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死亡的幽谷(13)瞌睡壩的「死亡隊」

三、瞌睡壩的「死亡隊」

我們這批人，剛來時，都還有一股猛勁，大家都想好好勞動，爭取早日解除勞教，「回到人民隊伍」中去。因此幹勁很大。然而，隨著「大煉鋼鐵」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勞動強度也越來越大，除了夜裏睡覺，吃飯、大小便以外，全部時間都在強化勞動，後來，連夜裏睡覺的時間都無法保證了。

那時，有個非常時髦的名詞，叫「放衛星」，而且，「衛星」放得要更多、更大，最後到了無限度地拔高。我們這些勞教分子就成了爭取放「大衛星」的犧牲品了。

白天大家勞累了一天，半夜裏，常常突然被哨子叫醒，立即起床，每人擔100多斤重的鐵礦石，冒著風霜嚴寒，在漆黑的夜裏，沿著崎嶇小道，緊急向廠部煉鐵爐運送去。山區的氣候反覆無常，有時候，半夜裏冒著寒風陣雨，向高爐運礦石，來回20多里的路程，回到宿舍裏後，疲勞得脫了濕棉衣，鑽進被子就睡著了。正在這時，突然又是一聲高喊：「趕快集合運礦石，高爐掉料啦，快！快！」於是，大家又急忙爬起來，冒著風雨擔上礦石，翻山越嶺向著煉鐵爐奔去！第二天，還要照常上班，美其名曰：「幾天幾夜不下火線。」

雖然，勞動強度無限拔高，但每個人吃的糧食定量卻固定不變，36斤糧的定量和超強化的體力消耗的差距越來越大，身體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虧損也越來越大。不少人的身體很快就拖垮了。即使這樣，那36斤定量也不能完全吃到，因為除去碩鼠（勞教營的工作人員和炊事人員）從中剋扣，真正能吃到肚子的糧食早就打了八、九折。另外，蔬菜不僅很少，裏面還看不見點油花兒，甚至有時只有鹹菜和麵醬下飯。

我們隊裏有個勞教分子平時愛說俏皮話，有一次，他唱歌時，哼出一句：「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肚子吃不飽……」結果被人打「小報告」，反映到隊長哪裏，全隊馬上召開一次鬥爭大會。在鬥爭會上，這個人跪在地上，一個犯人對他一陣猛打，因為是他的嘴巴唱的歌，直打得他滿嘴是血。

每次開飯時，每個人舀一盅開水，裏面撒上些鹽，先用鹽水把自己灌個半飽，然後，再吃各人的那罐飯。這種方法只能解決一時之急，一旦撒幾泡尿把這些鹽水排除體外，肚子如同泄了氣的皮球，反而更餓了。後來，大家想了個辦法，利用有時在離隊較遠的深山裏開礦的機會，上班時，班裏選出兩個做事老練，大家信得過的人，到半山腰或山腳下的農民家裏去，買農民餵豬的紅苕葉子，或曬乾了的爛菜葉子，裝在洗臉盆裏，就地拾柴在山洞裏煮熟。然後，利用工休時間（上午10點左右），工地上留個人放哨，以防隊長來工地視察，其他人則全部去狼吞虎嚥地大吃一頓。

這個辦法比猛灌一肚子鹽水好多了。然而人的生理機能與豬不同，用清水煮的爛菜葉子既無營養也不衛生，有人說腸子裏的油水都被爛菜葉子刮光了，但我們還是狼吞虎嚥地吃。久而久之，年齡較大的和身體素質較弱的犯人先病倒了，以後生病的犯人越來越多，這些病人的共同特徵是：渾身浮腫，四肢無力，氣喘，拉肚子，只想吃東西。這種病只是餓病，許多人就這樣病（餓）死了。

病得輕的犯人，留在隊裏，專門集中在一個臨時搭建的草棚子裏，落雨時，棚子裏四下漏水，地下也四處流水，棚子裏的病人，只好用臉盆接漏雨水。這種餓病除了吃飽飯，減少體力消耗外是無藥可醫的。有的人病情則愈來愈重，最後，隊裏把他們送到一個名叫「瞌睡壩」的醫療隊去。被送去的犯人十有八、九有去無回，因此人人都叫它「死亡隊」。後來，重病犯人太多了，醫療隊承受不了，只好將這些人留在隊裏面。許多重病人，寧願死在這裏，也不願去「死亡隊」。

