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14日讯】（接前）
（五）法轮功遭不公之待的原因
每个气功门派都既有气功的共性，也有其个性。个性形成其长处和短处。作为一个气功门派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一位精于传统气功实践，专一、务实的修炼者。他的修炼经历，决定了他思想单纯，行为善直；修炼人应有的心性标准，使他不愿、也不擅长运用非正常的交际手腕或依附政界的影响推广气功；他旗帜鲜明地宣示修炼思想，直话直说，直指根本。这一方面，造就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意识和修炼行为的个性；另一方面，又决定了法轮功在当代中国大陆那种盘根错节的交际网、扑逆迷离的人际关系和错综复杂的政治运作的环境中难以立足！她不仅会受到来自官方的指责和来自党化文人的批判，还会受到由门派之见而引出的气功界人士的排斥！皆由此因，她不仅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在中国大陆稳定与长期的发展，更使她成为中国气功界首个被当局枪瞄的“出头鸟”。法轮功的个性，依个人管见，有以下几点：
一、修炼思想与党文化理念相格
自汉武帝时代以后，儒学是中国的主流之学。经历了唐代的顶峰，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走下坡，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学究式儒学在此时期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儒学中的某些说教，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十分有利于统治者，顿时受到朝廷之青睐。出于帝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程朱理学被奉为宋以后的中国主流学问。统治者的目的，是把民众的思想限制在统治者制定的规范内。宋代后的中国，除了在清代出现了“康乾盛世”外，政治和经济基本走的是下坡路。站在内求实践的立场上看这个新儒学，它摒弃了孔子创立的以内求修炼为本的修身治学的通则，脱化成普通实践模式的经院之学。这个经院式儒学所树立的思想框架，犹如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轾梏管束了国人之精神世界，以致近代的中国人在反抗独裁统治的路上，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20世纪初的知识精英们看到了近代儒学腐朽的一面。由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缺乏修炼实践，而且在学习经典文化的过程中，其思想也不免受到经院儒学潜以默化的“污染”。因此，这一代文人学士们，注定是无法揭示近代儒学腐朽的根因的。正因如此，他们认定，要改变中国之旧状，必须打到孔家店，必须全盘西化，必须以扬弃自己的文化之根为前提和代价（多么可怕的狂热）！若不把迂腐没落的经院儒学的实质揭示尽然，中国的未来无法乐观。进而言之，欲让国人重新认识传统儒学之精神，就必须让人们先认识到内求修炼实践活动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这就必须从普及气功活动开始。民国时期的知识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有机会接受到一些开放了的中国功夫，继而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华内炼功法的袪病健身功用，并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向社会大力推崇。但是，袪病健身效应只是气功锻练的一个副产品而已，远没有触及到祖国内求修炼文化提升人在自然界的自由度这个终极效应。
20世纪中叶开始执政的中国社会主义当局，采用了各种手段，限制、阻碍民众认识气功和特异功能这些用西方科学理论暂时无法解释的文化现象，并鼓动民众疏远这些现象，同时指派御用文人以“封建迷信”、“无科学根据”、“旧文化的糟粕”等由全盘否定。其实质是剥夺了民众在此方面的思考、讨论和深究的空间，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仅此所举，不难看出：气功活动与政治活动无法分开！因为它们同属人文现象，同存于一个人文环境，彼中有我，我中有彼。历史如此，现实也如此。
然而，法轮功创建人公开强调气功活动是“修炼”这个观点。在此以前，气功被普遍宣传为一种袪病之法。在1980年代初，这个观点有过普及与推广气功的历史作用。事实是，在中国气功史上，无论是儒、道、释、医、武或民间修炼者，千多年来都没有把气功修炼明言为治病方法。因为袪病的效应，只是内功修炼过程中最最初始的必然效应。也就是说，只要练，就有这个效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轮功不讲治病而只讲炼功，很多学员的顽疾却都在不长的时间内消除了）。可中国当时出山了这么多“大气功师”和气功学究者，为何鲜有人氏公开宣示类似李洪志先生的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有何争议之处？
