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收煞——一九五八
一月二日下午三時，在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主席高崇民。一、關於右派分子處理的程序問題。決議：召開中常委擴大會議處理右派分子，外地中委一般不另邀參加，出席人大會議的中委可邀請參加。在京的中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可以參加會議，外地者不另通知參加。二、討論「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則規定的意見（草案）」[附件5]。決議：一致通過，並一致同意新增加錢瑞升、錢偉長、吳景超、潘光旦、黃篤義、張志和、范朴齊、張雲川、楊子恆、陳仁柄、劉王立明等十一人為標兵。
一月九日晚上，七時，在沈鈞儒家中，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六次會議。主席胡愈之。一、 胡愈之報告各民主黨派開會處理右派分子的情況。二、 楊明軒報告七人小組工作進行情況。三、 關於召開中常委擴的會議的問題。
一月十七日召開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薩空了起草章羅聯盟批判發言稿；作反右鬥爭小結。
一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分組座談右派分子處理問題。
一月十九日下午，民盟中央舉行批判章羅聯盟大會。宣讀了薩空了起草章羅聯盟批判發言稿。
此間，分別於一月十六日、二十日、二十四日，在沈鈞儒家中，舉行了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的十七、十八、十九次會議。連續三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和討論「關於處理民盟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的右派分子的決定」[附件6]草案。其中兩項決議：一、關於張志和、舒軍、李康的處理問題，推薩空了與四川統戰部部長程子健聯繫後，再向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匯報。鮮英的處理，改為四類；王文光改為五類。二、推陳望道、胡愈之、薩空了、張國藩碓處理決定作文字修改。
一月二十五日晚七時半，在民盟中央禮堂，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二十次會議。主席史良。出席者：劉清揚、李文宜、陳望道、胡愈之、高崇民、沈鈞儒、喻德淵、吳昱恆、許傑、張國藩、鄧初民、羅子為、史良、楊明軒、邵宗漢、沈茲九、千家駒、徐壽軒、楚圖南、閔剛侯。一、胡愈之報告明天座談民盟中央右派分子處理決定，準備邀右派分子參加，向他們宣佈處理原則及名單。史良說：「明天上午的座談會右派分子也參加會議，今天在座的同志要做好思想準備。若他們對自己的處理表示接受，確已低頭就很好。萬一他們鑽空子，態度表現不好，我們要及時展開批評。」二、楊明軒代表整風領導小組，報告對張志和、李康、舒軍三個右派分子的處理，已經徵求四川統戰部的意見，並經七人小組研究決定：張志和、范朴齊為三類，舒軍為第二類，李康為第一類。三、討論通過「民盟中央常委會關於右派分子的決議」。
一月二十六日，我永遠記住的一個日子。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十七次中常委擴大會議，宣佈處理右派分子的決定。民盟中央一級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九名（後為六十一名）。章伯鈞[附件7]、羅隆基被正式劃為右派分子。後來，在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二十一次會議上，決議：民盟中央五十九名（後為六十一名）列為密件管理。中央和地方組織各保存一份。
據說，中央高層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就開過一次會[65]，鄧小平、彭真題意審查這次的右派分子，北京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三個部長，黃紹竑、龍雲兩個副主席，費孝通、錢偉長兩個科學家，陳銘樞、黃琪翔以及學生譚天榮、林希翎共六十四名，應立即逮捕法辦。毛澤東未予採納。後來，改定為群眾路線，即對右派搞批判鬥爭大會，每人都經歷十幾、幾十次的批鬥。翻舊帳、追既往、找現行，定出罪名，再作處理。
四天後（即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出席了在頤年堂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被收拾的老老實實、也嚇的戰戰兢兢的民主黨派領導人悉數到場。沈鈞儒、李濟深、黃炎培、陳叔通、許德珩、鄧初民、邵力子等三十餘人，相繼發言。一致表達對共產黨的忠誠，對毛澤東的愛戴，對反右鬥爭取得勝利的喜悅，對民主黨派內部展開整風的擁護以及進行自我改造的渴望。當然，每個人的發言都少不了批判章羅聯盟。難道他們真的那麼喜歡自我貶抑嗎？真的就那麼心悅誠服嗎？恐怕未必。但無論是政黨還是個人，欲存於當世，除了俯首稱臣，已別無他途了。
