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6日訊】編輯出版這本中國當代史論文集，多觸及中國現代史中的大問題與大事件。聚焦於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解構虛假的歷史。編者的目的並不是僅僅在於讓人們瞭解歷史，而是因爲認識真正的中國歷史，既是瞭解中國當代社會政治問題由來的正確途徑，也是中國重組政治社會生活的認識前提。
一位叫做瓊·瑪絲蒂爾的美國女士曾在中國的中央電視臺4頻道工作過幾年。當年，她懷著對中國的美好期望踏上了中國這塊國土，以其“外國友人”的身份受雇於中央電視臺4頻道這一專事對海外宣傳的工作機構。很快她就發現一點，她所從事的既非真正的新聞工作，也無一般媒體從業者應該擁有的自由。所有采編工作者都只是宣傳機器上一個零部件而已。最重要的一點是，她發現中國政府的宣傳從來只談中國政府如何“英明偉大”地糾正了錯誤，率領人民從某個歷史的黑洞裏成功地爬出來，但卻從來不談當初是如何掉進那個黑洞的。
應該說，這位瓊·瑪絲蒂爾女士的感覺相當準確，她抓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當局對歷史的蓄意閹割，這種閹割讓人們忘記了“中國人民”是如何在中囯共產黨的英明領導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閹割歷史之所以必要，是因爲這些被中國當局說成是個別領導人錯誤的歷史上的驚濤駭浪，其實正是中國現行政治體制運轉的必然結果。如果人們對歷史有了真正的瞭解，就必然會質疑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以及當局的政治合法性。
正因爲瞭解歷史是如此重要，這本文集定名爲《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
一、走進歷史深處
這本文集分爲六編，均爲歷年來發表於《當代中國研究》這本雜誌上的文章。這些文章有些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比如第一編的幾篇文章分析展示了中囯共產黨知識份子政策的歷史演變。王若水在“整風壓倒啓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囯共產黨之知識份子政策的發韌時期：延安整風運動。作者鞭辟入裏地指出延安整風運動開創了依靠群衆運動來進行思想鬥爭和“肅反”的先例，成爲中共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預演，從“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一直到“文革”，所有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風一脈相承。近年來，曾親身經歷過延安整風者陸續有些文章問世，但多爲一些事實的追憶，王若水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爲反思延安整風運動的經典之作。本文集收集王若水先生這篇文章，以紀念王先生的在天之靈。
王來棣的“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政策”一文，選擇了毛澤東這位中囯共產黨政治文化的塑造者對知識份子的態度這一角度，展示了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由來。而謝泳的文章共有三篇，“ 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它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再現了1949年至1976年這28年間中國知識份子的悲慘遭遇； “從中國院士制度的變遷看國共兩党的文化理念”一文，則從院士制度出發，不僅分析了文化的載體――知識份子群體是如何被政治威權打落塵埃，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制度變遷展示了中國文化之命運；而“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從一份被遺落的文檔看中國的政治文化”，則以一份當年中宣部文件作爲分析藍本，真實地再現了中共當局當年如何羅織“胡風反黨集團”文字獄這一過程。這些文章提供了一把解讀毛澤東時代中共政治的鑰匙。毛澤東的黨內權威建立于延安時代，在“文革”時期終於達到了舉國每日頌禱“萬萬歲”的高峰，這個過程正好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對知識份子的打擊逐步升級直到幾乎消滅知識份子這一過程相伴而生。可以說，知識份子地位的淪落恰恰是毛登上“神壇”的前提，自比“秦皇漢武”的毛澤東早就明白這一點，這也是毛澤東對打擊知識份子樂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蕭北聲“制憲儀式背後的曲衷”一文，通過分析中共第一次制憲如何爲建立一黨專治服務的過程，讓讀者可以管窺西方的現代政治形式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運：中國近百年來從西方學來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憲政，民主等等，到中國落地生根之後就有其名而無其實，甚至爲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務。