在古代，人们修炼内功是为了“超凡达圣”。从凡人到圣人的变换过程之实质，是人的体质变换和意识状态的升华。对于个人来说，是提升生命自控能力的过程。对于整体的人类说来，就是提高人在宇宙中的自由度。因此，气功修炼不是用来治病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从中国文化的根基点上，拨正了气功修炼的地位，同时也纠正了党文化意识形态对气功所下的片面、狭窄和误导人们思想的定义。但凡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是“管人”的国家。说“管”，主要就是要管住国民的思想。设定气功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了“管”。其实质是愚民。这是君宪制政管要素之一。但法轮功创建人却偏偏在此时刻明着没有与当局“配合”，很明显，这一行为愈越了当局从1950年代就内定的气功宣传与推广的策略。
而“自由度”这个概念，显然是与当局的愚民目标相悖的。凡共产党执政之地，“自由”一词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而气功也好，修炼也好，所求的“自由度”，当然并不单指生命方面的自由度，还包括了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度。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联系，政治和经济因素是人际联系不可缺的部分。这就意味着，全体民众以求生命自由度开始，进而诉求作为社会的人的全部的自由！这当然是一个君宪制政府不可能做的事。2003年，当局为了阻止某些国家趁中国政府取缔气功活动之际将气功注册为己国文化遗产，而推出中国气功界普遍认为不能代表主流修炼形式的四种功法（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六字诀）。光就这一点，就足以看出当局对货真价实的气功的普及的惊慌。
西方文化是在缺乏内求修炼文化这种实践活动的环境中产生的。皆由此因，东、西方文化的理念是对立的。当西方文化中的马克思、列宁等思想被移植到中国这块土地上以后演变出来的“党文化”，当然也没有内求文化的内容。党文化要在中国有立足之地，中华古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是最大的阻碍。这就是1949年以后的当局要千方百计弱化中华文化概念的意图。把气功活动限制在健身范围内的做法，正是完成这一意图的必须做法，也是一个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做法。今天的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在如此无法想像的精神困苦之下还能无休止的上访申诉，还在单方面企求北京城能出个包青天为已解困。这其中就有经院儒学留在国人意识中的“精神之锁”这个因素。李洪志先生公开宣示“气功是修炼”之观点，从表面看，是与当局设定的气功方针唱了反调，触动了当政者设定的政策雷区，但其实质义意远远在此点之外。
二、法轮功促使人的深层意识觉醒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中国文化是在内求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文明现象。因此，在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一种伴随着气功修炼与特异功能现象的生活。但是，无论是气功还是特功，长期以来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气功和特功由此成了神话的代名词。李洪志先生在十天大课中，把很多带有神秘性的气功功能现象，用浅白的语言描述出来。对于经历有10年以上的中国国内炼功人来说，确实是难得一听的，成了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的话题也在情理之中。从现在看，这些虽然带有浓郁的神秘文化色彩的讲话内容，却让当时的学功人开阔了眼界，也解决了一部分学员在修炼中遇到的疑惑。这对气功的普及无疑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的国人，有机会将东方文化现象与西方文化现象作比较。当代气功研究的成果之一是，发现了东方(中国、亚洲)的传统道德观与西方伦理观不一致的生命科学原理。气功学认为，人的道德不是纯精神现象，而是人体之“气”的一部分，是有其物质涵义的真实存在。道德除了其社会功用以外，还有保障人的生命活动正常化的作用。皆由此因，凡是达到一定层次的气功门派，都会把道德的修养作为气功健身的重要方面提出来，有的已经建立起精深的理论。李洪志先生提出的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并认“真、善、忍”是宇宙最高特性的观点，是在这一气功形势中出台的。
俄国的列宁根据马克思并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理论，在90多年前发动了“十月革命”，其实质是在俄国开展一场政管模式试验。列宁模式其实不是新模式，而是封建君主政体的翻板。这一政管模式中不设对当权者的制约机制。史达林利用这个模式肆意强化个人权力，这个专断遗风又由毛泽东移植到中共党内，在巩固党系和政权的几十年中，各级党官都把钳制不同政见、排除异己作为头号大事来做。经济开放环境中，不设制约机制的政管模式，极易导致党官的财胆、色欲无限膨张，在金钱的诱惑下渐而无所不干。
