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劉衡:我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

劉衡

【字號】    
   標籤: tags:

【大紀元5月5日訊】1958年,我們人民日報社十多個右派分子來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分到第4分場場部和各小隊。1959年,報社派郭沫林、成坊、馮寶等到農場看我們。分場人民武裝部部長王振山召集我們到場部開會,各小隊的右派分子都來了,分場的有關領導幹部也來參加。我們圍著大桌子坐著。

我看見從小隊趕來的、正在找座位的張恩銘臉色突變,差點暈倒。趕忙向王振山示意,他立刻叫張去休息。其他的右派按照坐的位置一個個輪流彙報自己的改造成績,大家對報社領導的看望抱著很大的希望,都希望這次彙報能給自己的命運帶來轉機。這種彙報我已聽得太多太多了,除了時間有些變動外,其餘都是大同小異、老生常談。

剛來農場時,他們說:“原先我在結論上簽名時,並沒有想通,來農場後,我服罪了。”

年終總結時,他們說:“剛來農場,我沒有想通,經過半年多的改造,我服罪了。”

現在郭沫林等來了,他們又說:“我回報社過春節時,並沒有真正服罪,回農場後,經過幾個月的改造,我現在已經真正認識自己的罪惡。”

像這樣自打嘴巴的檢查顯而易見是在應付、迎合,現在想通了,可見以前說的所謂想通是言不由衷。同時,勞動與服罪有什麽關係?怎麽通過勞動就能認清自己的罪惡呢?對這一問題誰也不去提及,都在打馬虎眼。難道這樣明顯的破綻王振山看不出來?爲什麽他從來不指出呢?

劉時平的發言與衆不同。他沈痛地說:“給我戴右派帽子,我還想得通。來農場後,報紙上說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他提高嗓門:“怎麽?我、我竟變成反革命分子了?”我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起來。在這種嚴肅、沈重的場合,笑是不合時宜的,是要受到大夥兒責駡的。我趕忙趴在桌子上,用雙手遮住我的笑臉,用耳朵繼續在聽他的演說:“經過一年多的勞動改造,我明白了:右派分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他又提高嗓門,激昂慷慨起來:”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反革命,那是什麽?怎麽會不是反革命呢?”

毛主席原先說人群中有左、中、右,右派分子在人民內部,說我是右派分子,比較能夠接受。以後說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人民的敵人,我就知道把自己搞錯了。現在又說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更知道把我搞錯了。右派分子的罪名越大,我越有把握知道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別人也不是。看見劉時平在這問題上困惑,不懷疑黨組織,竟懷疑起自己來了,我不能不笑。好的是我能很快趴在桌上,沒有讓人發覺我在笑。若干年後,我和劉時平談起這事,他說,他只看見我突然趴在桌上,他不知道我在笑他,以爲我頭疼,不舒服哩。

輪到我了,我說:“我認爲我是思想認識問題,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經過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不是我不肯找。”

王振山、郭沫林等雖然早知道我在報社不肯在政治結論上簽名,不肯在開除我黨籍的支部大會上舉手,在農場填表時公開表示不同意對我的處分,以至加重處分等等,但我在大庭廣衆的場合明目張膽地說出這些話,是他們預料不到的。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不知如何是好。主持人說了一聲“現在休息”,就散會了。

休會期間,領導們緊急碰頭,對口徑。會議繼續時,大家一個接一個地把我教訓了一大頓。教訓的那些話打不進我的心,我實在找不出我錯在哪里。散會後,我問郭沫林:“是不是我這不服罪的思想只能跟黨組織坦白,不應在群衆中散佈,以免影響他們?”(對黨一套、對群衆又是一套,我早就有過這種懷疑。當我看見王振山十分重用蔣元椿、和他有說有笑時,我就懷疑蔣元椿已經向王振山亮明瞭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王振山怎麽會相信一個對他說假話的人呢?)郭沫林回答:“你不要玩花樣,對黨和群衆都是一樣的。”我更坦然,知道自己毫無錯誤,也知道王振山心甘情願地喜歡人們哄他。