20世紀的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了“以俄爲師，以俄爲友，以俄爲敵”這一過程。陳輝“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以蘇聯爲師’的後果”，高蒙“從政治土改到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的歷史反思之一”，以及高王淩“中蘇農業集體化成敗得失的比較”，記述分析了“以俄爲師、以俄爲友”的歷史側面。中蘇關係，對中國而言，從來不僅僅只是外交關係，無論是中國當代政治制度還是意識形態，都可以從蘇聯模式中找到文化密碼。而陳小平的“20世紀50至60年代‘中蘇大論戰’的背後 ──評吳冷西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 談的則是“以俄爲敵”這段歷史時期內一場持續10多年頗爲戲劇化的國際政治衝突的背景和根源。
王維洛的“天問──‘三年自然災害’一文，更是用大量史實揭示了一個驚心動魄的事實：那餓死3，000多萬人的大饑荒，完全是中共政治失誤導致的一場亙古少見的人禍，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說，純粹是用來掩蓋國家罪錯的藉口。 左穎嶷的“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游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則是作者走訪了大躍進的幸存者，並查閱了大量地方文獻資料而記述的歷史。通過這兩篇文章，讀者可以管窺蠡測到兩段歷史之間的因果關係。
第四編是有關“文革”歷史的專輯。單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權政治下的國家罪錯”一文，首次正面提出了“文革”是毛時代的國家罪錯。作者指出，在“文革”（包括“反右”）時期，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類型和程度的犯罪，都與國家有關，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文革”中最嚴重的犯罪之一是對任何違背領袖意旨和意識形態教旨的人，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淩辱虐待最後處以極刑。其他類型的犯罪，如抄家或“打砸搶”、對所謂“地富反壞右”家庭成員的集體屠殺等，其施行者固然是“紅衛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衆”，但此類行爲總體上是受國家最高領導人指導的，服從于最高領導人通過國家機器的策劃、動員和部署。從1963年開始，宣傳機器就爲“階級鬥爭”、“興無滅資”、“批判封資修”做輿論準備了。因此，“文革”中發生的種種暴行，與黨和政府多年的指示號召有直接關係，雖說是“奉旨”行事，但卻是通過國家機器對人民施以體制性暴力，這類犯罪真正的主要責任人是國家而非個人。國家罪錯的主要表現是政府與國家首腦對那些犯罪行爲的指使、煽動、鼓勵和縱容；即使行爲者沒有接受國家的直接具體的行動指令，但國家通過意識形態宣傳和全面廣泛的政治動員，實際上或者直接鼓動或者默許（包括對大面積普遍性的犯罪行爲免予追究處理）了這些行爲。已有的“文革”研究大多還只限於史料的整理，始終沒有人將“文革”的政治責任提高到國家罪錯這點來認識。單正平的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判斷。有了這一認識，“文革”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對“文革”的反思才能找到一個經得住歷史洪濤沖刷的支撐點。宋永毅的“ ‘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則用大量的史實論證了毛澤東作爲領袖以及“文革”時期的中國政府應該對“文革”的暴力與大屠殺負何種責任。
王年一、何蜀等作者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及毛澤東、林彪衝突之起源──在‘設國家主席’之爭的背後”、“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事件”兩篇文章中，在對史料仔細爬梳後，分析了至今中共中央尚無可信解釋的所謂“林彪叛逃事件”，提出了比較可信的分析。在何蜀另一篇題爲“文革中所謂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澤東製造的一個‘文革樣板’”一文中，則將文革另一個大事件的本來面目展現在讀者眼前。吳迪的“從樣板戲看‘文藝爲政治服務’的造神功能”，分析了毛時代製造的一個“文化波普”――“樣板戲”是如何爲毛的極權政治服務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蜀的“被瘋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國人──在華外國專家的‘文革’經歷”，這篇文章談了一群當年爲了支援中國革命而遠渡重洋到中國的西方左派人士在“文革”中的荒唐經歷。可以作爲補注的是，這些外國左派當中，有部分人對中國是因誤解而産生對中共政權的愛戀，因醒悟而開始反思。但還有不少人卻因爲拒絕否定自己的經歷，因而認爲中國發生的一切不是馬克思主義及社會（共産）主義制度的問題，只是實踐中出了偏差，是領袖個人的問題。由於難於自圓其說，這部分人選擇了沈默。對改革中所發生的一切，有個別人更是不看、不聽，爲了他們心裏那個現實中不存在的“社會主義中國”，他們寧可懷疑自己的眼睛。
