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2006年1月1日，元旦，成都市圖書館例行的週末文化論壇座無虛席。新年第一天的主題活動是介紹《青年作家》雜誌改版並簽名售書，所以邀請了本期專訪的建川博物館樊建川館長做主題演講。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期《青年作家》對建川先生的訪問和刊載內容全部是尚未建立的文革博物館，而建川先生演講的主要內容卻是遭禁后剛解禁開館的抗戰博物館，以及他個人的三十多年的收藏經歷（圖一︰群像）。
無人理會或介意這個“文不對題”的錯位，也許人們真正想聽的，正是已經被人遺忘了60年的民族抗戰。建川先生演講時，謹慎地避開了敏感的國軍館和壯士廣場，並不停地讚美收藏家的盛世──全國變成大工地的日子。建川先生的收藏故事豐富多彩，震撼人心，可以構成當代中國的一部另類歷史。來賓中有許多白發蒼蒼的老者，許多人在聽建川先生演講時痛哭失聲。可以想像，有些感情，他們已經壓抑了60年。
2005年，是中國民族抗戰勝利60週年的紀念年，然而令國人失望的是，人們期待已久的歷史真像，並沒有如期出現。在中宣部把持下的中國，依然在新聞出版檢查下被嚴防死守，繼續著“國民黨假抗戰真反共”，“八路軍是抗戰主力軍”一類的真實的謊言。在這一年，經過三十年準備和三年建設的建川博物館，被黨內左派勢力無端干預，又禁又封，又整又改，百般刁難，幾乎瀕臨絕境。雖然在這一年的最後兩天建川博物館被允許低調開放，使這一充滿政治意味的文化事件悄然終止。然而左派勢力任意胡為的猖獗卻令人氣憤，共產黨防左抗干擾的能力受到中國民眾的懷疑。而且，製造禁館事件的某些官員，照例不會受到追究，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無須攤銷政治成本。黨內少數左派的寧左勿右行為能夠暢通無阻且無風險無成本，是中國政治的真正可悲之處。
應該說，建川博物館的籌建之際，得到了中共成都市委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2003年8月15日的奠基儀式上，市委市政府官員悉數到場助威，市委書記帶頭表態︰要政策給政策，支持民營企業家投資開發文化產業。然而這個政策並不好給。在大多數政府職能部門、《民眾日報》甚至中宣部某些官員都對建川博物館持肯定態度的時候，仍然有人從左側發難，而且幾乎得逞。以至於建川博物館建館工作在省委宣傳部個別官員的不停干擾下，被迫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妥協，在較大程度上偏離了當初的設計思想。
其實，建川博物館抗戰紀念館的設計思想既不複雜又不危險。建川先生是想用一萬多件抗戰文物，講述一個全民族而不只是一個黨派的抗戰故事。他認為︰所有參加這場抗戰的中華兒女都應得到尊重；所有為抗戰捐軀的死難烈士都應該得到紀念；所有援助中國抗日的國際友人都應得到感謝；所有殘暴殺戮的戰爭罪行都應該揭露出來；所有助紂為虐的漢奸罪行都應該記錄在案。所以，如果有人要從正面去反對或者封殺建川博物館，顯然是不正義的。為了營私，只有把這個民間行為提升到 “講政治”的高度，才能橫加干預。因為“講政治”是某些部門某些人的專利，是造神主義新的咒語和威權主義新的口令，而“政治正確”是政治人自我設計自我定義的殺人武器。不管是不是“正當的衣冠文物之治”，講政治者如墨索裡尼總是有理，而依法行政施“治”者常常無“法”可施。在此環境下，“正義”或被遺忘，或被屏蔽，或者偏離，總是缺席。
建川博物館被認為爭議最大的有兩個部分，一是為紀念民族英烈而建的壯士廣場，另一個是為記錄中國軍隊抗戰功績而設的國軍抗戰紀念館。首先遭到非議的就是由200個雕像組成的壯士廣場。
並非人所盡知，在當時國民政府領導下的中國軍隊（也包括八路軍、新四軍），曾經奮起抗日，與侵華日軍進行了200多次戰役，其中22次重大戰役，6次特大戰役。八年抗戰中，中國軍人奮勇殺敵，壯烈捐軀，共有360多萬國軍將士戰死沙場，其中將級軍官262名（包括八路軍將軍左權和新四軍將領彭雪楓）。僅以川軍而論，當時100多萬川軍將士，出川抗日達60多萬，而回到四川的僅30萬人，30萬巴蜀兒女做了異鄉英魂。文革后期，成都曾經滿大街抓捕“國民黨殘渣余孽”（這些人后來多是拉板車賣苦力的城市貧民），被揪上台來的抗日英雄流著淚說︰當年參軍是為了保家衛國，是為了抗日……有誰知道，原立于成都市東門大橋現遷往萬年場被喊了幾十年的“無名英雄紀念碑”，竟是國內唯一的川軍陣亡將士紀念碑。
