠武力成功的毛澤東卻要求他們絕對歸順:政治歸順,思想歸順,心的歸順,越是大知識分子,就越要你歸順。歸順的辦法就是一系列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武訓傳》,批判梁漱溟,批判胡適,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風。

也許只有自卑感、報復心、權力慾三者集於一身的帝王,才這麼對付文人。我曾讀到張東蓀在燕京大學幾次自我檢查,也讀到潘光旦、劉王立明在民盟中央的檢查全文,不禁伏案而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一遍遍地違心檢討,一步步退出了一生堅守的精神家園,特別是「肅反」和「肅胡」運動,製造了大陸知識分子整體性的恐懼與不滿。「冷雨青燈讀書舍,怕別離又早別離。今宵醉也,明朝去也。」剩下一具軀殼,掙扎生存。表面的俯首帖耳,內心的壓抑,情緒的消極,怎能符合併配合毛澤東一心要掀起的建設高潮呢?於是毛澤東迅速作出了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決定。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下發了,毛澤東力圖以最快的速度推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新政策。一時間,大報小報都刊出宣傳知識分子重要作用的文章。

三月初,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翻譯印發,頓時成為民主人士熱門話題。本來父親就反對斯大林模式和蘇聯道路,何況胞弟章伯仁是斯大林在「大清洗」時期以「間諜罪」殺害的。所以,那段時間,家裡屋外都聽到父親帶著憤怒的議論:「斯大林就是代表最醜惡的名詞。」一次,他對農工中央外地來京的朋友說:「你們看,蘇聯一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與民主運動將要匯合。」

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作《十大關係》報告。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且明言實施這個方針的前提,是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開出「百花」、形成「爭鳴」,毛澤東還是真想了些辦法。比如,他讓《人民日報》改版四版擴為八版,以接納中共之外的聲音;把《光明日報》和恢復的《文匯報》交還給民主黨派主辦;活躍學術爭鳴活動,放寬期刊出版限制,鬆動文藝政策,禁戲全部開放。

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很興奮!父親也興奮,說:「社會主義民主有待我們來創造!」又說:「民主黨派有搞頭了,民主黨派責任很重。國家機關裡的每一級,如司長、局長、科長,都是共產黨員做主,知識分子是農奴勞動,怎麼叫人去發揮積極性呢?」傳達毛澤東的《十大關係》時,他還說:「現在許多人,都說資本主義不好。

事實上,資本主義也還是有活力的。為什麼還有活力?就是因為有多黨制度,有眾議院和參議員,有在朝黨和在野黨。光緒皇帝為什麼完蛋?就是因為沒有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是,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在朝的罵在野的,在野的罵在朝的,這就是活力。這在我們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他們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說,資本主義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說互相抑制、互相監督的作用。」

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單靠活躍文化學術是不夠的。羅隆基認為關鍵是要解決「黨與非黨的關係問題」,因為是中共一系列的思想改造運動形成的「戒慎恐懼」,才使十萬高級知識分子對中共「敬而遠之」。毛澤東心裡清清楚楚,若要消除知識分子的思想壓抑和政治恐懼,還需政治方面出招。這個招數就是請出民主黨派。現在的材料表明毛澤東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覺察到中共有可能在「統一戰線」的旗號下實施一黨專政,自己打心眼兒裡也想這麼幹。

但他也十分清醒:現階段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是「我們需要採取這個策略(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聽取第二次匯報時的講話,《黨的文獻》二00四年一期)」。而啟動民主黨派,自是中共的策略的重要部分。為此,毛澤東揚鞭策馬,放出話來:「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蘇聯只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他們(指民主黨派)可以監督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同上)」好大的胸襟氣派!我們簡直區別不出此刻的毛澤東和前不久搞「肅反」、「肅胡」的毛澤東,怎麼會是一個人?

為了改善黨與非黨的關係,中央統戰部在全國範圍做了一年的內部檢查,聽取黨外人士、對他們應如何「監督」、怎樣「共存」,提出具體意見和辦法。那些被邀參加座談會的都異常感動。父親畢竟是職業政治家,職業敏感告訴自己:無論是民主黨派還是他本人,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時機快要來臨。

第三黨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主張,也有實踐的可能性。故而他在農工黨中央放言:「中國正面臨著一個轉折點,世界也面臨著一個轉折點。今後形勢要大變,我們的責任很重,每人要立志做一個政治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民主,政治不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民主,經濟不民主。我所說的轉折點,就是要在今後做到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相結合。」

父親有著很突出的兩面性,江湖作風和政客色彩。這與他長期搞第三黨,在夾擊中求存的政治生涯,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統戰部那裡,他的話都是跟進、擁護中共的。回到民盟和農工,他就站到了中共的對面。「一個人穿的是英國蘭開夏的呢制服,坐的是小汽車,吃的是山珍海味,雞鴨魚肉,但如果不讓他獨立思考,一切都是聽從別人指揮,要坐就坐,要站就站,這種人也會鬧革命的。」——這是他的牢騷,也是他的內心真實。父親身處高位,生活優越,但這不是他的人生追求。