以後聽說農場領導認爲我死不服罪,不好辦,要我回報社。但報社不同意,他們不願背我這個包袱。

我把王振山當成黨的化身,對他無話不談,就無法不做《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我對他說,大家不是真右派,是假服罪,這是逼供信造成的結果。可是,我的遭遇比那個小孩要慘,王振山在小組會上揭發我,大夥兒並不像童話寫的那樣幡然醒悟,反而認爲我打了他們的小報告,義憤填膺地責駡我:

“我們都是真右派、真服罪,你幹嗎說我們是假的?”

“你自己不服罪、反改造,還要拉上我們!”

“你破壞反右派運動,是現行反革命……”

我感到,大家口裏講的不是心裏想的,但聲淚交加的懺悔、橫七豎八的質問、……嘴、眼、臉和諧、統一的表情,演得就像是真的一樣。

有一天,小組批判呂建中。批著、批著,呂建中突然說:“我很同情劉衡。我覺得我也不是右派分子。”真是“良心發現”,我算是找到知音,聽到人們的真心話了!可是這一下,不得了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說他改造走了回頭路,要和劉衡同歸於盡等等。你轟我嗡,弄得呂建中滿臉通紅,表示要收回他的發言,今後不要受頑固右派劉衡的影響,要繼續聽黨的話,不再翻悔。大家這才把他放過。

高壓之下,唯有金剛石碎而不彎,此外萬物都要變形。右派分子要否定本來正確的自己,只有向左、向左、再向左,而左的特點就是整人、打擊人,以對別人的殘暴來表示自己對黨的忠誠。因此,大家像發瘋的野獸一樣互相廝咬。要想自己不被廝咬,就要先去廝咬別人;就要去做原先自己反對過的“打手”,人類的生存本能戰勝了理智與良知。西方人把社會比作“蛇阱”,一條條的蛇互相擠壓,你上我下,你死我活,拼命想鑽出腦袋,擠出身子。右派分子要想出人頭地、早摘帽子,就要參加這番搏鬥廝殺。你如果不想被狼吃掉,你自己就要變成一隻狼。荀子“人性惡”在這種環境中得到了驗證。

孫乃是個才子,文弱書生,他不“先下手爲強”,去鬥別人。每次鬥我時,他都插不上嘴,露出著急、無奈的眼色。有次竟偷偷對我說:“算了算了,不要吃眼前虧。”這樣,他就自然也變成小組被鬥的重點。大家不說他身體不好,所以才勞動不好,而是說他思想不好、抗拒改造。這樣,在打擊別人的同時,擡高了自己:我勞動之所以好,是因爲我思想好、改造得好,當然應該比孫乃先摘帽子了。有的人和他一塊擡土,不管孫乃是不是擡得動,故意裝得多多的,好襯托出自己的先進。孫乃常常提出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巧幹辦法,大家不說他愛動腦筋,卻說他愛出花花點子,是因爲他自己“怕苦怕累、偷懶耍滑。”我們常常說,“苦幹加巧幹”,實際上,強調的是前者,表揚的是那些出死力、幹笨活的老黃牛。似乎苦累就是目的本身,似乎只有通過苦累,才能脫胎換骨。

王兆祥原先是中央機關的一位小領導,一被劃成右派,他的妻子就提出離婚。有一天,他照看水渠,趁著周圍沒人,用頭撞石頭,準備自殺,被一位工人發現,救了回來。他額頭上撞了一個洞,血流滿臉,連農場的工人們都動了惻隱之心,說他太老實、太死心眼。可是,我們這些“同爲天涯淪落人”的右派分子,卻在鬥爭會上,對著他的傷口撒鹽:“你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