然而，中国社会自有“真、善、忍”这个普适理念制约着人的行为。只不过自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冲淡了国人思想深处的这一观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谁人敢提“真、善、忍”？就算存有这种思想的人，也难以用这个标准明着行事。文革结束后的经济改革效应，至1980年代后期初见成效。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副作用——“官倒”、腐败等不正之风，引出了1989年上半年那场正义学生和知识精英的民主诉求（6.4运动），但最后以血案告终。对于伴随着物质生活品质提高而日趋月盛的非正常社会风气，失败的民众有着五味陈杂的感觉。而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中国党官们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用来安全、“合法”地获取非法利益，由此迅速堕落到跌破人类道德底线的地步。按修炼人的说法，就是离“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相去甚远了。气功界也不是清静之地。以传授气功之名，行坑、蒙、拐、骗之实的现象，在气功普及的20年中时而有闻。李洪志先生在气功运动的高潮时刻，提出“真、善、忍”的做人要求，虽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说的，但对其他门派的修炼人或非修炼人也是一个警示和开导。当“真善忍”这个既古老（自古就有），又新鲜（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再提倡）、既具体明了又含意深刻的处世说教一出台，便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中国人历来持“若不起，躲得起”的中庸、忍让思想，也有着浓郁的修身、养生愿望。因此，在具有传统观念的人的眼中，法轮功组织便成了回避现实、摄生延年的好去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轮功思想必将改变参与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法轮功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的功派，对气功现象无法作出合乎现代科学思辩模式上的阐述，因此在客观上对气功和特功现象的诠释，还属于有神文化的范畴。然而，法轮功创始人描述和总结的气功与特功现象，是与中华古典气功学说中的观点是相应的，也有众多的修炼志人正在寻觅的。因此，他们不会因为这些说法不合乎科学思辩，或不清楚其中的气功学机理而拒绝认同这些现象。因为国人就是从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走过来的。党官也是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生长的，党文化建立的时日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能够被中国百姓接受的理念，不管是有神论还是泛神论，也会让党官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接受！再说，很多党官及家属又正投入气功健身活动，每天接受着气功文化的教育。法轮功思想虽属有神论说教，但有神论思想毕竟是属于模糊认识论的文化范畴，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对有神论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因为有神文化与共产党文化如同水火一般地不能相融，通过气功锻练活动，就有可能让党官的意识形态发生改变。长此以往，其思想变化终究会从其行动表现出来（近六千万人“三退”即可证明这一点）。当众多的党官或其家属通过气功锻练接受了某种来自气功修炼的思想，如“真善忍”思想，谁能保证没有人出头、带头，揭竿而起否定当局的作为？
三、法轮功学员的特殊个性
每个修炼门派的学员，都有其特殊性。从1972年郭林气功问世到1992年，全中国学气功的人可以以亿计。法轮功于1992年传世时，一开始参与学功的都是一些实践过多种现代型气功、有一定锻练水准和经验的气功骨干。在他们多年的学练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疑难问题，原门派的老师限于自身修炼的造诣，没能给予较圆满的解答。这对学生来说是最大的困惑。在法轮大法学习班的大课上，李洪志先生和盘托出了历代修炼人没有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的内家修炼上的经历或实践方法，以及很多与修炼相关的现象与议题。这样的门派，在当时的气功界内并不多见（读者若有兴趣，可自访《转法轮》或《法轮大法》一书）。虽然李洪志先生解答的气功疑题尚未达气功学的层次，但这些都是李洪志先生实践的结晶。这无疑给当时那些学气功的积极者有难以言容的信心和鼓舞。这种信心和鼓舞是直接与学员的生命活动挂勾的，这是法轮功学员特别忠诚于自己的门派和老师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法轮功得到身心解放的学员，自然希望别人也来分享他们的美好经历，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向人宣传和展示法轮功，这使法轮功在传功之初即有着其他门派传功之初所不具备的优势。这是法轮功能够在不长的几年中发展到千多万学员的原因之一。
