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劉隊長約我一起去石板坡看房子，打算在這裏成立一個新的採礦隊，他打算把我派去該隊工作，那時候，選擇工作，吃多少糧食是個重要條件，我想採礦隊糧食定量高，肚子可以吃飽，於是高興地接受了他的安排。
在一個四面環山的山頭上，有幾間竹籬茅舍，新成立的採礦隊就住在這裏。
1960年11月27日上午，我冒著濛濛細雨，背著行李來到了採礦隊。隊長名叫楊國榮（重慶人），是位民警，該隊有勞教人員三十餘人，分別編為兩個班，各班有正、副班長。從勞教人員抽出兩個比較可靠，兼有辦事能力的陳正權，謝雲清分別管理伙食和採購，又抽出一名勞教分子田清明（重慶江北五里店人）當炊事員，這個採礦隊歸基建隊領導。
我的任務是協助隊長楊國榮同志做具體的管理工作，其內容大致是：帶領和監督勞教人員的勞動，參加勞教人員的班會、學習討論會以及大小批鬥會。勞改營的特點是，勞教分子除勞動外，每天晚上學習開會，評比檢查等，時間安排得緊緊的，每天24小時，除了吃飯睡覺外，就是勞動、學習、開會，嚴格控制個人的活動空間。落雨天也要在工棚裏學習，或開鬥爭會，批鬥那些抗拒改造的人。我的任務是執筆作記錄，整理材料等，此外還編寫生產報表，往返跑基建隊聯繫情況等。該隊除了隊長楊國榮是位民警外，只有我一人是就業職工，勞教分子們都喊我「王職工」，在勞改營中，這是勞改分子就業後的一種特有的稱呼。
此時的二娥山區，正是寒風刺骨，雨雪交加嚴冬季節。白天，我帶領著大家冒著風雪嚴寒，在沒有人煙的荒山野嶺中挖礦石；晚上，工棚外山風吹得吱吱的響，棚內點著一盞昏暗的菜油燈，在遍地鋪滿了稻草的地鋪上，勞教分子們圍坐著開鬥爭會、或學習會、生活檢討會。棚內的一個陰暗角落裏，放著一個大尿桶，人員不時去屙尿，滿屋的尿臭氣味，混合著烏煙瘴氣的紙煙味，直往人的呼吸器官裏灌。這種「疲勞轟炸」的學習，每天晚上要搞到十點鐘，然後，人擠人地倒在草堆裏便睡。棚外寒風凜冽，熱被窩裏的蝨子、臭蟲、跳蚤從四面八方襲來，也無人去理它，勞教分子像豬圈裏的豬一樣，你擠我，我擠你地在地鋪上睡得死死的，第二天黎明，哨子一響，馬上從地鋪上爬起來，迅速吃了早飯又上山了。生活就這樣機械地重複著。我和他們不同的享受是與當炊事員的田清明一起，睡在廚房裏。
勞教分子根據各人的表現好壞，分等級吃糧食定量，礦工每月38斤至40斤，這在今天的城市裏是個驚人的數字，但勞改營裏礦工每天苦幹12小時以上，體力消耗極大。除了飯以外，人體需要的其他營養維生素基本上沒有，在清水煮菜湯中很難見到點油花，人每天都處在半饑餓狀態中。古人曰：「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半夜裏廚房裏的食物被偷的事件時有發生。後來楊隊長和我及另外幾個勞教積極分子商量，半夜輪流起來抓賊，捉到後，五花大綁捆起來開鬥爭會，用勞教分子「以毒攻毒」的手段，下跪、打嘴巴，直到本人苦苦哀求不再偷吃，並寫下保證書為止。
有一天夜裏，楊隊長捉到的小偷竟然是對小偷恨之入骨，鬥爭小偷最積極的勞教積極分子陳正權（「右派」，成都人，原是幹部）。那時候，每個人都有「人人恨小偷，人人想當小偷」的矛盾心理，恨小偷吃了的飯要從大家的糧食定量中扣除，但當小偷可以冒險吃頓飽飯。
耐火磚瓦隊發生過這樣的一件事，勞教分子張少洪夜裏給爐子上送夜班飯時，背著30個饅頭，20多罐米飯和菜逃跑了。後來聽說他躲在一個山洞裏，吃了幾天飽飯。因為四面八方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汪洋大海，他無處藏身又跑回來了。他被五花大繩綁在樹上，各隊派出勞教分子代表參加鬥爭大會。
我們沒有固定的住處，隨著礦源而轉移，那裏有礦石就轉到那裏去，像遊牧民族似的。儘管生活艱苦，但我比1959年在火燒埂採礦四隊時要好得多了，因為我是個職工，有一定的自由度，除了楊隊長外，在這個小天地裏，我是個「二號人物」，雖然我也吃不上飽飯，但我的勞動強度低，消耗也低，許多勞教分子都很羡慕我。
採礦隊給我留下難忘的記憶是隊長楊國榮同志，楊隊長30歲左右，文化程度不高，為人性格直爽，有實幹精神，作風雖嚴厲，但心地善良，能和大家同甘同苦。他對勞教分子既嚴厲又寬厚。他常對我說：「勞教分子也是爹娘生的，首先要把他們當人看待，對他們管教要嚴，生活要關心」。「首先要把他們當人看待」這句話很讓我感動，在那個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年代，能聽到這句把人性放在首位的話真是可貴可親。我調回重慶後的1975年新年，當我得知他回重慶探親時，我還專門到他家看望他，他家住在化龍橋土灣重慶棉紡廠的家屬宿舍。這是後話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