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0日訊】近二十多年來，隨著大陸移民日益增多，海外華文的讀者、作者群也迅速地壯大起來。僅就北美地區而言，就有不少綜合的或文學的刊物在流通傳播，更有種種文學活動在華人社區經常舉辦，各自的圈子內搞得頗為熱鬧，再加上其中有些傑出的作者創作發表了有影響的作品，在大陸或港台獲得了更甚於在海外的好評，所有這些情況都顯示出海外華人文壇的繁榮景象。正是在這一情勢下，給海外華人文學或移民文學定位的論題和作總結的要求便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在紐約的一次集會中，主持人也給筆者派下了一個叫做「海外華人文學文化建構」的宏大論題。我對那題目大大地打了我自己的折扣，當場即興談了幾點，事後稍作加減，以論述的形式在此簡要地寫出。
當代世界的讀寫情況已發生很大的變化，這變化首先就是作者群空前地壯大，不再像從前總由有限的一群名家坐鎮，各按他們的字號，分發食品似的寫給單一接受的公眾。如今出現了一種寫手群起，讀與寫互動、互應和互換的盛況，特別是在網際世界的撮合下，發表和閱讀都極其方便，從寫作到發表，從閱讀到反應，都日益變得及時、隨機和短兵相接，文字的傳佈面和反應點越來越分散化，因而也更加形式多樣和偏離精緻，很難再製作出吸引全體注意力和產生廣泛影響的作品來，即使是有所盛傳或暢銷，也多是一陣風勁吹過去。
在這種文字瘋長的勢頭下，純文學的作品與作家不但日益式微，「文學」這頂自命優越的帽子也很難繼續包容很多破體出格的寫作形式。要談論海外華人文壇，相對於 「文學」這個已顯得設限狹隘的命題，我看還是用涵蓋面比較寬泛的「寫作」，會更方便靈活一些。這樣看來，要讓我論說所謂的「海外華人文學」，一是限於我瞭解的範圍，只能把可論的作者縮編到二十多年來走出大陸的群體，地域則只針對北美；二是面對文壇的實際現狀，需要把可論的作品擴張到較為狹窄的文學創作以外。
移居海外的大陸客背景各異，目的也多有不同，但那麼多同胞不辭勞苦，誓死離家出走，還有那麼多學子，學有所成，卻留下來決不返回故國，他們至少都共同認識到，北美的社會文化環境遠比目前的大陸優越，身在海外，更利於發揮個人的潛能。特別是對有志於寫作的人士，留在海外，最值得享有的就是寫作和發表的自由，以及自由寫作的安全保障。如果要就龐雜的海外寫作總結出一個本質的特徵，我看首先就是寫作及發表活動所體現的全面自由。當然，存在著這一優越的自由條件，卻並不意味著每個作者都自覺意識到所擁有的自由，更不意味著他或她有意願和能力去自由地寫作。若身在海外而仍未脫棄從國內帶出的精神情感鎖鏈，未清除往日生活的利害感殘留，則縱然擁有寫作自由的環境，還是會在舉筆躊躇間進行自我審查，結果仍陷於畫地為牢的情境。更有甚者，若把海外獲得的優勢有意當作返銷國內的資本，則海外亦無異於國內，海內外勾通了互利，新世界的園地照樣會受到舊框架的桎梏。所有這些因循操作的人士都應從海外寫作的覺悟群體中排除出去，棄而不論，由他們搞他們得意的「海歸」活動去好了。
海外作者群獲得的另一個自由是走出了體制，但同時也失去依靠，因不再有作協、文聯、文化館和文學期刊那樣的單位豢養作者的寫作，其書寫行動也就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非職業化和單純地個人愛好化。對絕大多數既不能靠寫作謀生，也未能在讀者群中造成影響的書寫者來說，發表作品的效果多為同仁間的互相交流，其意義主要表現為活躍華人圈內的文化生活，通過同仁刊物或演講、討論諸活動，不過以各自的文字寫真集構成聚餐品嚐式的閱讀饗宴罷了。這一類型的寫作偏重抒寫個人移居生活的甘苦，異國見聞中獨特的個人體會，傳播到國內，更為那裡的讀者提供具有感悟和增長見識的情事景致，同時也傳達出漸行漸遠中生出的漂流感和鄉愁。在這一類寫作中，明顯的非文學傾向表現為大量的日常隨筆和旅遊札記取代了重立意、講究文字美的文學散文。