這組文章對認清歷史的真實面貌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出於現實需要，官版的中國現代史有頗多失實之處，對“文化大革命”的解說和認識，或可視爲其中之最。對這場人類歷史上亙古未有的浩劫，官版正史一直採取一種“皇帝聖明，只是奸臣蒙蔽聖聰”或者“毛的晚年錯誤”之類的解釋，將責任主要歸於已經死亡的林彪與政治失敗者“四人幫”。至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以及“文革”中毛以革命的名義製造的無數冤魂，還有“文革”對中華民族的摧殘，一直是諱莫如深的話題，懸爲言禁。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對“文革”的認識多與真相相去甚遠。尤爲可歎的是，近幾年在“新左派”的刻意誤導下，“文革”居然被描畫成理想主義年代。不死的“毛澤東”在90年代重回民間充分表明，當官方對社會的歷史灌輸缺乏最起碼的真誠時，民衆扭曲的認識會如何反彈。
第五編收集了兩篇文章，“爲什麽中國至今水旱災害無窮――簡評50年來的中國水利工作”一文是對中國50年水利工作的回顧。作者曾長期在中國的水利部工作，他以自己的親見親聞寫了這篇披肝瀝膽之作，痛陳在專制體制下，中國的水利工程經歷了排斥水利工程技術人員、以群衆運動爲主的“三主工程”到完全由領導拍腦袋說了算的“三邊工程”這一荒謬過程。“三主工程”的後果是將水利變成了水害，華北三省幾千萬畝農田鹽鹼化；在淮北平原推行的“河網化”工程，其結果是加重了淮北的洪澇災害；60至70年代中國每年都要垮塌“病、險”水庫幾百座；而到了70年代中後期，大型水利工程成了水利部在部門利益驅動下向中央索要鉅額投資的本錢。正是這種近乎荒謬的“改造大自然”，嚴重破壞了中國的生態環境。而王維洛的“從‘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的變化看科學如何淪爲政治的婢女”一文則是對三峽工程這一重要個案的分析。該文詳細評述了權力如何干預並決定“三峽工程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的編寫，透過這一過程展示了一個政治支配科學、權力高於法律的生動實例。從這兩篇文章中，讀者不難看出中國生態環境惡化背後的制度成因。
第六編收集了任國慶“沈痛的‘使命’ ──回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一文，再現了中國60年代至70年代一段特殊歷史時期城市青年的一段特殊命運。35年前，由於“大躍進”和“文革”造成中國經濟的連年衰退，無法爲數千萬城市中學畢業生在城市經濟中提供就業機會，中央政府擬定了將數千萬城市中學生大規模強制遷往農村定居的計劃。在全國狂熱的“個人崇拜”氣氛下，毛澤東發佈了關於“知識青年應當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指示，爲這場向農民轉嫁國家經濟困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塗上了“革命”的油彩。這場運動造就了中國現代史上境遇極爲特殊的一代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在改革年代叱吒風雲；但其中也有更多的人“當年下鄉，如今下崗”，其悲涼的命運不僅不爲當下的青年一代所解，也被歌頌“主流”的“文化”所掩蓋。任國慶的文章，既是爲還原真實歷史作的個人努力，也是對這一代人的紀念。
一葉知秋，上述這些文章雖然都只是一些歷史斷片，但從這些斷片拼接的畫圖中，讀者多少可以瞭解中國人曾經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荒謬時代當中。
二、中國人爲何被剝奪對歷史的真實回憶？
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會讓自己的國民對本國的歷史懵然無知。若用僞造的“歷史”代替真實，逃避承擔歷史罪錯的責任，實際上是對民族的犯罪。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其實就是重新尋找建設未來中國的途徑。可惜的是中國政府仍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繼續用謊言來解說歷史，並教育下一代。
