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A说， “大陆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报导，‘2004年大陆公家车辆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有人计算后指出，这‘三公消费’是‘三农’支出的3倍，是用于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43倍，是用于‘抗灾救灾资金’的1百倍，是用于‘扶贫资金’的56倍。这些钱可以建5座三...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于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这以前的10月3日﹐香港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邬维庸也患血癌逝世。邬的地位虽然远不如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常有“警句”出现﹐因此也有相当的影响。

某人问小民哥， “德国康得说，‘政治其实是一种高明的骗术’﹔台湾的政客也有各种的说法，例如，‘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政治是一种低级的骗术’、‘政治是一种权谋诈术’、‘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政治是最高明的艺术’，到底政治是什么？”

退出来则生（打一字）

副总统一职，向来是个微妙的位置，它既要求有一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能力，又必须保持谦恭低调，也就是虽在深宫又不做怨夫（妇），努力为总统和国家分忧解难。

“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是中共第一代暴君毛泽东登上权力顶峰不久，告诫老百姓的话。

编者按：10月29日，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和吉隆坡民众在敦依斯迈尔公园声援一千五百万三退，并于集会现场举行声讨中共集会。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民众齐声控诉中共暴行。与中共决裂、并在马来西亚避难的凌黎在集会上控诉中共对她一家的迫害，倾吐她家族几代人所受的冤屈，为她家族中被中共整死和迫害的家人诉苦求安。

初看“八荣八耻”，感觉挺搞笑。如此粗浅的常识，如果只是随口说说，或在家里教儿育女的倒也无可厚非。居然特意弄得工工整整的，煞有介事地拿出来让全国人民学习，大街小巷，汽车火车上，充目可见，充耳可闻。且不说又浪费咱老百姓多少人力物力，单就拿这重复堆砌、逻辑混乱的满纸废话当金科玉律，就是对咱中华民族思想和智慧的侮辱。

香港特首曾荫权近一段时间对香港经济政策的几次讲话非常引入瞩目。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0月8日专门在华而街时报以香港模式的夭折为标题撰文，强烈批评曾荫权宣布放弃香港长期以来实行的对经济...

建立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图书馆，于我而言，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是“基本模型已然实现”，这个基本模型就是我与堂弟杨丰友在家乡共同建立起来的“杨氏小型图书馆”。

公元2006年10月24日，中国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先生利用随同中国旅游团到台湾旅游的时机，在台湾桃园机场脱团，并随即向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很快遭到中华民国政府有关机构的拒绝。现在，贾甲先生滞留香港，正面临随时被遣返大陆的危险。对此，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极为关注，并发表如下声明：

获悉江西服装学院学生因向校方索要毕业证书不得，冲动之下，有打砸学校桌椅、电脑的群体性行为，致使事态和影响不断扩大，直至引来政府和荷枪实弹的中国武装警察。但问题还没有解决。据说事件已经蔓延到南昌的其他多所大学，已经引起社会的密切关注。这让人联系起中共1989年6月4日镇压学生运动的惨案。想起中共对待中国学生运动的惯用手段...

据国内新闻媒体报导，陕西省山阳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何奇，因组织黑社会性质的帮派、放高利贷、敲诈勒索等，最近被依法逮捕。此人头顶着人大代表、公安局长等政治光环，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时间竟长达八年之久。

熬过了春夏的干旱和各种病虫害，9月下旬，棉花就开始收获了。郑刚在地里搭了简易铺，又吃住在地里了。在去地里住的这一天，他妈妈给他准备了厚厚的背褥，天一天天地凉起来了，地里阴冷潮湿，弄不好会得病。带上家里的大黄狗，带上蓄电池的电筒，有人去偷棉花，把人吓跑就行，别去追。妈妈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祠堂内的一切，包括屋顶木雕、厨房中的厨灶、碗柜和座椅全被拆除、打碎，并随即被清扫拉走。一位元龙姓村民带记者到镇边空地上，那里还可见到燃烧族旗和牌匾后遗留的灰烬、瓷碗的碎片和残缺不全的祖宗灵牌。”祠堂，是中国人供奉祖先的重要场所。

读完了“乌蒙流浪者”的“这才是最真实的教育，你们为何视而不见?”文章后(http://www.epochtimes.com/gb/6/11/1/n1505476.htm)，令我心中直淌泪水，为什么大陆的教育会走到今天的地步？为什么你我能长期容许这种不正义与不合理的“暴力性教育制度”？

1.遇到乞讨者：遇到要钱的就给他（她）点饭，遇到要饭的就给他（她）点钱。

网络媒体的最大公平之一，在于它为平民提供了表达的平台，正是借助于网络平台，许许多多小人物得以一夜成名。在此意义上，48岁的长沙黑摩的司机陈洪的“一博成名”，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文明与野蛮有冲突，文明与文明也有冲突，东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就确有冲突存在。东西文明冲突起码已有四百年，最热闹地谈论东西文明也有二十多年，东西文明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霍英东走了，这位创造过商业奇迹的超级富豪，他的名字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人们都不陌生。他白手起家，不靠祖上遗荫，完全从艰难困苦中打拼出来，提供了20世纪香港商业社会创业成功的一个典型范例。他出身贫寒，到6岁都没穿过鞋，7岁丧父，在贫民窟里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他踏上这条通向有荆棘也有玫瑰的创业路，正好赶上了一个...

最近，全英教师联合会发布了一张海报，海报的画面是一个穿着暗格正装的年轻人，叼着粗大的雪茄，身后是一辆红色的赛车，成捆的百万美圆钞票堆在面前。海报的标语是：“教育的目的是孩子，不是利润”。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十亿人民九亿商”，中国全民下海经商潮一时掀起几年的热浪之后，成功者脱颖而出。这些新兴的巨富们致富之快，聚财之大，令人羡慕的同时，也令人对他们的生财之道产生疑问，尤其是发家的那第一桶金。

　　我是乌蒙流浪者，一名普通教师，一个曾经的支教志愿者。五年前，和你们一样，我曾经因为扶贫支教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我最终选择放弃仕途，回到了三尺讲台，回到了偏远的山村学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坚信教育是这个尘世中最后一片净土。随后的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繁华都市到遥远的山村学校支教，去体味一名教师单纯的快乐和中国教育...

和谐社会是个大口号。中共中央提这种大口号有两种情况：有时出于形势的需要，有时出于主要领导人的好恶。前者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把“工农武装割据”和“打土豪分田地”转变为“抗日”，适应了形势，赢得了人心，也挽救了共产党。后者如五十年代，把共同纲领修改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无此需要，但党的主席有此志趣，结果祸国殃民。可见中共中央...

安娜在大陆某所小学，一年级第一天上课时，班主任说，“注意！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上课时不许讲话、不许吵闹，上课时要坐直，手要放在背后﹔你们要遵守校规……，我规定你们要……，要……，要……，你们一定要遵守上述的所有规定，否则要接受处罚。

小民哥与一群好友，约好了去某间北京某餐厅用餐﹔在点菜之前，小民哥去了这家餐厅的卫生间，也同时看了一下厨房。

小民哥与一群好友，在某餐厅用餐﹔其中一位朋友，当着所有人的面，好奇地问小民哥，“你为什么要自备铁筷子，而不用餐厅的竹筷子？”

香港富豪霍英东病逝北京，由中共出面，隆重安排丧事，灵柩覆盖红色国旗，备极哀荣。霍英东的人生就此画上句号，然而，他身后留下的争议，却并未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