另有些歷盡苦難而有幸出走的作者，海天高邈，回眸故土，愁目脈脈，趁記憶尚未淡漠下去，寫出了大量自傳、回憶錄性質的作品。他們悲悼死去的親人，懷念受害的朋友，以個人的苦難經歷訴盡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極權暴政下國人遭受的災難。此類寫作的非文學傾向則表現為以生動感人的非虛構作品取代了已經老套的小說創作，以眾多個人有生命的微觀記錄匯聚起中國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普通人列傳，在以文學的書寫豐富歷史敘事的同時，更把歷史的想像提升到文學的感性層面，最終對敘事中紀實和虛構兩方面的分合開拓出新的向度。
更有人緊抓海外論壇不受檢查限制的良機，更不必憂懼刀筆吏算賬的後果，他們隔岸觀火，憂心如焚，專門以文化批評、時政評論、調查訪談等方式針砭時弊，及時就國內社會現實和文化動向發出那裡的報刊網站上發不出來的評論性、報導性文章。此類寫作則以立場明顯和富有洞察的批評取代了從前國內那種「三家村札記」式的、賣弄著知識性內容，吞吞吐吐搞政治諷喻的所謂「雜文」。這一自由論壇的建立，不只使海外眾多的有識之士在其供職之餘得以發表高見，自立專欄，而且也為國內大量的異議作家開闢了越界的言論園地。海內外的這一溝通創造了一種廣義的海外寫作天地，這個「海外」已非純地理上的海外，它成為一個把海內外自由寫作聯繫在一起的陣地，有效地衝擊了大陸當局對信息交流和意見表達的嚴密限制，使一個天涯若比鄰的寫作「華人村」得以建立起來。正是確立了這個打通海內外隔離的方向，海外的寫作自由被化到了國內，國內的受限制狀況更被舒解到了海外，這一雙向的努力將一直堅持到國內人民的讀和寫取得全面的自由。
以上三方面可謂海外華人寫作的「海外性」，其突出的特徵就是，自由參與的普通作者群遠離了國家體制的控制，他們不計成名成家的文學價值，他們追求認知、重自我表達和互相交流的寫作目的也遠遠超出了謀取商業出版，旨在轟動的功利取向。對很多普通的作者來說，在海外寫作和發表，往往並沒有什麼豐厚的稿酬可言，很多人都是在緊張地工作一天後，壓縮自己休息和娛樂的時間，打開計算機，敲起鍵盤，注目屏幕，投入那深遠的網際世界的。
現在還談不上對海外華人文學的具體特徵作學術性的總結，更不必急於樹立所謂的經典作家，時間才剛剛開始，一切都有待進一步展開。現在的努力應該是讓不斷增長的作者群繼續壯大下去，讓沒有限制的寫作活動自發地擴展開來，讓非文學化的寫作探求中自然地滋長出新的文學性。但更為重要的是，必須保持自由寫作的品質，耿介地堅守獨立作家自重的立場，寧寂寞於海外的土地，也不要急功近利地拉攏國內的權勢，好去給自己鋪墊上從海外到國內市場和文壇的大紅地毯。獨立是要付出孤立的代價的，海外華人的寫作要在其置身的立錐之地上紮下安身立命的根，才開得出異域奇葩。這奇葩將奇艷到何種程度，那就要看海外的華人作者在如何獨特地發展其寫作的「海外性」了。
──原載《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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