1990年代初的“国企改革”，使很多大、中型企业的工人下岗失业。东北三省是中国的工业重镇，也是当时全中国最早出现大量失业工人的地区。法轮功是1992年首在东三省之一的吉林省的长春市开传的，法轮功学员中自然少不了失业工人。法轮功没有佛、道气功那样的磕头拜师、念咒掐诀、忌荤求素、朝庙敬香之类的形式，炼功不讲究时间、地点、方位，既没有开发功能的说法，也没有培养治病能力的要求，更没有学习气功理论的宣导；功法简练，说教平易。这些都让参与者无任何精神压力。因此，对于想把气功锻练代替晨操练习、或者把气功活动作为充实生活内容的人来说，法轮功是较好的选择。随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加入气功锻练的人也越来越多。国企工人在低福利、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多年，就是求个终生就业和医疗、养老保障。如今，到了他们拿退休金时日不远的年龄，却被当局以极少的经济补偿推出企业。除此以外，失势、失权（不到法定退休年龄而被强制安排退休）的各级官员，以及在中国永远得不到政府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的农村民众，都是每天对政府发牢骚的人群。如今，当局却看到这些被认定是“非稳定因素” 的嫌疑人群，却在气功组织中抱成了团。
听闻、了解、认识、明白了修养道德和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功夫增长的道理以后，为了做个名符其实的修炼人，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平衡物质享受和身心健康的关系，不得不在金钱的获取和精神的升华之间作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是法轮功学员在淡薄名利、追求精神升华方面不仅比普通人高胜一筹，也比大多数气功门派的学员胜一筹的原因。从生命科学的意义上说，“真善忍”的意识和行为，对人体生命运动会产生正面的生发作用。不仅是法轮功人，其他气功门派也都在这一方面各自探索着。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突破当局几十年来精心策划的愚民政策的开始。由于法轮功学员是把自己认作真正的修炼人而非气功健身者，在对中国修炼文化的认识方面，也有其独有的认识。法轮功学员因此表现出思想统一性较强，组织、活动能力出色的个性。无论在1999年前的日子里，还是在4.25上访，以及7.20以后的抗争活动中，大法学员都显示出这个个性。法轮功学员的精神力量来自何处？只有一种解释：来自中华内求修炼文化。
此外，法轮功气场（能量场）在提高人脑的灵敏度、开发特异功能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曾见报导，早在2000年的镇压初期，北京有12 名大法学员召开记者会后被当局逮捕。当这12 个人被送进拘留所，关进一个监房后， 12付手铐几乎同时自动打开落地，吓得在场的其他被监人目瞪口呆。从去年一份报上看到，几位大法学员在送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柴油三轮车在无油的状态下跑了百多公里。然而，这些仅仅是法轮功学员经历中的冰山一角。其机制，是炼功人在特殊的身心环境中不自觉地出现了“意念致动”（PK）和气功学所称的“有无相生”这些特异功能。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法轮功学员继承了李洪志先生的一些修炼个性，如思想单纯、为人直善，不愿涉及政治交易等。然而，众所周知，利用群众运动搞权力角逐，却是毛泽东传下的绝活。共产党中央的内部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有政客利用法轮功搞权力游戏时，法轮功人是全然不知的；就算知了，也不会去理会的。这也是法轮功成为中国气功界首个遭难的门派的原因之一。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看20世纪后叶中国的民间气功运动，她是当局几十年来片面地用绝对无神论和阶级斗争论教育民众，造成了国人信仰真空引出的必然结果。若把这个必然看作是“因”，此由“因”引出的一个必然之果就是—–非政府气功团体的大量存在与迅速发展，不利于党文化的合理、合法化。接下来的就是，民众对共产党存在的合理、合法性逗生疑惑。所以说，大型的气功活动遭当局的监控、限制，大型的非政府气功组织遭当局解散和取缔之厄运，在当代中国是无可避免的!尽管当局知道限制气功的活动可能引起民意的反弹，但当局最终还是做了一个正常政府不会做、也不敢做的事。原始动因，乃是君宪制独裁体制。只不过不同的政客当政，在运作的时间和方法上有不同的表现而已。因此，幻想今天的当局会全面解禁日常化的大型、公开的民间气功活动，笔者认为是“无明”之见。曾听到国内一些功友抱恕：“都是那个XX功不好，都是那个XXX不好，害得我们现在都没有像以前那样自由地炼功了。”这其实是中国当今气功界的普遍思想。造成这一思想的主要根源是资讯封闭。笔者真为这些昔日共奋之功友担忧与可惜，因为他们并不清楚，正是法轮功学员们的巨大付出，才保证了今天的中国气功界同道还有那么点点半公开传播中华气功的小小空间！从这类事例中我们可以再一次认领到，气功修炼活动无法与政治活动或政治环境断然撇清关系。那些指责法轮功人维护信仰权益的行为是“搞政治”者，最起码是不懂得社会政治与人的日常生活活动的辩证关系。
