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至8月上旬长达四十天里，于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屠戮的人间惨剧——在广西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韦国清（广西革筹小组组长、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调动军队和“联指”武装，对在首府南宁的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规模武装围剿屠杀，解放路一带的三十三条街（巷），被部队炮火轰击打成了一片废墟，楼房大都夷为平地。整个南宁在血与火地屠戮下生灵涂炭。据官方统计，“四.二二” 被打死3795人（当场击毙1471人，被俘人员拉回各地“处理”的约有7013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

1968年4月30日，由广西军区统一组织，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常委贾焕雨和广西军区施鸿相（作战处副处长）亲自指挥，调动部队八个连兵力和"联指"武装民兵，对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简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1）

广西融安县，地处桂北山区，县城长安镇，山清水秀，一条碧绿的融江河穿城而过，有北上三江，南下柳州的舟楫之便，自古就是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桂北商贸重镇。旧时演义小说常有"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之句，说的是见不得光的杀人越货之勾当，只能偷偷摸摸地干。但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夏，于光天化日之下，上演了一幕幕血腥野蛮的群众暴政的人间惨剧——在融安县革命委员会的主导下，以"阶级斗争"为名，大批屠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即"四二二"造反派民众），仅仅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里，整个融安县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头、砖头活活虐杀。（1）

对于老干部、各地军头，中央更是网开一面。邓小平就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

1968年8月26日，成立广西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韦国清（广西区革委会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肃清“反共救国团”及“国民党残渣余孽”，要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批倒批臭，斗倒斗臭……。讲话传达后，全广西各地又掀起一波乱斗乱杀人的的新高潮。

钦州县城“联指”围剿“四.二二”造反派，“四.二二”广播员陆洁珍被抓获刺死后，凶手把她裤子扯掉，灭绝人性地把大号电光鞭炮塞入阴道，点燃爆炸，惨状难以言叙。

下面的真实记录，很能说明当时是如何制造出“反共救国团”来的——一个中学几百名师生集合开大会，大会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

1968年7月11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发》。从即日起至8月3日，该报发表九篇社论，名为鼓动镇压“阶级敌人”，实为煽动屠杀“四.二二”和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因此，这九篇社论被称之为“杀人九论”

“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在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南宁文革武斗其间，该组织六十多人占据设计院大楼，也称“火种”据点大楼。

1968年6月18日，南宁地区《联指》发出《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

1968年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所谓《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的电报。

广西“反共救国团”冤案分为两个阶段，1968年5月17日为标志，在此之前为第一阶段，是广西各地“联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国团”（简称为“老反团”）；在5月17日，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一案报告》的电报为第二阶段，则是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大张旗鼓地利用“老反团”追查“新反团”，对“四.二二”造反派进行大屠杀。

7月24日，即“七二五讲话”的前一天，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按照“七二五讲话”精神，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林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问题、“反革命屠杀团”红警司问题等。

所谓“七.二五”讲话，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重要指示》。时间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在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镇压下灰头土脸之际，柳州“造反大军”却绝地反击，打出一片新天地，一举将“联指”赶过柳江以北，占领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为根据地。

1966年5月，文革狂飚席卷中国大地，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