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自传节选:不测风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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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经验者的说法,男女之间的婚姻以相同的种族、宗教、年龄,以及一般的背景,比之于任何其他的结合,常是易于成功。既然我们的婚姻缺少这些“相容因素”的每一种,我确知,若是事先我们求教于专家,他们善意的忠告必是“不可一试”。
  
幸运地,我们所咨询的只是我们的心灵与意志。
  
宗教信仰迥异所呈现的问题,我早已预见。克奈尔‧安娜诞生后,犯罪的情绪开始蠢动,自雪狄雅‧露青丝出世后,它渐为炽烈。
  
为我丈夫拥有的爱心不断地弥补,在教堂门外教养两个孩子,令我感受痛楚与罪行。虽然如此,我越过下去越为这事烦心,以至几月来,我总想自己和将军商讨。但是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挨到克奈尔‧安娜5岁,雪狄雅‧露青丝4岁时,我只有求神父的忠告。他极富同情心,但也很坚定。我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去掉我意志与心灵的烦恼与罪行的重压,我一定要使两个孩子受罗马天主教徒的洗礼。
  
我久久犹豫不决。我从未在将军背后做任何事。我依旧畏缩,不愿坦率和他讨论这件事。假定他拒绝,那么事情就明朗化,我们中间可能有严重的不谐,以致造成永不痊愈的心灵创伤,那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我不复记起,与神父谈话后的几周里,我的片断思想过程。我知我受尽困扰、惊惶,以及折磨。我不能安眠。我仿佛绊在混乱中的一头动物,我感受一种孤苦伶订的绝望之情,以致祈祷也不能减免。
  
我记不起怎样达成了明智决定。我想容或是在知觉残存的一种精神麻痹状态里,我只有发自本能地做出来,不管怎样,有一天我又去路易斯安那城的小教堂,拜访神父,并且做了必要的事先安排。
  
我将永不忘记,孩子们受洗礼的礼拜日上午,是晴朗可人的春天,孩子们穿着白衣服显得极为漂亮。事后,他们明白刚经历过不寻常并且重要的事情,热切渴望告诉她们的父亲。
  
我们一到家,她们就向他奔去。将军正坐在书房里看他的晨报。
  
“现在不要吵爹爹。”我说话时毫无决心。
  
两个孩子顺从地想往她们的游戏室走,可是将军对着她们笑。
  
“来吧。”他说。她们兴高采烈地回转身。
  
“哎呀!多么漂亮的白衣裳!新的,是不是?你们都很兴奋。告诉爹爹你们今天干什么去的?”
  
于是她们就对他讲。我转过身,茫然地望向花园里将军为我栽种的花卉。我默然地祈求他的宽耍不久,孩子们跑向她们自己的房间,书房里一切寂静。我听见将军的打火机在宁谧中“啪”地作响,可是我没有转身。
  
我竟然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那些各种花式的打火机,有我送给他的金制品,后来我才知道,他只偏爱那种价格便宜但是不怕风吹的打火机。
  
“小东西。”他说道,他语调中透出来的慈祥令我泪如泉涌。
  
我慢慢地掉转身,透过模糊不清的泪水看着他。然后,我快步地走向他,他握起我的手,吻着。
  
“好啦。好啦,亲爱的,为什么流眼泪?”
  
我摇着头:“我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你要孩子们受天主教的洗礼——看着我。”
  
不知怎样,我竟与他的目光相接。它们是深棕色而且和蔼的,粗糙深皱的脸孔是温和的。
  
“小东西,你以为我不知道,家里有不寻常的事——我是经常注意到整个十四航空大队所发生的事的。”
  
我向他注目而视:“你知道?”
  
“我猜出来的。几天前我看到衣裳,我留心到孩子们是多么地激动。我看出你是多么地烦恼--我把它们都连在一起。”
  
“你不会看不起我?”
  
“看不起你?为什么,我爱你,记得不?我只希望你早告诉我。”
  
“我应该的。可是我怕。怕你会说不,那么就太可怕了。”
  
“我会说好的。”
  
“为什么?”
 