（六）法轮功对未来中国的影响
大道度人不显难，难度人者非大道。把“真、善、忍”作为做人的标准，是修炼的捷径之一。“真、善、忍”是道、释、儒三教学说之代表，而老子、释迦牟尼和孔子都是通过修炼成真的世俗之人，中国百姓对他们存有一种出自内心、难以名状的怀思。在对道、释、儒思想千年传承的岁月里，“真、善、忍”已积淀在中国人的精神基底。只是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包括“真、善、忍”在内的传统文化概念，被共产党文化形式和填鸭式的教育制度冲洗得几近销声匿迹，近年来又在物欲横流的畸形社会中受到不公之遇。皆因由此，今天的中国才会出现旷日持久的全民造假运动。生产者制假，行商者卖假，执法者护假，连学者和运动员也做假，都非新闻。假害之祸，危及到婴童孺子！如今的华夏大地，决定政策者制法犯法，执行公务者执法犯法，听从命令者知法犯法；党官贪赃受赂，政官行贿买爵，公务员以“执行公务”为名屈人之柄，有一官半职者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节制地挥霍着纳税人的血汗钱，由纳税人养活的大兵不在乎把枪口对准纳税人，连号称“白衣天使”者也做起罔顾天理、丧失人性的人体器官交易……等等淫恶之风，正日夜腐蚀着祖国母亲的机体。
社会现象是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外在表现。这些与“真、善、忍”明显相悖的社会阴暗现象的产生，仍是这个社会中不是少数的人，在一个只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利益的环境里，从满足一己私欲开始，继而无节制地疯狂摄取、猎取直至公开掠夺，导致人之道德底线被彻底突破所引出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有一个旷世未见的怪象：1949年以后的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政治事务，以军火制造业为主要工业体系，向百姓全面封闭资讯的国家；1979年至今的30年，又是一个贫富不均指数急剧攀昇，黄、赌、淫、黑、假、暴、毒充斥社会各个角落，国民整体道德水准急速下滑的30年。靠什么来纠正这个千年不遇的败国之相，是摆在每一个国人面前的头号大事。通观古今中外各种伦理和道德说教，都有劝人弃暗思过、奔新向上的作用。然而，对于一个有几千年自给自足农耕历史和君权“人治”历史，今天尚有五、六千万文盲（按4%的指数计）加上以亿计的半文盲的不发达大国来说，如何挑选出一个既内涵丰富又言简意赅、既适合本国国情、又有普世价值，可以用于改善和提升国民道德状况，从根本上纠正社会风气的道德说教，乃是中国社会的燃眉之急。无疑，“真”、“善”、“忍”理念就是最适合中国当今国情和民情的一贴良方。除此一途，别无它径！
有人担心，中国一旦出现类似前苏联和东欧那样的政体转换，能不能保证中国国民经济和百姓的生活不会受到冲击？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中国现政体和东欧诸国前政体均脱胎于前苏联模式，其“基因”相同。但是，前苏联和东欧民族既没有中国那样的的古文明传承，也没有沿续至今的内求实践文化的内容。他们缺乏内求式东方思维方法，不具备东方民族那种对宇宙特性的认知能力，这是其一。其二，当中国一旦成为民宪制之国时，中国人民便会充分享有国家宪章规定的结社、信仰、集会、言论的自由，不但法轮功在内的各气功门派可以畅行无阻地流遍中国大地，拌随着法轮功同行的就是“真、善、忍”！可以设想，经历了短时间的阵痛以后的中国人民，届时将在“真”、“善”、“忍”的光照下，一定能创造举世之绩，并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迄立于世界。我们应为之充满信心。
曾在既得利益立场上制定、传达或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曾经以手中的权力凌迟弱势群体的司法、执法人，曾经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做愚民政策传声筒的人，曾是不顾他人安危、闭着眼睛蒙混的食品质检人员，曾是为了金钱而抹煞良心造假的黑心商人，曾是贪赃枉法、将别人的血汗钱挪为己用、劣迹斑斑的党官，曾是伦丧了天理良知、伦落为邪恶帮凶的医者，曾一度无端抹黑弱势群体或为强权涂脂抹粉丧失了清明良知的知识人……总有一天会在 “真善忍”之圣光下，向人民屈膝下跪，俯首忏悔！谁不怕恶报应？谁又敢在因果相承、善恶相报之理面前以身试“法”？面对“真善忍”，黑心党官会将赃款归还母国，不洁商人会将不洁之钱还之于民，涉黑幕者会将所知真相曝光天下；死不回头者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遁不出“真善忍”圣光之外。民性温良，人心恭善，路不拾遗，夜不掩门，廓然大公之“大同”世界，只有在真善忍理念被中国与世界人民共同认知之时才有可能出现。这就是“众生有救”（李洪志语）之实质。李洪志先生于17年前提出的“真”、“善”、“忍”的修炼方针对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正在铸就法轮功的历史贡献。