今年“六四”期間，中國當局仍然採用15年以來一以貫之的老辦法，即讓至今還滯留於中國境內的“六四”參加者在“敏感時期”內“失蹤”，在網路及任何媒體上嚴禁一切帶有“六四”字樣的文字出現，並且在國內組織處以上幹部觀看所謂“六四事件紀實”的錄相帶，而那錄相帶中充滿了精心編織的謊言――中國政府想藉此從中國人的記憶裏剝奪對“六四”的真實回憶。歷經劫難的中國人仍然只能在海外紀念15年前“六四”事件中的死難者。更可悲的是，不僅大陸的中國人失去了回憶真實歷史的權利，海外華人也被各種中共控制的媒體那些“不要糾纏於歷史，要向前看”的說法模糊了視野，部分人接受了這種似是而非的看法。曾經是自由世界一部分的香港，目前中學教科書中對“六四”事件的敍述，就已經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但是，“六四”這一嚴重的國家罪錯，與中囯共產黨執掌中國政權以來所犯下的一切罪錯，絕不會因爲中國政府刻意遮蔽歪曲而從歷史上消失。畢竟，中國政府能夠篡改的“歷史”書籍只能限於中國境內。在各種傳播手段日益發達的今天，要想從人們記憶裏剜去那些血淋淋的回憶，僅僅依靠羅織文字獄以及秦始皇與希特勒式的焚書，並不能達到目的。對於“六四”，以及中共建政以來中國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國家罪錯，中國人應當在弄清歷史真相的前提下，明白誰是承擔國家罪錯的責任主體，以及由誰來承擔罪錯責任。
對於承擔國家罪錯的責任主體，大多數中國人一直認識模糊。這種模糊是兩個原因所造成，一是中囯共產黨政治的“替罪羊”機制，這種機制從來就將體制化暴力歸結于某個政治領袖或者政治責任人。二是在專制文化的浸染下，中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那種對聖君賢相的渴求，皇帝雖然已經虛位，但皇帝的替代物在中國卻層出不窮。
因爲上述原因，中國人往往不去思考（也可以說是中國當局不允許思考）領袖個人與其賴以存在的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因此，在絕大多數國人的認知中，國家領導人執政期間的政治罪錯主體始終針對個人，而不是針對政治體制。這使中國從1949年以後的歷史充滿了荒謬的解讀：領袖個人不斷製造滔天罪錯，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與反思卻始終被懸爲厲禁。比如鄧小平對毛澤東的一生可以做所謂“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功績）的評價，但卻還要提出所謂“四個堅持”（即所謂“鄧小平理論“的核心之一），以至於被民諺諷之爲“堅持社會主義沒有方向，堅持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物件（目標）”。
三、國家罪錯與中共政治的“替罪羊”機制
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世界文明國家日漸對政治體制産生的罪錯與政治領袖個人責任之間的關係有了更爲文明的認識，但共產黨文化中卻始終存在一種政治“替罪羊”機制。爲什麽需要“替罪羊”？這是中囯共產黨的政治實踐所決定的。從1921年開始，中囯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充滿了錯誤與血腥。但這種充滿血腥味的錯誤與共產黨宣傳自己的“一向光榮偉大正確”的形像嚴重不符，並影響了中囯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知道真相的人很容易産生懷疑：這樣一個屢屢製造錯誤，並讓人民爲其錯誤付出成千上萬生命的政黨，是否具有執政資格？因此每一次政治鬥爭過後，新接任的領導人爲了賦予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總是習慣性地將造成以往錯誤的責任推到某一個或幾個失勢的政治人物頭上。如著名的中共十次“錯誤路線”，每一次都是一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下臺，包括創始人陳獨秀在內；1958年“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懲罰批判；“文化大革命”當中，原國家主席劉少奇更是被毛當作“17年錯誤路線”的代表和“叛徒、內奸、工賊”，悲慘地瘐死獄中；“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當局爲了不動搖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讓所謂“四人幫”承擔罪責，而“文化大革命”的元兇首惡毛澤東卻仍然被視爲“偉大領袖”；1983到1986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抛出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做“替罪羊”，使胡鬱鬱以終；1989年“六四”事件，接任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又成了“替罪羊”，至今還被軟禁。可以說，“替罪羊”機制成了共產黨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一次將罪錯推到“替罪羊”頭上後，共產黨又照樣“光榮偉大正確”下去。這種習慣性的宣傳讓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所有的國家罪錯只是政治領袖個人造成，而專制政治體制卻永遠被讚揚歌頌。遠的不說，只以近幾年法輪功反迫害的認識爲例，就可以看出，大多數法輪功成員很少意識到他們遭受的迫害是種體制化政治暴力，只認爲這是江澤民等少數幾個高層領導的錯誤，如今江澤民已經退休，他們對胡溫二位屢寄厚望，希望他們否定江的“錯誤”。