對一九四九年後的民主黨派被排擠在國家權力邊緣的處境,早就有所不滿。現在,好了!毛澤東提出「監督」方針,正是一個政黨當作之事。父親私下裡對羅隆基說:「現在我們民主黨派大有可為,可以大作特作」。父親雖然在民盟中央和農工中央的公開場合提倡大家學習馬列主義,而他在很多座談會和私人場合裡卻說:「我認為《詩經》、《論語》還有用,馬列主義只有那麼幾條,我就沒興趣,不值一學。《人民日報》所刊載的也完全是教條,毫無意義。」「新中國需要『新人文主義』,我打算搞一套『文藝復興』。如得不到精神自由,就沒什麼可搞的。」

父親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在農工黨中委座談會上,談到對「共存」與「監督」方針的感受,說:「在大革命時期,由於共產黨執行統戰政策,它就有了威信。後來有個時期不與黨外人士合作,反對中間勢力,共產黨的威信就降低,作用就減少。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力量相當雄厚,還有力量;它們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組織,也還有一定的作用。我們要搞社會主義,一是經濟民主,二是政治民主,但還要加上一條思想民主。政治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要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思想自由的具體表現,就是要『百家爭鳴』自由討論。『共存』和『監督』,這是兩個大問題。全世界都在討論。在我國,可能出現一個到處演說和做文章的局面,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意見。我打算開始演說,準備在政協禮堂先同民主黨派的幹部來談談。錯了也沒關係,反正問題是開始了。昨天,我在政協和民盟唱了兩曲。我主張中國搞兩院制,人民代表大會是眾議院,政協是上議院。資本主義國家是實行兩院制的,這種制度過去發生了作用,今天也還在發生作用。在我們國家實際也在發揮著兩院制的作用,不過就是沒有取得法律手續。有人大和政協,這就說明已經有了兩院制的架子,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發生資本主義兩院制的作用。現在形式更完備一些,並具備法律手續,問題就解決了。具體意見是:政協有監督權和不同意見權,對人大的某些方案,政協可以表示不同意。不同意,兩院再協商,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同時,我們也不必強搬硬套別人的東西,我們可以走「文不成法」的道路。不管什麼形式,只要能發揮兩院制的作用就行了。所以,我認為不修改憲法也是可以的——這就是我的主張。我的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的。既然講民主,就要搭個架子。我不怕出醜,也不怕犯錯誤。」

果然,父親「不怕出醜,也不怕犯錯誤」,在七月、十月統戰部召集的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座談上,針對監督中共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張。比如監督應該有法律保障,民主黨派對政府部門應有質詢權;民主黨派應該在人民代表大會中設立類似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黨團」,每個黨派的「議會黨團」有權向中外記者發表主張;政府部門對民主黨派提出的批評建議,要認真處理,不得敷衍。

此後,父親提出的政治設想就更多了。比如政協應成為建議、監督、審核機關,具有監督權、否決權。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組成政治討論會,定期討論國家大事,向政府和中央提出方針、政策的建議等等。果然,如父親生前所料——「我的話會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章伯鈞的一系列急切又激烈的政治主張,給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後,他把這些情況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

要有作為,就要有人馬。別忘了,從在鄧演達手下工作開始,父親就是專門從事組織活動的。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組織限制頗多。「八個黨派加起來才九萬人。」這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是感慨,是無奈,更是不滿。

一九五六年秋,他在國外接受記者採訪。人家問:「中國民主黨派的成員一共有多少?」父親心想,九萬人還是八個政黨的總和,說出去都丟人。自己索性把數字翻了一倍,說:「十八萬。」事後,他告訴了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邢西萍。

邢西萍大笑,沒責怪他一句。父親對母親嘆道:「看來,連徐冰(即邢西萍)也覺得我們可憐那!」

現在機會來了,父親怎能放過?對民盟、農工的組織發展工作,他早就憋足了勁兒。

他在民盟放出話來:「共產黨有一千萬,民主黨派只有幾萬,如何談得到監督?民主黨派要發展到一百萬!」

他在農工黨沒有放話,卻真放手大干了。七月間,農工民主黨中央為貫徹六屆二中全會關於在醫藥衛生界開展工作的精神,在北京飯店舉行了一次大型招待會,招待當時出席中華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國微生物學會、中國生理學會、中國解剖學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的部分代表及北京著名中西醫共五百餘人。父親精神抖擻,容光煥發,在致辭中介紹了中國農工民主黨在醫藥衛生界所做的工作,表示今後願意繼續在這方面更多地做些工作,希望和大家進一步加強聯繫。——他的誠意和大度,博得了掌聲和好感。一方面使得上述五個學會的許多代表對農工民主黨在醫衛界進行的工作任務和方針有了更多的瞭解,另一方面,也是父親的用心所在:它為各地組織在醫衛界重點開展工作,發展組織打開了局面。這次招待會,在民主黨派中非常惹眼,大家都說章伯鈞辦事就是有氣魄。結果也是滿意的:從農工黨六屆二中全會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年中全黨吸收成員的人數為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的兩倍,醫衛界成員佔總數百分之四十點五二,其中有許多是全國著名的中西醫專家。