（七）气功实践活动不易被人接受的原因简析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气功，笔者添加了这一小节的内容。修炼活动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和海外华人圈中日趋陌生？其中的原因简单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内求实践与常态实践活动的差别，主要在于对万物的认识。在内求实践过程中，逻辑思维处于沉伏状态，在实践者意识中，万物是一个整体，世界与自身是“别无内外”的统一。。而在常态实践过程中（西方科学实践模式属这个模式），外物在意识中是与自身对立的（人是人，物是物）。因此，若无一定的气功实践基础和体验者，光用现代科学知识和逻辑论证方法来分析气功和特功现象，很容易落入类似盲人摸象的景况之中。
二、和法轮功始创人相比，很多修炼人在实践水准上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造成了一些人难以理解李洪志先生讲话内容的实质的现象。就如一个低阶学生不能理解一位高阶教师所讲的课的内容是同一道理。这是修炼界相当多的同仁不易认识法轮功的另一个原因。
三、气功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但自2000年以后，气功被当局肆意贬值，造成中国历史上民众对气功修炼文化曲解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再加上当局对法轮功一面倒的洗脑式负宣传（这本身就不是一个行为大度的政府和党派应该做的），导致绝大部分同胞不能正确、客观看待法轮功。试想，气功之故乡的人都为之陌生的事，怎么可能让港、澳、台与东南亚诸国的同胞理解？更不要说长期生活在亚洲以外的人了。
四、今天，绝大多数人的意识中的当代文化的最高代表是当代科学文化。但当代科学至今无能力、也不足以使然东方修炼实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而论之有三：
1、现代科学是在与东方人文环境有很大差异的西方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科学和气功二者的理念与方法是格格不入的。迄今为止，少有理论可以很圆满地在二者间沟通。
2、内求实践是属于世界性的文化形式，并非中国和印度独有。只不过古中国和古印度人将这一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并完好的传承了下来。西方社会几百年来的主流宗教是基督教（天主教与基督教同源）。基督教始创人耶酥没有用内求方法开发超常功能的经验，这一点造就了基督（天主）、犹太徒等和佛、道教徒不一样，即没有机会得到内求修炼法的传承。另一个方面，在西方科学发展最快的最近二、三百年中，在西方主流宗教仪轨中的一些自为的内求实践形式，如祈祷，忏悔、圣餐、祝福等，在实证科学理念与实证科学成就之热潮中，只能以纯宗教活动形式向社会展示。不像中国的宗教气功或印度教的功法，只要能够卸去宗教的外壳，便可直示其实践本质。众多的中国气功功法和某些印度宗教功法，如1970年代开始在欧美流行的超级静坐（Transcendental Mediation简称TM）便是。此二因，使得今日之欧、美人，在内求实践面前成了“盲人”。这也是法轮功在西方被认作是宗教团体而气功团体的原因之一。
3、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科学界很少有人亲自实践气功或瑜伽，即使有，也少有人氏达到高层次水准。而绝大多数有高层次水准的修炼人，又缺乏专业科学知识。中国科学界曾有少数开明人士亲自投身于气功修炼，并开发出一定的超常功能。当他们运用自身条件去揭开气功修炼的奥秘之时，却被业内人士视为“不务正业”，有的甚至被同行指责为“科学的叛徒”。在这种科研环境中的科学人，若只有科学知识的修养而不具备科学意识的修养，是难以作出成就的（科学意识，是指用科学方法对新事物不断探索、对已有的知识不断进行反思的意识活动；她虽然不对具体的科学活动发生作用，却是任何从事科学实践者必备的指导思想）。
正是这些原因，阻碍了人们对气功、特异功能以及法轮功和其始创人的了解。再加上当局动用了几乎可以动用的全部资源，在无公正对话、无公开辩论的环境中，单方面地贬宣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这个愚蠢之极的做法造成绝大多数的海内外同胞，面对法轮功现象如坠雾里，在接受还是拒绝法轮功这个问题上，无法用自己的思维来定向。笔者认为，这是炎黄子孙们最可悲的一面。李洪志先生运用自己的内功修炼造诣，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或发现了而没有公开道出其真相的很多自然现象和修炼现象（参见《法轮大法》法轮佛法出版社 1999年7月 香港）。面对这些宝贵的素材，有“大笑之”的“下士”并不为奇，可惜的是，除了法轮功学员在信仰的支持下勤而行之以外，有为安适不少的内功修炼人或宗教界人士，在面对李先生的修炼思想时，不意也出现了犹如常人般的解悟之困。这里虽然有修炼水准上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门派之见的作祟。门派之见，是修炼人的意识偏执不除的表现。任何功法都有优秀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对于法轮功，只要愿意尝试，我想，每个人都会得到应该得到的效应。