一直被指爲“六四”事件元兇的前中國總理李鵬撰書回憶“六四”，無論是作爲當事人之一的李鵬，還是不允許李鵬出版這本書的中共政治高層，兩者暗中較勁的焦點其實就在於“誰來爲六四負責”。在這個問題上，李鵬與中共政治高層領導犯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都忽視了一點：“六四事件”是國家罪錯，即使當時的所有政治高層全部作古且墓木已拱，但只要權力的繼承者與中共有法統、政統關係，都應該爲那次嚴重的國家罪錯承擔責任。這一認定責任主體的原則同樣適用於中共製造的所有歷史罪錯與國家非正義行爲。道理很簡單：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在製造這些國家罪錯時，他們都是這個國家的元首或實際上的國家領導人，他們是依靠他們掌握的組織資源與軍事資源實施了這些國家非正義行爲，製造了這些嚴重的國家罪錯。所以，應該對這些國家罪錯負責任的不僅有當時親手製造了罪錯的政治領導人，還有他們的權力繼承者，即通過欽定接班人方式産生的政府。爲前幾屆政府的政治錯誤承擔責任，這些繼任者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四、對國家罪錯的政治補償――政治道歉
事實上，對大規模的國家罪錯，繼任者確實很難用經濟手段實行政治賠償，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沒有其他的補償方式。隨著政治文明的進步，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領導人代表國家對受害者道歉，已經成爲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爲並爭取與受害者實現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家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過歉：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經謝世的前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1971訪問波蘭時，在紀念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紀念碑前傷心下跪。3年後，當勃蘭特接受義大利著名女記者奧莉亞娜·法拉奇的採訪時，他解釋說，他的下跪之舉“不僅是對波蘭人，實際上首先是對本國人民”，因爲“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獨感，需要共同承擔這個重責……承認我們的責任不僅有助於洗刷我們的良心，而且有助於大家生活在一起。猶太人、波蘭人、德國人，我們應該生活在一起。”這一勇敢的行爲使勃蘭特成爲197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並爲國家道歉這一政治和解行爲開啓了一個良好的先河：1995年7月，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爲法國人在德國佔領法國期間迫害猶太人的行爲道歉；1993年，俄國總統葉利欽正式爲蘇聯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總統德·克拉克數次爲過去的種族隔離政策道歉；挪威國王1997年10月爲挪威對閃族少數族裔的壓迫道歉；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於1997年5月爲英國政府對土豆饑荒餓死無數愛爾蘭人表示歉意。
上述這些道歉都涉及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爲──巴坎(E·Barkan)將此稱之爲“國家之罪”。在這些對國家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爲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看到了一種新的“國際道德”和“新全球化”趨向。由於現在與未來的社會發展是以反思歷史和糾正歷史錯誤爲前提的，加害者對受害者所作的政治道歉已經成爲一種對社會發展具有道德意義、能夠起社會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諾，
五、中國政府如何對待自己的罪錯？
上述政治領導人代表政府對國家非正義行爲道歉，主要源於兩種壓力，一是民主政治的糾錯機制，二是修復國家形像的需要。以此觀照至今還對威權政治難捨難分的中國政府，糾錯機制並不存在，修復形象的壓力則時斷時續，但並未強大到迫使中國政府改變其固有的行爲方式。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中國雖然是一個“國家之罪”頻發的國家，10多億中國人爲此飽受痛苦，但當局卻從來沒有爲“國家之罪”做過任何道歉。在遍及中國以及全球的那些受中國政府操控的華文媒體上，發出的“向前看”之說法，恰恰成了中國政府塗改歷史、忘卻過去的藉口。在中國，歷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爲，如“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反右”、“大躍進”與1959－1961年間餓死3，000萬人的大饑荒（即中共官史上說的“三年自然災害”）、綿延數十年的殘酷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六四”、鎮壓法輪功等等，這些歷史的黑暗面不是被當政者刻意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就是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爲了掩蓋這些以往的國家罪錯，中國當局還要不斷製造新的罪錯。