左淵明身體好,飯量大,分配給他的糧食不夠吃。有次,他在伙房幫廚時,偷吃了窩窩頭。大家又找到鬥爭目標,給他這種小偷小摸行爲無限上綱,扣上“破壞黨的糧食供應政策”的大帽子——我們正是被革命群衆無限上綱成爲右派分子的,現在大家要改造自己,向革命群衆看齊,也學會了這一套。

我是小組的鬥爭重點,一舉一動都在大家嚴密的監視之下,更是處在動輒得咎的地位。大家一個個以党自居、以接受改造的先進分子自居,把我訓斥、責駡得一塌糊塗。連比較溫和、講理、向我談過<巧克力>的蔣元椿在裴達摘帽之後,也變得粗野、兇狠起來。有一次,當大家逼我承認右派帽子時,胡平竟裝腔作勢地動手打我。(反右派時期,打人比較少見,這是我碰見的唯一一次,也是打我的唯一一人。)

右派和右派,雖是“同病”,但不“相憐”。右派整起右派來,比知識份子之間的鬥爭、傾軋,還要殘酷、露骨十倍。

原先在我眼裏,沒有壞人。反右派給了我鼻子、眼睛,我看見了形形色色的壞人。特別在我被孤立、鬥爭的情況下,周圍許多人的本來面目、反動本性在我面前毫無顧慮地原形畢露了。我變得十分敏感,常常透過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看見一些卑鄙齷齪的內心,因此,我也就格外吃驚,格外痛苦。

石頭烘久了,也會爆炸;小雞逼急了,也會咬人。我忍無可忍,有時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憤而反擊。例如有一次,有人問我:“想到什麽你的心快要炸裂?”我除了繼續給自己潑髒水外,還寫了一段: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組,生活得十分孤獨,不管我說什麽,人們就是不懂.而且要作可怕的曲解。這些我都可以並不在意,因爲我知道,我是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語言不同正好說明我們不在一個隊伍,對我個人來說,不是真的不幸。

“可是我仍然感到痛苦。

“我痛苦有的人是在販賣反動貨色,卻要打著黨的招牌。有的人是在發泄個人的仇恨、不滿,卻要假裝是出自對頑固右派的真實憤怒。有的人口口聲聲喊叫服罪,可是,一觸動他反動的過去,並未改造的缺點,就要暴跳如雷。

“我們的瘋子同志(注)即使是在神經錯亂的時候,也知道愛護黨、愛護領袖,難道右派分子在進行鬥爭、批判的會上、會下,就應該暴露自己的反動本性?電影《無名島》中,我軍和敵軍對待俘虜、敵人是有本質的不同。真正站在黨的立場,按黨的政策、原則辦事的人,對待鬥爭物件,應該又是怎樣?

“我們原諒因爲經驗缺乏所造成的缺點,不能原諒因爲品質惡劣給黨造成損害。

“我希望我的材料儘快送交黨委,因爲在那兒,我們的語言能夠相通。”

材料交上去後,大家對我的態度有所收斂,我有時能看見別人含笑的目光,溫和的臉色。甚至聽見了謝松生的悄悄話:“我原先在北京,夏天一天洗兩回澡,現在,唉……”蔣元椿對我說:“你把我們罵得太厲害,我們不再管你了。”

王振山對大家說:“你們只能動口,不能動手。你們是犯了錯誤的人,不能再犯錯誤了。再犯錯誤,後果不堪設想……”

我清楚,在高壓下,人性的扭曲、人心的變形,是可以理解、應該原諒的。問題在於要有黨的正確領導,同時黨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原則。我也知道,這一切也是由於黨的摘帽政策造成。表現有“好壞”,摘帽有先後,這就把大家推到矛盾的尖端、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之所以沒有參加這番廝殺,除了我已被孤立、壓在最低層、沒法參加外,還因爲我從來不曉得整人、總是站在挨整人那一邊的緣故(人們批判我,是一個一貫的右派)。我還知道我們不是摘帽,而是甄別問題,我們右派分子之間並沒有利害衝突,應該團結一致,用不著勾心鬥角,踩著別人爬。

我寫的材料變得溫和起來。我寫:

“我不知道…..