我們班裏有一個名叫方田的同學（安徽省人），他被送進醫療隊後就不行了，臨死前他要求見我。在方田未被送到醫療隊之前，他多次懇求我說：「王班長，我不行了，我恐怕回不了重慶了。以後你回到重慶時一定要到我家看看我娘和我老婆張琳。」我答應之後，他還叫我記在筆記本上：重慶沙坪壩區化龍橋黃角堡小學語文教師張琳。寫完後他向我一再道謝。他被送去醫療隊時拉著我的手依依難捨淚流滿面。當時，我在班裏人緣關係好，另外我又是班長，很多同學把我當成難友中的親人。不久，有人帶來口信告知我說方田不行了，盼望我去看他。那天，我請假去看望方田。一走進茅草棚子裏，一股屎尿臭氣撲面而來，令人噁心。只見地上橫七豎八，東倒西歪躺著許多面容可怕，快要死去的病人。我看見了方田，他已經成了一個還活著的骷髏，十分可怕。他聽見我來了後，突然清醒過來，欲哭無淚。他想拉我的手，但手只微微動了一下，已無力抬起。他很吃力的說：「王班……長……你……你……回到重慶後，一定要見……我愛人……張琳，……說我……對不起……她。」說完這話他一下子就斷氣了。

我目睹了他的死亡，心裏非常悲痛，同時也非常恐懼，說不定哪一天死神也會突然降臨到我的頭上。

後來，我看到了埋葬他的那片荒山，陰風慘慘，到處是一堆堆新墳，令人觸目驚心！

在「瞌睡壩」，我的難友周革新（「右派」，重慶長航局幹部）親眼目睹了大量右派的死亡，他告訴我，當時死的人太多，無處可埋，因山上地薄，屍體埋了不久就被大雨沖出來，有的地方埋了幾層死人，後來實在埋不下去，只好把死者用他自己的鋪蓋卷起來，拖到一個山埡口處，拋到山下。不久，山下死屍成堆，臭不可聞，下面幾戶農民不得不搬家，但是，當局不准他們說出去。又據我的難友李志田（原重慶市民政局科長，「右派」）後來對我說，他從有關方面得知，當時中川勞改營有勞改勞教犯一萬人，其中餓死了30－40％，也就是說約3,000－4,000人死在那裏。

我們班的副班長王松橋（重慶黃沙溪人）已年近50歲了，我們兩個為了夜裏睡覺能彼此增加體溫，把各自的鋪蓋和在一起合鋪睡。不久，他也病倒了，兩腿浮腫，四肢無力，氣喘吁吁，他怕被送到「瞌睡壩」的死亡隊，一再對我說，他的病不重，不用去集中，可以留在工棚裏看管一下宿舍。

1959年8月22日早上，我把他的飯送到他鋪前，連叫他幾聲他都沒答應。我把他的被子一拉，大吃一驚，他已直挺挺地死去多時了。我嚇得混身癱軟，他什麼時候死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和死人睡在一個被窩裏！

他那雙可憐而又恐怖的眼睛給我刺激太大了，我終生難忘。

王橋松死後需要掩埋，因為我要帶隊出工，隊長叫我從班裏派幾個人去埋，據田一年（「右派」湖南人）回來告訴我說，山坡上到處是石古子地，他們挖了幾個地方才找到了一個山坡，費了好大的力，挖了一尺深就挖不下去了。王橋松人高馬大，只好將就著把屍體彎曲著硬塞進去，上面掩蓋了一下就算完成了。我聽了後心裏很難過，王橋松生前和我關係甚好，他很尊敬我這個「老革命」勞教難友，一個人就這樣像條死狗一樣埋了，甚至連狗都不如，愛犬死了主人家還悲痛，他死了後，沒有親人的哭聲，只有我們這些勞教分子的兔死狐悲，擔心著自己也這樣走向死亡。後來聽說他的屍體很快被山上的野狗吃了。

我們那個班，原有四十多人，僅半年的時間，連續死了九個人，現在我還記得名字的有：方田、王松橋、劉克彬、馬正儀（大學畢業，長壽八角中學語文老師，「右派」）、伍加林等五人，其他人的名字就記不清了。

死亡人數在繼續增加，死神在向每一個人招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