毛澤東在台上，聽得舒舒服服，怎地不舒服？從此，中國進入了「中共獨霸全國，毛氏獨霸中共」的歷史階段。會議最後，毛澤東作了總結性講話，向八個民主黨派提出五點指示：一、 要適應工農業生產高潮下的新形勢；二、每人每年下鄉四個月，老弱不勉強；三、整風勿太嚴；
四、各地都可以開右派座談會；五、右派可以轉變，對他們要有信心。
聽著這五點指示，我已很難想像掛在李濟深、黃炎培、陳叔通臉上的，是啥表情。這些民主黨派元老，兩腳跨入了新朝政治，心底仍存留著些許故國情感和文化眷戀。現在連心底的東西也要被除去、洗去、拔去了。在今後的歲月裡，只能在被允諾的限度和不多的餘地裡選擇。一九五七年的黃炎培是左派，與此同時黃家有四個孩子都劃為右派，其中就有中國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民主黨派圈子的人都清楚：黃炎培、程潛、陳叔通、章士釗幾個人是領袖平素最喜接近的黨外人士。有時還要特別送上些時新蔬菜，這是毛澤東的一點心意；把黃家幾個孩子都劃成右派，這也是毛澤東的一點心意。不奇怪！在毛澤東心底，黃炎培就是右派。
針對章羅聯盟繼續保留一些職務和較好待遇，毛澤東曾這樣解釋：「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澤、宣統皇帝。至於羅隆基、龍雲他們現在還有官做，那些人實際上是反革命。所以擺他們的位子，無非是以示寬大。因為有三十多萬右派，我們也擺他幾個。那些右派說：唉，我們朝中有人啊！這樣有利於改造那些右派（安子文插話：現在有四十五萬）好多？四十五萬？哈哈，隊伍不少！」
我曾問父親：「你的罪名不是反社會主義嗎？」
「我們的罪名嗎？那就是我們說得太多，我們懂得太多，我們幫得太多，我們受教育太多。」
我又問：「你們為什麼失敗？」
父親想了想，說：「你年紀太小，以後再告訴你。」
五十五萬右派，絕大部分都失去工作——這話是後半輩子都深感歉疚的李維漢，在自己的回憶錄裡說的。中國任何一次的社會浪潮，都是極少的人興起了，很多人消失了，許多人被鎮壓了。
「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腸斷。」文革中，知道來日無多的父親，以無比的痛悔和清醒，向我講起了自己的一生。我什麼都明白了，什麼都記住了……
先知先覺者，已命赴黃泉，後知後覺者，也難逃厄運。而我們這些不知不覺的人，起碼應該明白這五十年的慘烈與荒謬。
二月二十七日，各民主黨派共同作出《在各民主黨派內部進一步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號召各黨派成員通過整風，掀起自我改造大躍進的高潮。「決定」裡說：整風任務對於民主黨派的組織來說，是徹底清算右派路線的影響，進一步確立接受共產黨領導、真正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路線。對於民主黨派的成員來說，是進一步辨明兩條道路的大是大非，進一步改造政治立場，使儘可能多的人從原有基礎上向工人階級立場前進一大步，堅決接受共產黨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在行動上今後力求做到：一、真誠跟著共產黨走。交出心來！二、積極工作，貢獻才能，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三、積極主動搞好共事關系合作；四、努力學習政治、理論，認真進行思想改造；五、向工人、農民學習，樹立勞動觀點，積極培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
民主黨派的這次整風是自我檢查，也是揭發他人。所以，「決定」又規定：對於在一般整風中，被揭發出來的曾經有過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除情節特別嚴重、態度很惡劣、因而引起多數人公憤的分子，應當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對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對待，但是應當進行嚴肅的批判。對於主動揭發自己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的人不做右派分子對待，鼓勵和幫助他深入檢討，決心改造。在一般整風中，如果有人乘機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這種人是現行的右派分子，應該對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