身為八路軍后代的建川先生，透過三十多年的文物收藏，了解了真實的歷史。所以他不遺忘，有抱負，敢擔當，準備透過建造壯士廣場，來紀念所有獻身中華民族的全民族抗戰的烈士英魂。建川先生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民族，搶救歷史；為了未來，尋找正義。然而，一只大手開始橫加干預。數十次會議之后，800壯士被變成500壯士，300壯士，最後變成200壯士。容納了國共兩黨人士的壯士雕塑廣場完成后，卻不準對外開放，壯士身前不準刻名字，不準媒體報道或宣傳，不準游人靠近。專為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而趕製出來的壯士群雕廣場，在8‧15抗戰勝利日這天卻關門閉戶，只有幾個雕塑作者在此默默洒祭。悲憤難抑的藝術家們提議︰如果不準開放壯士廣場，不如運來黃沙，重新掩埋這些戰死沙場的壯士，讓英魂再次變成冤魂﹗
一個多么偉大的創意﹗然而建川先生不敢造次，他只能哀聲求告朋友們︰不能啊﹗我是企業，我有成本，而下命令的那些人沒有成本，我無法抗爭……
如此悲壯的“一個人的抗戰”，讓雕塑也在哭泣﹗
樊建川，一個具有這一代人的典型經歷，卻同時更具有這代人已經欠缺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傳奇人物。他的名字如所有南下干部的子女一樣類型化且毫無創意，然而他的作為創造了一個天大的創意，他的壯舉支撐了一代人的光榮。
建川先生下過鄉，當過兵，上過學，教過書，做過官，官至四川省宜賓市副市長時，他辭官下海，淨身出“府”，做了一個房地產開發商。“當官五年，我自認為是一個清官，我從沒有收過人家一分錢”。新年文化論壇上，建川先生如是說。
建川博物館是一個宏大的博物館聚落的建設構想。這個宏大構想座落于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一個充滿濃郁的田園風情的川西古鎮。建川先生要在這裡建設大大小小的十幾個主題博物館、民間藝術博物館和民俗文化博物館。擁有30多萬件館藏文物的文革博物館無疑是其中最大最有特色的世界級的主題博物館，僅管它的建設過程甚至項目落地決不會一帆風順（甚至立項都難）。而擁有1萬多件文物的抗戰紀念館卻成為最敏感最艱難的一個政治事件，僅管它合情合理合法合乎規定合乎人心，但它不符合少數人的胃口和個別人的利益，所以要無端地遭受磨難。抗戰紀念館由共軍館、國軍館、日軍館、眾志成城館、外國軍隊館、漢奸館、俘虜館等八個分館，以及呈V字型下沉式的壯士廣場組成。其中國軍隊抗戰紀念館由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題寫館名。抗戰紀念紀館採用現代及后現代的開放式布展模式，以多種藝術手法的組合運用，裝置成為以館藏品和藝術裝置組裝的場景式的藝術表現空間，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理念震盪和情感顛覆效果。
9月3日，日本投降60週年紀念日，筆者偕《文化人》編委會主任謝莊、無慧、劍秋及著名學人肖雪慧女士專程前往國軍館。偌大的館內觀者雲集卻靜默無聲，一些人靜靜觀展，悄悄流淚；一些人佇足沈思，手指摸著某個地名或人名；還有一些手捧鮮花的老人，在2970個國軍徽章組成的童子軍畫像前獻花、鞠躬，默哀。
……在這靜穆的場景之中，風雨聲、槍炮聲、 殺聲、吶喊聲匯集成無聲，撞擊直搗心靈。沒有語言，沒有聲音，只有一種情感在滋生，在傳遞，在增長，在行進，直到充滿胸臆。我認識這種情感，它叫正義，它化作烈士牆無以數計的英烈名字，組成民族之魂的灰色底紋。
經過近100年的歷史風雲，中華民族已經初步“脫貧”，正在奔“小康”，上“大道”，從強調服從到提倡創新，前程也許“似錦”。但是我們不能遺忘。今天的中國，正是幾代人奮鬥的結果，是中華民族全體成員的成就，而不是少數政治人物的功勞。同時，我們也不能排除政治搶劫，左禍禍國，歷史倒退的可能。在民族危難之際，在民族復興之時，能夠抗擊外憂內患，能夠保障民族昌盛的，只有一種精神，那就是一個民族的正義的精神，以及民族正義精神的代代傳承。在建川博物館，我們感受到了正義的存在和正義精神正在傳承。
本人不是民族主義者，本人是民族正義的推崇者和實踐者。二者的區別是，民族主義追求全民族現實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是政治經濟訴求；而民族正義追求全民族社會生活的公正有序，是文化價值追求。因此，正義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民族主義的重要基礎，不可偏廢。