中國政府曾經對“文革”的錯誤有過不徹底的認識，一是緣於國內政治形格勢禁，二是希望走向國際社會，需要修復形象。從90年代開始，隨著精英聯盟的確立，國內政治壓力越來越小，草根階層的反抗不能迫使當權者改變政治態度。最後只剩下所謂國際形象的考量。對當權者來說，伯諾特曾指出，修復形像的策略或方法有5種，它們分別是“抵賴、諉過、大事化小、知恥和改過”。在這5種對待國家罪錯的態度中，中國政府從來就沒有採取第四種態度（知恥）與第五種態度（改過），而是抵賴、諉過、大事化小，再加上前述五種態度中沒有的顛倒黑白手法。
如對“反右” 這樣的歷史罪錯，當年積極推行毛的知識份子政策的鄧小平採取的是諉過與大事化小策略，爲個別幾個人保留“右派”帽子，以證明“反右”沒錯，只承認“打擊面寬了些”，把造成“反右”偏差的責任推給毛，而鄧自己卻拒絕承擔任何責任。對於餓死3，000萬人的大饑荒，當局則諉過於蘇聯“逼迫還債”（其實當時中國政府正花費鉅資支援越南的反美戰爭）與“自然災害”（事實上那3年根本就沒有大規模的自然災害）。而對於“六四”事件，則顛倒黑白，將此事件詮釋成完全不同的情形。在中國大陸，沒有任何教科書談到“六四”事件；香港現有的7本包含“六四”內容的教科書都避開了“六四”事件一個最敏感的話題――中央政府曾下令以坦克車和軍隊向人民、學生開槍，而僅僅只點到軍隊在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但沒有說明當時到底使用了什麽武力，也沒有說清場後有沒有造成死傷。最讓人驚訝的是，這些教科書竟然如此描寫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六四事件’，中國在國際上一度受到孤立。當時中國採取冷靜觀察、沈著應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國孤立而採取敵對態度，以靜候與外國關係改善的時機到來。1996年，大部分國家與中國關係恢復正常，中國在國際上再擔當重要的角色。”從這種自吹自贊顛倒黑白的說法中，根本看不到中國政府對這次屠殺有任何“慚愧”之心及“改過”之意。但也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對待“六四”等歷史罪錯，有一個根本原因，即國際社會的主流力量近年來爲了經濟利益而減少了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心與批評。在國內的反對聲音被強行消滅，國際社會批評聲音日漸弱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覺得爲修復形象而就以往的國家罪錯道歉根本就沒有任何必要。
在維利·勃朗特傷心一跪之後的30多年，德國統一後的第二位聯邦總理施羅德在波蘭進行短暫訪問期間，再次來到他的前輩曾經真誠下跪的紀念碑前，鄭重地獻上了一個花圈。隨後，施羅德爲安放在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附近的維利·勃蘭特紀念碑揭了幕。施羅德對當年勃蘭特的傷心一跪作了最恰當的解釋：勃蘭特以一種特殊的姿態表明，只有承擔起歷史責任，才能走向未來。
記得羅馬政治家西塞羅曾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如果不瞭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於永遠沒有長大。中國是世界各國中保存文字歷史最長的的國度，也有秉筆直書的傳統，文天祥的“正氣歌”裏談到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讚美的就是兩位不畏權勢與強暴、秉筆直書的史官。但如今中國人卻被剝奪了對歷史的記憶，青年一代不知道15年前中國發生過的“六四”真相如何，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及無數發生在中囯共產黨執政50多年當中的歷史事件之真相。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自己本國歷史懵然無知的人，等於沒有進入社會成年期。而在那一次次國家罪錯中悲慘死去的數千萬中國人，更不應該被看作是單純的數位或人口統計資料，因爲那是有著喜怒哀樂的鮮活生命，他們被無端剝奪生命的事實，無論如何不應該被湮沒在歷史煙塵之中，否則今後中國還會發生無數次國家權力製造的罪錯。
筆者認爲，無論今後中共政權的性質如何演變，中國政府都應該爲中共執政以來的歷史罪錯道歉。原因很簡單，只有當局者主動承擔起歷史責任，中國才有可能走向一個前景美好的未來。而要求當政者承擔歷史責任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解構虛假的歷史，還原那被閹割得面目全非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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