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虽然在青海举办过祈寿大法会﹐但他相信进化论﹐能“与时俱近”﹐所以就非常年青﹐和宋祖英年龄相仿﹐相反﹐李瑞环﹑尉建行等虽年不过七十﹐但提出民主监督过时理念或专门找政治可靠同志肃贪﹐分明搞清君侧﹐别有用心﹐经曾庆红同志警告﹐仍然政治上衰老﹐不能与时俱近。从政治上判断政治年龄﹐贯彻年轻化﹐废除终身制﹐这是我党成熟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女性意识的提升，女性在各行各业的表现越发突出耀眼。但是媒体对女性政治人物的报导内容方式却并无明显进步，除了多数仍环绕在外貌和家庭感情生活层面之外，2001年与女性相关的重要新闻中，显示身为少数的女性从政者

最近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报导，中国由于能源需求大幅成长，正积极规划增加能源的供给。中国能源问题，再度引起注意。根据中国方面的地质调查发现，中国境内已知的煤炭蕴藏量大约是1,150亿吨，占全球的九分之一。

最近台湾媒体充斥政治人物的情色八卦新闻﹐有些人批评媒体作风不正﹐有的又扯到政党退出媒体的问题﹐人们莫衷一是。去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学公布的调查报告﹐对台湾媒体或有若干参考价值。这项调查报告是由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苏钥机于八月访问了二十个传媒机构的七百多名编辑及记者而作出的。

《亚洲华尔街日报》九日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传统上都是以迫害信徒庆祝宗教节日。去年复活节看到的是逮捕和殴打天主教徒、神甫和主教并拆毁教堂。香港商人黎广强因走私圣经而被关押在大陆监狱里面。

排队买东西在市场经济和共产体制社会里都有，只是市场经济中是守秩序的表征，而共产社会则是与“配给”连在一起。所以，一个号称施行市场经济社会里，竟然出现由政府施行的配给措施，被拿来与共产极权社会类比，可说一点都不冤枉呢！(米酒)

俗话说，子不嫌母丑。慈母，在子女的心目中，永远是最美丽的；因为她的关怀，她的奉献，永远是子女们生命的避风港。

缅甸和巴基斯坦在世界上地位很低，特别是由江泽民亲自出马去拉拢被美国视为“流氓国家”的缅甸，除了证明中共外交的边缘化和自贬身价的同流合污外，还能说明什么？

２００１年是２１世纪第一年，它在欢呼声中降临神州。年底马上就要到了，需要回头想一想：２００１年将如何加载中国的史册？

有人认为大办庆典能够提升国际形象。其实庆典的作用是有限度的。

矿山灾难性事故总是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媒体和民众总是一边倒地谴责私营矿主利欲熏心。这种道德勇气值得钦佩。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资源利用和政府审批等当方面的制度性问题，这种道义谴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１６大标志着中共最高层的权力重新洗牌全面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交锋，权坛高手频频出招.

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是根本大法，就应该具有一点神圣性。凡是法治国家，提到“宪法”这两个所表现出的敬畏，就反映出了这种神圣。我们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形成宪法权威，使宪法不但在字面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据《看中国》报导, 中共“十六大”人事引人瞩目。李瑞环本人虽然早就想退下去，但从年龄、能力、作风、人望，他都不应该“下”，而是应更上一层楼。

有些人怪罪媒体"八卦"﹐然而如果不是这些名人的不自重﹐何来这些 八卦﹖而且这些操守难道不是一些公众人物所需要要求自己的吗﹖

“十个阶层”的划分意图转移人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注意力，否定中国阶级的存在，以便迎合“三个代表”的主张，为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和“三个代表”理论重新寻找客观依据，进而为改变共产党性质做准备。最终的理解是，共产党性质改变了，社会主义蜕变成资本主义，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不变，专制统治不变。

文革期间﹐很多人与自己的父母﹑配偶划清界线﹐这类人中当然有趋利避害的识时务者﹐但更多的人则是“真诚地”做出这一日后令他们痛悔终生的选择。他们在当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已被彻底地洗脑﹐而这恰恰是洗脑的可怕之处﹐就如同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坚称自己没有醉一样。

文章除了指责“夫贵妻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外﹐还画龙点睛的说﹕“这些贪心不足的家人在背后﹐可谓是营造了家庭受贿的氛围﹐在家里‘地位不高’的男人只能任其行事了。”李鹏正是在家里“地位不高”﹐惧怕朱琳全党皆知﹐男女关系上倒是清白﹐但是对朱琳却是“任其行事”。

在今天中国大批苟且偷生的犬儒们眼里，樊百华是一股正义的、热情澎湃的洪水。

所谓乡愁，实际上也是一种民族主义。

二十多年一场“爱国”“不爱国”的争论不可能因为加入“世贸”而消失，因为不仅表面上有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且骨子里有利益的冲突。

中国是个庆典国家。我想知道庆典活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办庆典显然有助于拉动内需和出清积压物资，恐怕也有助于传播错误资讯，误导投资方向，刺激泡沫经济。

大的问题统统没有解决。特别是腐败问题和农民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没有解决的苗头，在地平线上看不到希望。

网上有贴子：《中国民谣连环句咄咄怪事二十一》，挺耐人寻味的，如“旧中国共产党不怕杀头，新中国共产党害怕挨骂”、“国外的消息怕国内人知道，国内的消息怕国外人知道”等等。作为民谣，当然掌握不好批评的程度，有其片面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某种社会实际，特别是开头一则：“解放前百姓怕政府说话，解放后政府怕百姓说话”，又让老枭胡思...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为悼诗末句。

当民族主义在中共政权的纵容下成为绝对道德霸权时，全社会的不讲道德，也在爱国话语的包装下，越来越露出流氓的本来面目，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时间以一成不变的节奏踏入了二000二年，无论人们有多少难题尚未解决，它一分一秒都不等待。此刻，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或许是牵动人们思绪和神经的头等世界大事，然而它毕竟是暂时的，倘若历史老人要清点今天人类的难题的话，中国恐怕依然是它的眼睛驻留最久的地方。

事实上,毛泽东的确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然而当时处于冷战环境中的年代，他老人家没能走出去对西方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而仅仅发动身边的人下去实地调查，其结果是令其注意到了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效应对底层广大百姓的伤害，而未能看到市场经济的竟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是其后来政策向左的首要原因。

不知是上了几岁年纪，胆子小了，心眼儿细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总觉得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沉重，生活越来越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