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死亡的幽谷(51)恶梦中的幻梦

八、恶梦中的幻梦

运动初期到处张贴着《中共中央“67325号”通知》，其内容是不准地、富、反、坏、右翻案，对于个别错案的确定需要甄别，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从这个《通知》可以看出，在运动初期，揭发“当权派”时，各地区有许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权派”迫害的人要求平反。前文已提到，当时我就有这种想法。我想，一旦运动后期有机会，我要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

1969年8月，解放军204部队进驻我校，军代表叫郭东明，是一名团级干部。通过几次接触，我发现郭东明同志政策水准高。首先，他冲破重重阻力，在10月27日果断的宣布解散“牛鬼”队，对在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干部大胆解放，把长期复杂的混乱局面理顺了。

我想，他本人并不涉及本单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处在比较客观的角度上，应该能够公正客观的看待我的这个“历史问题”。我想向他透露一下我的冤案，即使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至少他不会迫害我吧。于是我决定冒险一试。

管理我们“牛鬼”队的学生杨柱君向军代表汇报“牛鬼”队的情况时，他着重向郭东明介绍说：“‘牛鬼’中有一个叫王开泰的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时才17岁，在军队中曾为营级干部，师参谋等职，在战争年代中负伤残废，后转业到五一校，因与崔振杰有矛盾，被打成‘右派’”，郭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被打成‘右派’呢？”杨回答说：“听说他想争夺崔振杰的校长位置，后被崔整了。”

11月5日，郭主任找我去谈话。我鼓起勇气把我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全部向他倾诉。他边听边作记录，并不时插问我一些情况。我再三强调，我这个案子的假相很容易识破，崔最恶毒的手段是制造了一个假的“阶级背景”，说我是大地主、大汉奸的儿子，是被八路军俘虏过来混进革命队伍内部，对党有刻骨铭心阶级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他把我给他提的意见统统归到“对党有刻骨铭心的阶级仇恨”这条“钢鞭”上，置我于死地。

我引用毛主席“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几条语录，要求军代表甄别此案，并当场表示如果我欺骗了党组织，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最后我拿出了我保存多年的几份材料给郭主任。

郭东明感到很震惊，他立即向我表示三点：一、他要先看看我的档案材料再说；二、叫我立即写个全部详细的材料交给他；三、为了把问题尽快搞清楚，叫我本人主动协助组织。

他说：“你给你父亲写封信，叫他把你们家庭情况，你父亲本人的政历以及现在的情况写封信向你介绍一下。另外，以相同的方式写封信给你的三叔，叫他如实把45年你参军前跟着他的那段历史情况介绍一下。这两封信的回信来了后，你把它交给我，然后再考虑下一步党组织派人或发调查函的问题。”

郭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先弄清楚‘阶级仇恨’的问题，只要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是正常的内部矛盾，顶多是个‘思想认识’问题。”。他还嘱咐我，在问题未弄清楚前，不要外谈，这个事情只有他一人知道。

这是我被打成“右派”12年后，第一次大胆地倾吐我的冤案，多年来我被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整怕了，我对党产生了一些疑问，我自己都不大敢相信，我真的遇到了一位敢于面对事实真相的共产党人？

这次谈话以后，我立即写了一个详细的申诉材料交给郭主任，并先后发出两封家信。

1970年上半年，我先后收到父亲和三叔的回信，详细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其中三叔王克宽的来信中，除了详细介绍了我参加八路军前的那段历史外，并提供了另外一名证明人乔季铭（当时任三叔所在部队的营长）。我立即把这两封信交给了郭东明。

郭东明看了我的全部档案材料后，又找我谈了两次话，并要求我又写了一个补充材料。

1970年7月2日，郭东明在第三次找我谈话时说，这个案子是个历史错案，但是，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崔给此案的定性之前，按组织程式报请上级党委批准的。如果是崔以单位党组织的名义搞的，我们就可以立即纠正此案。郭东明说，他们打算请示一下上级，作为“支左”部队发现了历史错案，该怎么办？他还说：“我看了这个材料后，感到这个人（指崔振杰）的手很毒辣。”

郭的谈话十分真诚，从这里可以看出崔振杰不但心狠手辣，而且手段高明，他先把我的案件报请上级批准，使其“合法化”了才下的手。

在这之前，有人向我透露，在收发室见到一封外调密件，封面上写有从山东省高密县发出。那十有八、九是有关此案的外调材料，看来军代表认为此案是个错案，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1971年元月10日，郭东明同志第四次找我谈话。他说，此案他已经请示了唐政委（当时“支左”片区的领导人，老红军），唐的指示是：案情性质不同一般，涉及到给“右派”翻案的问题，即使明知是个错案也要慎重，否则有人会说我们军队给“右派”翻案，为了慎重起见，根据《中共中央“67325”号通知》精神，不准给“右派”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等等看，中央对这类情况有何指示，到那个时候再说吧。

后来事实证明，中共中央的那个所谓“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而已。我又被愚弄了。

1972年底，崔振杰已“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官复原职，“支左”部队准备撤离学校。郭东明担心留下这些材料，以后会给崔振杰作为打击报复我想翻案的依据，便悄悄把我交给他的所有材料带回部队他家里，然后让我到他家里去取回来。郭的此举我深受感动，在那个年代我的右派冤案虽无人敢动，但从郭东明同志身上代表了一些共产党员的良心！

军代表和他的上级不敢动我的案子，我完全理解，我敬佩他们这种共产党人的良知。看来只有等毛泽东这位“一贯英明正确”的“万岁”死了后，冤案才能平反昭雪。

郭回到部队后，我常去他家做客。有一次聊天时，我听他说部队的一号首长名叫李志武，我立即激动起来，李志武是我的老战友，1948年我和他一起在二野后勤司令部当参谋，而此时他已是正师级干部了，郭是他的政治部主任。

当郭知道我和李首长的关系后，立即要带我去见他，我这种身份，有何脸面去见老战友啊。我以时间已晚推辞了。

过了不久，李志武得知我的消息后，突然来我家看望我。以后每当我去他们部队玩时，李志武和郭东明都把我作为座上客，好酒好菜热情招待我，李志武对我的冤案极为不平，他曾打算通过管道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反映我的冤案，请他出面为我平反，可惜他的努力未成功，后来他就调走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