总 结 论
延续了10 年的法轮功运动，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对中国与世界发生着影响：
A）在气功实践和政治生活与这二者的结合上，法轮功人走出了一条创世纪之路并树起了一个可见的修炼模式。这个模式的意义在于：其一、明确了修炼活动和世俗政事的关系，显示了气功活动和社会活动相结合后的政治和文化效应；其二，再现了修身治学为体、摄政治国为用的中华气功儒家（原教旨儒家）的修炼终极模式（“法轮功搞政治”之言，从反面证实了法轮功人创立的修炼模式已经产生了不得不承认的社会效应）。法轮功不是一个专注于政治事业的群体，但法轮功人在争取自身的信仰权益时发现，中国当代极权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内功修炼文化的理念格格不入，从而促使法轮功人重新评估中国当代执政党理念的合理性。这个评估，使中国民众对中国当今极权政治集团和其意识形态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法轮功因此在促进当代中国从极权的君宪制向中性的民宪制政治体制转化的路上，起到了龙头（领头）作用。
B）法轮功人在东、西方文化形式的结合上，向世人展示了气功修炼人的精神生命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在修炼人面前并不像常人那样难以愈越。这不仅因为气功修炼者既掌握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又有西方科学知识，更因为气功开发了人的智慧。法轮功人创办的网际网路工程、新闻媒体、国际大赛、艺术团体等，在全球华人中都是出类拔萃的这一事实，便是明例。
C）法轮功改变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此非笔者首发观点）。在几千年的君权统治的“人治”社会中生活得太久的汉民族，有一个不良的民族习性——不做俯首顺从的“良民”，就做野蛮抗争的“暴民”。法轮功人10年来的和平抗争实践活动，却让越来越多生活在工业和商业社会中的当代中国民众认识到，除了“良民”与“暴民”以外，还有一条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据国家宪法赋于的权力来争取和保护自身权益的理性抗争之路——公民维权之路。
D）法轮功人正发起一场归正传统文化在当代应有的地位的运动，并树起了一个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全新样板。这个活动，是人类经典文化、包括内求修炼文化在内的正统文化形式在世界范围再次弘扬的前奏。人们终将会看到一场给人类文明带来质的飞跃的文化复兴正剧。这一正剧的序幕，正由今天的法轮功修炼士们合力拉起！
E）法轮功将提高心性标准和提高心性作为气功修炼之根本。这个观点从根本上纠正了气功界和民众几十年来认为气功只是健身锻练法的误解，为气功实践活动正了名并拨正了气功实践活动的方向。和“真、善、忍”理念一样，这个概念也终将成为气功界在修炼实践上的最基本概念之一。法轮功也将由此成为21世纪新的信仰模式之一。
金无足赤。与古今大多数气功门派一样，法轮功没有展示出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还属于东方神秘文化的范畴，尚属“术”的层次上的修炼体系（这里的“术”是相对于“学”而言，和法轮功不主张、不立足于“术”[具体的方法]的层次上修炼的理念是不同的概念）。这个不足，正被当局用作负面宣传，如“没有科学依据”、“封建迷信活动”的素材。也是这一点，限制了法轮功在当代社会中进步为一个新的文化形式，而只能朝新的信仰形式的方向发展。此外，面对复杂的人体生命活动，法轮功功法也欠缺全面（这是当今多数气功门派共有的缺陷）。然而，就如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医生同时也是分子生物学家或医学科学家一样，我们也不能苛求一个气功门派的始创人必须是气功科学家或人体科学家。法轮功的不足之处，并不影响她的生命力和建树。也正是她的不足，使她足具了一个正常事物的属性。17年来的事实证明，法轮功人为中国与世界的振兴向上付出良许。由法轮功人首发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系列大赛内容），己经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惺惺亮点。这一亮点，正是我们人类开始步入一个新时代最初的烛光！可以预料，一旦这个新时代的全面展现，她带给人类的进步，将远远超过16世纪欧洲第三次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带给世界的福祉。这是因为，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成果，都是在缺乏内求实践活动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以内求实践为龙头的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的兴旺，必将引导世界走进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和新的文明纪元。