三月二日，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會上，決定要搞一份「自我改造決心書」以號召全盟。決心書是由薩空了、金岳霖、張畢來當場擬就通過，會議開到半夜十二點，自始至終，情緒飽滿。第二天（三月三日），民盟中央舉行了一個名為「促進一般整風和加速自我改造大會」。由主席沈鈞儒帶頭，老副主席史良、高崇民，新當選的副主席楊明軒、胡愈之、鄧初民、吳晗、楚圖南，中常委千家駒、劉清揚、周新民、聞家駟、薩空了，秘書長閔剛侯等共一百零三人，都在決心書上籤名。
三月十六日，在中央統戰部的策劃組織下，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大會主席為沈鈞儒，並致開幕詞。李濟深、黃炎培、郭沫若先後講話。大會通過了《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和上毛主席書。會後，全體走上長安街，高呼口號，列隊遊行。新聞報導和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的頭版。不久又聽說，民主黨派許多體面人物踴躍要求加入中共。被婉拒後，還心生愧痛。
對此，父親感慨道：「都下跪去了。」
下跪？必須下跪。這是唯一的、被迫的選擇。如果章伯鈞不是右派，他也得簽名，也得遊行。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包括史良、吳晗、鄧初民等反右積極分子在內，他們感受最深的恐怕不在「作宦之危」。最不堪的，還是「依人」。「我這輩子已不再妄想做共產黨員……現在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中能夠幫助共產黨提些政治上的建設性意見的，簡直沒有多少。李濟深？黃炎培？張治中？」[67]陳叔通在黨派圈子裡，一向被認為諳熟世故、練達人情。而這話，就是他說的。
三月中旬，全國政協把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黃紹竑、陳銘樞、龍雲在內的五十多名大右派分子，統統弄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集中進行學習改造，由於右派在單位都很孤立，在家中也十分無聊。現在有個機會把大家聚集起來，同吃同住。個個高興透了，見面的時候，又是拉手又是拍肩膀。一個小組就是一個沙龍，有說有笑。父親第一週放學回來，臉色就不錯，心情也不錯。他說：「頭兩天，我們住的房間的門上，都標出學員的名字。我的房門貼著章伯鈞三個字。結果，遠近學校的老師、學生、幹部都跑來看。我和努生（羅隆基字）、老儲（安平）以及龍雲的宿舍門前，整天的水洩不通。兩天後，姓名標籤就撕掉了。」父親邊說，我們邊笑。
父親故意板起面孔，瞪著兩眼，對我說：「笑什麼？在西方，那些政治犯在有文化的人眼裡，個個是英雄呢！他們在監獄裡待遇最好，可以寫作，容許接見記者。
從四月十一日開始，上邊就叫他們「交心」。所謂交心，就是交代過去沒有交代過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交待對自己被處理的反映（即對被劃為右派分子服不服）。到五月五日為止，他們一共交出八千八百四十條[68]。平均每人一百七十條。交代最多的有黃紹竑，顧執中，一人三百條以上。中等的，有羅隆基、儲安平，一人二百多條。父親交代最少，三十條。陳銘樞說：「我有三不交代。已揭發的不交代，和朋友有關係的不交代，歷史上的事不交代。」父親說：「要鄧初民、高崇民來。他們的問題很多，我不相信他們都能交代出來。」說到認錯、認罪。絕大多數是不服的，理由很多，如：「不過是說錯了話」「六條標準發表太晚了」「沒有構成犯罪」「過於熱心」。
知名右派難得會聚，他們話題多，故事多，趣事多。會打橋牌的，找到了搭檔。會下圍棋的，找到了對手。即使寫交代，也是你寫的，給我看；我交代的，給他看。「失又何愁，得之何喜，悶也何為？」個個飽經風霜，地老天荒，無不以「過關」為準則。等到了五月份快結業時，大家竟然是難捨難分了。陶大鏞建議：「學期是否可延長兩年，把右派帽子摘掉再走。」宣寧說：「什麼時候恢復健康，什麼時候出院。」費孝通主張：「可放暑假，九月再來搞理論。然後再下放勞動。」陳銘樞說：「我們已經來啦！改造好了再出去吧，要改造得像個樣子再結束。」最有意思的是羅隆基，他嫌老師水平低，說：希望能調一個到兩個理論高的人來，從理論上幫他從頭學起。
再回來說民主黨派轉入以改造政治立場為主的整風運動，。這個運動到九月收場，其間經歷大鳴大放大字報，集體向黨交心，梳辮子自我檢查及大辯論四個階段。每個人必須以書面形式向黨交心，交心成果則按「條」計算。左派裡，交心最少的是吳晗，八條。交心最多的是鄧初民，二百零六條。右派裡，交心最少的是曾昭掄五十一條。交心最多的是費孝通，二百八十二條。在民盟中央每個人幾乎都被別人貼了大字報，大字報以「張」為單位統計。吳作人被貼大字報的數目最少，三張。最多的是胡愈之，二百一十八張。民盟幹部的意見從強烈要求盡快把章伯鈞、羅隆基開除盟籍到質問許廣平為何不來民盟開會，從批評史良的嬌、驕二氣到楚圖南、胡愈之請求大家不要叫他們「楚老」、「胡愈老」，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運動進入自我檢查階段，首先提出作自我檢查的共有五人，頭一個就是胡愈之。繼而，史良檢查，吳晗檢查，千家駒檢查……一路下來，中國民主同盟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右轉左，全都作了檢查，且均為書面檢查，並上繳中央統戰部。這似乎應了毛澤東的那句話：「民盟最壞，男盜女娼。」說句老實話，要在民主黨派裡當個左派也不易。用父親的老朋友顧頡剛的話來形容就是：「如今知識分子真夠苦的！要有一手畫圓，一手畫方的功夫。」