組織要大發展,就非要取消「防區制」不可。因為中國農工民主黨在組織上是以醫藥衛生人員為重點,以大中城市為主和以中上層分子為主的方針,這是中共定下的規矩,還形成了決議。父親認可了決議,執行起來卻表現了極大的靈活性。他主張發展年輕人,說:「在發展中,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只要不是工農兵,我們都歡迎!」他還主張把組織發展到縣城,父親的理由是:「縣城裡『以黨(指中共)代政』的現象,比上面更嚴重,如果有了民主黨派的監督,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整個夏季,父親積極佈置舉行民盟在京中委、候補中委座談,一共搞了三次,後根據發言記錄,八月三日民盟中央編輯了一本「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意見彙集」,裡面有一百零三條意見。如何監督共產黨,縣級也應該發展組織,今後發展盟員最好不要交叉,關於法制與運動的關係,民盟紀念先烈是不是只有聞(一多)李(公朴)等問題,盡在其內。儘管很多意見是針對他的,那也高興。

當月,父親在農工中央座談會上說:「知識分子問題提出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共產黨過去對知識分子是『打』,現在是『拉』。為什麼先打後拉?這就是政治。搞政治的人不懂這一點,連作漢高祖都不行,更不必說毛澤東。蔣介石為什麼不行?就是因為他只會打,不會拉。那牙齒和舌頭比,牙齒總是先落。」

九月,中共召開了八大。父親西裝革履地應邀列席。這次會議確定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確認國內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會議決定,把共產黨的工作著重點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提出了以計劃經濟為主、商品經濟為輔的社會經濟模式;規定了「多快好省」的經濟建設方針。毛澤東在致開幕詞的時候就提到黨內存在著違反馬列主義的觀點和作風,即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上的官僚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

後來,這三個主義被稱為:「三害」。顯然,斯大林的錯誤教訓和本國的現實狀況,讓毛澤東感到,要迅速成為一個強國,主要問題在執政黨。那時,他多麼自信:不讓大家提「毛澤東思想」;選舉中央委員,不事先排定中央委員名單;唯一被他指定過的人,是曾經反對過他的王明、李立三——這些舉動,於民主人士而言,可謂出乎意料又驚嘆不已。他們認為:毛澤東七年來都在改造別人。現在終於轉變了,共產黨準備改造自己了。

父親在《前進報》第二期上發表《建議與感想》的文章,對中共八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其中提到的理論、原則、政策、方針和對於對於每一個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的方法,都直接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政治生活,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我們不能置身事外,漠不關心,加以曲解。代表大會文件是一部偉大的精深而又實用的馬列主義教科書,它豐富多彩,生動有力,充滿戰鬥精神。」

父親又應俄文《友好報》之約,發表了《我對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淺見》一文。他說:「民主黨派的奮鬥目標和共產黨是一致的。即一切為了社會主義。隨著階級的消滅,民主黨派將通過自我改造逐步成為一部分勞動人民的政黨。那時民主黨派同共產黨的關係,將是進一步的親密合作,即接受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又同共產黨平等共事,有職有權,互相監督,根據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民主黨派在政治上有言論自由,在組織上是獨立自主,在學術思想上可以『百家爭鳴』。為了更好地發揮『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作用,今後民主黨派應該積極地發展組織,團結更多的人在共產黨的周圍,加強馬列主義學習,提高社會主義覺悟,發揮獨立思考能力,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誰都能領會章伯鈞的真實意圖。

突然,發生了東歐波匈事件。舉世震驚,毛澤東也震驚:原來紅色政權是可以喪失在瞬間的!國內也出現了許多的「鬧事」,工人鬧,農民鬧,學生鬧,工商業也鬧,退(合作)社,罷工,罷課,遊行,請願。毛澤東分析再分析,民主黨派琢磨也琢磨,兩者立場不同,結論卻也相似:鬧事的原因源於共產黨政權不能正確解決社會內部矛盾,源於執政黨脫離群眾而引起的普遍不滿的社會情緒。毛澤東當機立斷: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開展黨內整風。

章伯鈞、羅隆基這樣的民主人士,也空前關心時局。他們有所預測,預測形式即將發生巨大變化,共產黨政權在受到巨大挑戰的同時,民主黨派將得到空前的機遇。那些日子父親天天等著看《參考》,他們聚會頻繁,大會,小會,私人聚會。他們議論國事,議論中共的執政失誤,議論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他們傳遞社會上頻頻「鬧事「的消息。被壓抑多年的知識分子心底掀起了波瀾,起伏跌宕。那段時間,父親在家請客象開流水席一般。大家高談闊論,以父親說話的聲音最高,毫無顧忌地指責共產黨。說到鬧事,他的表情真的有點幸災樂禍呢。

這些活動都被當作思想動向,報告了毛澤東。也難怪毛澤東後來說:誰知道章伯鈞背後罵了我們那麼多!此言不假。(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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