结 束 语
一场旷世劫难，使法轮功人得到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掘起的历史机遇，并使法轮功精神得到世传弘扬。鲁迅于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逢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法轮功人正是一群舍身求法、看得到铮铮筋骨的修炼人氏。总有一天，世人会以鲁迅的这句话形容法轮功人。
美国第56届新任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他就职演说中，强调了美国的传统精神——勤劳、诚实、勇气与公平、忍耐与好奇、忠诚与爱国(hard work and honesty, courage and fair play, tolerance and curiosity, loyalty and patriotism)。其实，这个精神的实质与“真、善、忍”只有表达上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就此而言，真善忍属于世界！今天的中国极需普及“真善忍”，只有真善忍理念被国人普遍接受，中国人民才有自我拯救之可能。世界同样需要“真善忍”，只有人人信仰了“真善忍”，人类才有真正的天伦之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战争、贫困、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才可得到根本的解决。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在普及内求修炼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法轮功学员为时十多年的奋斗经历正在告诉世界：人类必须以此为方向而努力才有真正的出路。
纵观社会史，人类经历了君宪制和民宪制政管体制。实践证明，民宪制政管模式确实比君宪制模式要优越得多。但是，民宪制模式还不是人类最理想的政管模式。这不仅从实践中证明，她有着体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更是因为她是在人类意识尚没发育到完美层次时产生的政体模式。站在修炼人的立场上说，它是人类的意识处于偏执、低下之状态时的政治产物。人类社会要走向更高级的文明，首先就要让人类意识的偏执状态得到改善，这就必须以内求实践的普及为前提。显而易见，这不是一家一派气功门派可以完成的巨业。然而，在气功的古乡，如今传播气功艰涩难行，普及气功百叶凋零。法轮功修炼士在这个历史时刻，担起了气功在中国以外地区的普及与传播之大任。若站在这个层面看法轮功，她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贡献以及她的历史地位，已经初见端倪。
笔者管见，法轮功是修炼的方便法门，实践法轮大法可以比实践佛学更容易理悟佛法的涵义和人生的意义；“真善忍”的标准处世，是克服意识的偏执的至简、至要、至捷大法！就此而言 ，一旦时机成熟，法轮功就能成为中国新一轮社会中首个普及性气功门派。对于法轮功以外的修炼人来说，若要有效地改变意识的偏执状态，就不能不知道法轮功创建人所给出的一些建议和启示。不言而喻，法轮功的出现，乃是人类之福音。当然，也是历史之必然。法轮功的历史地位，就是由法轮功人对世界的影响和对历史的贡献铸就的。
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华夏大地30年前出现的新气功运动的实质，是有千年神传文化的中华民族首起了人类朝新的文明阶段迈进的第一步。10 年前，这个努力被权势独裁者单凭个人意志强行摧毁。毁灭这个与人类未来命运心悉相关的实践活动的实质，是阻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是宇宙中的一分子，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真善忍。即由此言，阻碍了文明进步和亵渎了“真善忍”的始作俑者，就是违抗了宇宙大道之特性和亵渎了宇宙大法之法理，其不仅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受到正义凡人的终审判决，也终将被公正、无情的宇宙大法所解体与抛弃！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资料引用
１ 陶秉福主编《新版郭林新气功》第三版，同心出版社 1997 北京
２郭博文《神与魔——气功及其误区纵横谈》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天津
３申漳《天惑——特异功能和气功探秘》华夏出版社 1997 北京
４同３
５同３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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