——這裏寫的好像是些笑話,其實是些沒有解開的疙瘩。

我不知道究竟我是頑固的右派,還是忠誠的同志。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交代反動的政治思想,還是某些反動的政治思想藏在什麽並不存在的角落,無法被我找到。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檢查對黨的仇恨,還是我身上並無仇恨的種子,只有愛的萌芽。每當有人勸我交代對黨的仇恨時,我就感到這好像勸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不要自殺一樣。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講,還是我講不出。

我要爲黨寫讚美歌,我不知道是我喜歡假裝、肉麻,還是由於我是歌德派。

我要交代我的歷史,我不知道是我喜歡擦粉,還是由於我本來就歷史清白。”

又有一次,有人問我:“今天下午,你在地裏勞動,一個人笑什麽?”我寫: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組,生活得倒也有趣。小組的每個成員,叫你討厭、生氣、高興、歡喜,使你感到可怕、可恨,甚至有點可愛。

我想到蘇聯安東諾夫《在工地上》(又名《第一個職務》)的安全員,她和工人不斷吵嘴、慪氣,她的職務甚至影響了她的戀愛,她想離開那裏。誰知調令一來,她忽然發現,她已愛上了這個討厭的工作,捨不得和工人分開。

我想,有天要叫我們分別,或者,我會像她那樣?

我想,以後如有機會,我要給每人作副畫像,而且已經想好畫像前的四行:

‘這裏,記下我的右派夥伴,

爲了我們改造生活的永遠紀念。

他們,有的想一想就要使你微笑。

有的提起名字,卻是一陣難過。’

許多印象藏在我的心裏,使我感到十分歡喜。有時不免笑出聲來,惹起大家一番猜疑。”

1961年,我們在農場勞動3年多,領導要把我們全部調回原單位元了。我陸續存了30多元,交給農場會計,由他代爲存在銀行。我們快要走時,農場會計只把存款給我,不給我一分利錢。我不好向他討要,但覺得他手腳不乾淨,我有責任讓農場領導知道,以免將來出大問題。就私下對王振山說:“這個會計值得農場注意,他手續不清。”

臨走的頭天晚上開告別會,大家一股勁把王振山恭維一番,說他水平高、改造右派有辦法、大家獲得新生、永遠感謝他等等。王振山在會上把大家一個個表揚,卻把我大罵一通,說我這個頑固的敵人竟然懷疑起農場會計、國家的幹部來了,臨走還要放一次毒。有個右派趕忙出來幫腔,跟著罵起我來。罵著、罵著,王振山感到這與依依惜別的氣氛不合,就把我趕出會場。

我一人被關在門外,腦子裏不斷浮現右派夥伴討好、奉承上級的嘴臉、聲音,感到十分悲涼:“我不是因爲反對國民黨、舊社會的黑暗腐敗才投奔共產黨、解放區的嗎?怎麽現在竟回到舊社會來了?”我想起林沫責備我的話:“你幸虧是到了解放區,才有口飯吃。像你這樣的人要是在國統區,早就餓死了!”可是現在,新社會與舊社會又有什麽區別呢?在新社會,一切披著美麗的外衣,“以革命的名義”、“以黨的名義”,比舊社會還要叫人悲憤、傷心。

(注)《瘋子同志》是女作家草明抗戰時期在延安寫的一篇報告文學,是記延安幾位瘋子同志。他們與一般的瘋子不同,是革命的瘋子。例如有一位瘋子亂打亂鬧,護士對他說:”毛主席叫你不要打鬧!”他立刻安靜下來。

(作者爲中國大陸退休新聞工作者,不銹鋼老鼠——劉荻之祖母)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評論
2004-05-05 11:40 P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