毛澤東把個民主黨派整成一攤提不起來的爛泥，心滿意足了。此後的民主黨派幾乎是看到什麼，就讚揚什麼。讓擁護什麼就擁護什麼。最可憐處是某些人居然為此而自得。中共深知他們，他們也深知中共，無非彼此需要罷了。民主黨派負責人，不管你是副主席，還是政協常委都是「聽筒」罷了。毛澤東的每句話，統戰部的每個決定，都決定著他們的命運。一聲傳喚，可以高昇，一聲傳喚，亦可垮台。凡是毛澤東說個什麼，共產黨幹個什麼，民主黨派都緊跟著表態。誰個敢學章伯鈞，施展江湖作派？誰人敢做羅隆基，抖擻風月情懷？
我問父親：「為什麼要民主黨派也表態呢？」父親說：「你想呀，皇帝雖然是專制權利的頂點，但是若無官僚、文人的合作和服從，他的權威性和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
九月十日，毛澤東視察江南，邀請張治中作陪。視察歸來，張文伯（張治中字）就給父親通了電話。掛了電話，只見父親滿臉陰雲。
好一陣，父親才對母親和我說：「剛才是文伯打來的電話。老毛真壞呀，在北京收拾了我還嫌不夠，又跑到老家敗壞我。」
母親忙問怎麼回事。父親說：「老毛這次特地去安徽，特地帶上文伯。他知道章伯鈞是安徽人，用意不是很明顯嗎？在合肥，老毛對文伯說：『你們安徽有人才呀，遠的不講，近的就有三個。』文伯問：『哪三個？』老毛說：『李鴻章，陳獨秀，章伯鈞。』說罷，手掌一晃，笑著對文伯說：『你還不夠格呢。』」
悲矣痛哉！「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父親一直想念家鄉，反右以前，同鄉黃鎮綜約他一起回家看看，父親忙得顧不上。現在顧得上了，卻已無顏見江東父老。到死，章伯鈞也沒能回去走一趟，看一眼。
父親成了頭號右派，終日無事可做。鬱塞落拓之情、隱約浮上心頭的恨意，無時不在，。平淡乏味的人生裡，從哪兒去獲得力量？面對時光流逝和政治失意給自己留下的陰影，父親仍然缺少心理準備，同一個世道啊！國民黨打擊他多少次了，通緝他多少回了，自己都不像今天這樣。
這一年的深秋，沈鈞儒曾約父親到他的住所談話。朋友關係依舊，客廳佈置依舊，可說話的內容全變了。沈鈞儒勸父親「好好改造思想」，說他自己也在「努力改造」。沈鈞儒還告訴父親：今年四月到上海，白天開會，晚上還請沈志遠、徐鑄成到賓館吃飯談話，也是希望他們好好改造，對前途不要喪失信心。父親很感動，明知他的談話很可能是奉統戰部之命。
一年後，沈鈞儒送了父親一冊正楷書寫的毛澤東詩詞，線裝本，很講究。父親拿給我看，說：「抄誰的詩詞不行，何必花那麼多工夫去抄他的。」
「為什麼？」我問。
「詩詞配不上書法。」父親遲疑片刻後，這樣回答。
我想起來了：魯迅墓碑上「民族魂」三個雄渾無比的大字，就是沈鈞儒書寫的。
是配不上！可父親為什麼要遲疑一陣呢？
反右以後，沈鈞儒常在衣袋中放一紙條。上書：「你是不是聽黨的話？你是不是聽毛主席的話？你是不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你對人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寫到這裡，我的兩眼都是淚。一寸之心，如萬刺千錐！「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舊好；人，憔悴了。」沈鈞儒何許人也？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曾考中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又留學日本，專攻法政。一生經歷多次改朝換代，始終以民主立憲為志。辛亥革命前夕積極倒袁（世凱），因反對曹錕賄選，受北洋軍閥通緝。「四、一二」事變，險遭槍決。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組織「政治討論會」以推進憲政運動。他是著名「七君子」之首；他是中國著名大律師；他是有名的教育家；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長。輕塵弱草，月折日磨。一場場政治運動的蕭蕭風塵，捲走了所有的流光遺韻。「易代」大多是要流血的，「易代」在一個人的生命和心靈裡同樣也是流血的。
沈老的字條，給我極大的刺激。他讓我常想起父親關於楊樹的談話。我一家人從香港遷到北京不久，父親便帶我去北海公園。從後門進去，便看到颯颯作響的楊樹。樹皮白如梧桐，樹葉色似冬青，微風掠過，淅瀝有聲，悲涼又淒清。香港沒有楊樹，我就站在那裡一聽再聽。父親過來拉我的手，朝前走。
我問：「這楊樹怎麼會有聲響呢？」
父親說：「你知道耶穌的十字架嗎？那粘血的十字架，就是用楊木做的。從此，楊木就不停地顫抖了。」
反右後的日子裡，看一步步衰萎的沈鈞儒、看一點點憂鬱的父親，我覺得父輩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楊樹。即使人已歸去，靈魂仍在顫抖，不堪，不平，不公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