“因为若是对你如此重要,那么对我也是好的。”
  
我说不出话来,泪水汩汩地流下来,那些都是对于我的丈夫以及他的宽恕,以及他深爱的安慰与骄傲的眼泪。但,也混淆着歉悔的眼泪,为了没有事先告诉他而做的事,为了低估他对于我的爱。
  
在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将军全然接受我的决定的态度,令我轻易地就把这些事完成,我们心里安置遗弃事物的地方,那里通常是深藏着我们不需要和不欢迎的东西。他永没有再提这件事,他对于孩子们宗教训练所表示的赞许态度,尤使我喜悦并再度获得保证。我再感到骄傲,为了他曾以多种方式向我表现的不减的爱念。
  
1956年阴雨连绵不停的春季期间,将军的慢性支气管炎日趋恶化。他剧烈咳嗽,可是他似乎推动自己赶上每天自拟的沉重工作表。春天以来我不断地催迫他,过了台北这一段令人衰弱的冬天气候后,赶紧动身到梦洛,休养一阵。
  
结果我们在6月中旬带着孩子们动身,将军整个放途中咳嗽不止。在梦洛度过几周后,他似乎好得多,但并不像我愿望的那样强壮。
  
他的精神,还有他对生活的热心却没有稍减,所以他坚持我们完成去加拿大的汽车旅行计划。
  
我竭力主张再多休息,可是被他批驳。
  
“孩子们会欣赏的,”他说,“而且那边的空气可能对我有益。”
  
我们从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开车,直到加拿大风光绮丽的路伊司湖。这种漫长的旅程足令将军疲倦,所以在过了一周悠游安闲的日子,在我们回程对,我显明地看出,将军已是极度疲惫。
  
通常都是将军自任全部驾驶工作,如果我对他每小时时速66英里有所抱怨时,他会戏言我“老起来了”。可是这次回程中,我们轮流驾驶,而将军温顺地听任我操纵驾驶盘,不时在我脑中响起可怕的钟声。
  
每晚他都比过去咳得厉害,同时他开始诉苦,头痛剧烈。
  
俟我们抵达梦洛时,我太为他的支气管炎担心了。
  
我们离开加拿大,他吹毛求疵地批评一些道路:“将来他们把路修好些,我要和你再来一趟。”
  
但是我们永未再来一趟。
  
我们差不多刚抵家门,将军即搭机飞赴华盛顿,在华德里陆军总医院,做每年例行的体格总检查。
  
他动身时,我向他说:“我很为你的咳嗽与头痛担心,记住给我来电话,立即告诉我医生的诊断。”
  
他微笑:“不要替我担心,小东西。你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强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后,晚上9点已过,电话铃声作响。很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但是不知怎的,当我拿起听筒时,我觉得那不会是个普通电话。
  
陈纳德夫人吗?”是女人的声音,一个电话小姐的自然音调。
  
“是的。”
  
“华盛顿给你打来的电话。请等一下。”
  
我紧张地握着听筒。接着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陈纳德夫人,我是海顿将军,华德里陆军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是——是……?”
  
“他很好,他等一下就同你讲话……”
  
慰藉,剧痛夹杂着一种无形的缠绵的惊慌流遍我的全身。将军很好。可是海顿将军不停地往下讲时,我的心脏仿佛收缩起来。他们已在将军左肺的上半截发现一个小肿瘤。他们要尽可能地赶快把它切除,以备检查用。他们希望我在常问我什么时候能赶到华盛顿。
  
“我明天可以到,”我说,“明天上午。”我的胃感到冰冷,我的脑子都僵麻了。癌症——当然,有生癌的可能。没有人提到这个字,但是在隐讳不言中,它存在这里,然后将军的声音传过来。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出声:“当然,我很好。我觉得很舒服,好得多。”
  
“我明天就能陪你啦。”
  
“你能到这里来?真是太好啦,小东西。”
  
“好好注意你自己。”
  
“我会的。两个孩子好吗?”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的啊?”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注意自己。你想我在医院里,是做什么来的?”
  
“我懂,亲爱的。我只是不安。我明天就看见你了。”
  
“不要着急。现在让我向我的两个女孩说声晚安。”
  
克奈尔‧安娜及雪狄雅‧露青丝都守在我身旁。“向爸爸说晚安。”
  
一个孩子说“晚安”,同时另一个喊着“喂,爸爸。”然后她们两人一齐抢着讲话。我想像出他在电话的另一端,一定莞尔而笑。“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什么时候回家来?”
  
最后,她们挂上听筒时,我听见,从多少英里外的电话线里,他咳嗽的声音传来。这天的日期是1956年8月25日。
  
次日,动手术时,我守在医院。他们用轮椅把他推向手术室时,我俯身吻他,他的笑容令人增强信心。
  
“不要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
  
“你当然会,亲爱的。”
  
白色的门在他身后闭上时,我缩回脸上的笑容。我感到一种深邃、渐渐扩大的惧怕。我走回他的房间,我想找点事做,就伸手铺平他的床单和枕头。于是,我不期然地看见,他亲笔写着“安娜”的一个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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