說實話，作為一個頭班策劃人，本人當初對建川博物館並不看好。如果僅從市場策劃的角度看，安仁鎮一不靠山，二不近水，三不傍路，沒有太多的地理區位優勢和環境資源可資利用。加之當時市委書記指定的策劃人之一是我另一策劃項目的合作者，導致我們一個標的7位數的策劃項目流產。不平之際，我只能悻悻預言這個項目“死得難看”。不幸一語成讖︰建川博物館在政治爭斗中受盡折磨，幾被謀殺。這使我第一次為自己的“烏鴉嘴”感到內疚，也為建川先生遭受的政治非難感到憤慨。建川博物館沒有在經濟上死得難看，卻在政治上活得艱難。為彌補自己的“過失”，在成都市草堂讀書會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座談會上，繼流沙河先生聲情並茂的發言之后，我在會上介紹了建川博物館，號召文友們去參觀，去關注，去聲援，在精神的層面上，把“一個人的抗戰”變成全民族的抗戰，並在這裡學習和傳承民族正義的精神血緣。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最基本的正義感，就會一黑到底，真不如假，善不敵惡，正不壓邪，最後變成魔鬼的天堂，人間的地獄。
揚善懲罪的建川博物館不幸陷入了中國式的政治陷井，成為政治利益集團鬥爭的犧牲品。據說，正是因為市委書記的支持，激起了另一位高官的反對，因為這位高官曾被書記搶去了他想得到的官位。所以，君子報仇五年不晚，中國政治全左律的全或無定律，成為打人的工具。中國式的“經濟民主“和政治專製，給公權私用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在政治決策上，如果有99個人向右轉，1個人反對，並搬出主義，複印教訓，這1個人準贏。“姓左的墨索裡尼”總是有理，于是有人經常利用這條政治定律來達到個人目的。建川博物館的本意是表彰和紀念全民族的抗戰和愛國精神，卻被人惡意污為事關“國小課本和中共黨史都要重寫”的政治事非，上升到亡黨亡國的極限高度，誰還敢承擔政治責任？
有位指導建館的藝術大師曾說︰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美的專製主義，台灣擁有世界上最糟糕的民主制度，中國的社會進化環節出了問題。印証這個論斷的是，一些國民黨人揪著建川先生的衣服追問︰你都知道國軍是抗戰主力，為什麼把共軍館修成4000M2，國軍館才2000M2？建川哭笑不得，委屈感油然而生，干脆說︰你搞清楚，我這是共產黨修給國民黨，你愛要不要﹗即使曾經堅決支持建川博物館的市委書記，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也只好對建川先生說︰我只能暗中支持你了。中宣部官員說，要我們認可你，要政治局常委開會……中國大陸上唯一一個表現全民族共同抗戰拯救國家的民間博物館（另一個“官方”的是湖南衡山的忠義祠），在國共兩黨之間，黨政利益之間，省市矛盾之間，京地派系之間，公私恩怨之間，古今是非之間，正邪搏鬥之間，善惡取舍之間，遭受重重夾擊，左右不逢源，裡外不是人。連建川先生這樣的鐵漢也只能喟然長嘆︰時代雖好，做一點事太難，太難﹗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來。如果我們在物質衣冠文物已經初級之后，卻在民族歷史中充滿假說，在“意識型態”上充滿邪惡，在政治生活中充滿暴力，在社會現實中充滿專製，我們就沒有政治衣冠文物可言。如果我們不能客觀地面對歷史教訓，不能正確地明辨是非，不能積極的扶正祛邪，不能有效地恢復誠信，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精神衣冠文物。沒有精神衣冠文物和政治衣冠文物的社會不是和諧社會，只能是馬加爵和康生們的天堂。
2005年10月19日，筆者第三次來到建川博物館，拍攝不準刻名字的壯士廣場雕塑。那天，正逢省委宣傳部的視察大員來館，再次提出他們的意見︰一、全盤改造，不分國共，全部改成1號館，2號館，3號館；二、政府收購，或者招拍掛。你不改，讓別人來改。這樣的粗暴干預，是否能代表公共權力話語，能否代表公眾意志？公眾能知道嗎？能幹預嗎？能決定嗎？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對“宣傳部們”的制約機製。
送走宣傳部大員，建川先生送我一本書──《狄島靜夫日記》。這是建川博物館自費出版的一件收藏品，書中記載了侵華日軍的火葬兵狄島靜夫與中國軍隊交戰的心路歷程。通宵讀完后我掩卷思索︰抗日戰爭起源于東方衣冠文物先后發育形成的差異，是“同父異母”的兩種衣冠文物的衝突，戰勝國和戰敗國都應該學到新的東西。然而，戰敗國日本對內學得很好，對外學得很不好。戰勝國中國對外學乖了，對內卻學壞了。中國如果不能正確對待這段民族抗戰歷史，要求日本正視歷史時就會底氣不足，並在國際多邊政治中投下歷史的陰影。中國民眾如果不能從抗日戰爭中學到更深刻更本質的先進衣冠文物，就對不起三千五百萬中國死難同胞的鮮血﹗對不起360萬中國軍人的英魂﹗對不起200多位中國將軍所代表的正義之魂﹗也對不起第201個壯士──建川先生孤軍奮戰的身影﹗民族正義，魂兮歸來﹗
──轉自《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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