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刘队长约我一起去石板坡看房子，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新的采矿队，他打算把我派去该队工作，那时候，选择工作，吃多少粮食是个重要条件，我想采矿队粮食定量高，肚子可以吃饱，于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头上，有几间竹篱茅舍，新成立的采矿队就住在这里。
1960年11月27日上午，我冒着濛濛细雨，背着行李来到了采矿队。队长名叫杨国荣（重庆人），是位民警，该队有劳教人员三十余人，分别编为两个班，各班有正、副班长。从劳教人员抽出两个比较可靠，兼有办事能力的陈正权，谢云清分别管理伙食和采购，又抽出一名劳教分子田清明（重庆江北五里店人）当炊事员，这个采矿队归基建队领导。
我的任务是协助队长杨国荣同志做具体的管理工作，其内容大致是：带领和监督劳教人员的劳动，参加劳教人员的班会、学习讨论会以及大小批斗会。劳改营的特点是，劳教分子除劳动外，每天晚上学习开会，评比检查等，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每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劳动、学习、开会，严格控制个人的活动空间。落雨天也要在工棚里学习，或开斗争会，批斗那些抗拒改造的人。我的任务是执笔作记录，整理材料等，此外还编写生产报表，往返跑基建队联系情况等。该队除了队长杨国荣是位民警外，只有我一人是就业职工，劳教分子们都喊我“王职工”，在劳改营中，这是劳改分子就业后的一种特有的称呼。
此时的二娥山区，正是寒风刺骨，雨雪交加严冬季节。白天，我带领着大家冒着风雪严寒，在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中挖矿石；晚上，工棚外山风吹得吱吱的响，棚内点着一盏昏暗的菜油灯，在遍地铺满了稻草的地铺上，劳教分子们围坐着开斗争会、或学习会、生活检讨会。棚内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放着一个大尿桶，人员不时去屙尿，满屋的尿臭气味，混合著乌烟瘴气的纸烟味，直往人的呼吸器官里灌。这种“疲劳轰炸”的学习，每天晚上要搞到十点钟，然后，人挤人地倒在草堆里便睡。棚外寒风凛冽，热被窝里的虱子、臭虫、跳蚤从四面八方袭来，也无人去理它，劳教分子像猪圈里的猪一样，你挤我，我挤你地在地铺上睡得死死的，第二天黎明，哨子一响，马上从地铺上爬起来，迅速吃了早饭又上山了。生活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我和他们不同的享受是与当炊事员的田清明一起，睡在厨房里。
劳教分子根据各人的表现好坏，分等级吃粮食定量，矿工每月38斤至40斤，这在今天的城市里是个惊人的数字，但劳改营里矿工每天苦干12小时以上，体力消耗极大。除了饭以外，人体需要的其他营养维生素基本上没有，在清水煮菜汤中很难见到点油花，人每天都处在半饥饿状态中。古人曰：“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半夜里厨房里的食物被偷的事件时有发生。后来杨队长和我及另外几个劳教积极分子商量，半夜轮流起来抓贼，捉到后，五花大绑捆起来开斗争会，用劳教分子“以毒攻毒”的手段，下跪、打嘴巴，直到本人苦苦哀求不再偷吃，并写下保证书为止。
有一天夜里，杨队长捉到的小偷竟然是对小偷恨之入骨，斗争小偷最积极的劳教积极分子陈正权（“右派”，成都人，原是干部）。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人人恨小偷，人人想当小偷”的矛盾心理，恨小偷吃了的饭要从大家的粮食定量中扣除，但当小偷可以冒险吃顿饱饭。
耐火砖瓦队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劳教分子张少洪夜里给炉子上送夜班饭时，背着30个馒头，20多罐米饭和菜逃跑了。后来听说他躲在一个山洞里，吃了几天饱饭。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汪洋大海，他无处藏身又跑回来了。他被五花大绳绑在树上，各队派出劳教分子代表参加斗争大会。
我们没有固定的住处，随着矿源而转移，那里有矿石就转到那里去，像游牧民族似的。尽管生活艰苦，但我比1959年在火烧埂采矿四队时要好得多了，因为我是个职工，有一定的自由度，除了杨队长外，在这个小天地里，我是个“二号人物”，虽然我也吃不上饱饭，但我的劳动强度低，消耗也低，许多劳教分子都很羡慕我。
采矿队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是队长杨国荣同志，杨队长30岁左右，文化程度不高，为人性格直爽，有实干精神，作风虽严厉，但心地善良，能和大家同甘同苦。他对劳教分子既严厉又宽厚。他常对我说：“劳教分子也是爹娘生的，首先要把他们当人看待，对他们管教要严，生活要关心”。“首先要把他们当人看待”这句话很让我感动，在那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能听到这句把人性放在首位的话真是可贵可亲。我调回重庆后的1975年新年，当我得知他回重庆探亲时，我还专门到他家看望他，他家住在化龙桥土湾重庆棉纺厂的家属宿舍。这是后话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