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過死亡的幽谷(10)關入監獄,押回學校
三、關入監獄,押回學校
我突然被關進監獄,思想上極端痛苦。這到底是為什麼?按照黨章規定上訴我的冤案有罪?黨中央會容忍崔振傑用假材料來誣陷一個好人?這個困惑我是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才清醒過來——我看到劉少奇、賀龍等開國元勳被打成的「反黨罪行」,誣陷他們的那種卑鄙的手段,同崔整我的手法非常相似。此時我才知道所謂的「黨章」和「憲法」等於個零!
我和李恩章分別關押在兩個牢房裏。我這個牢房大約10多個平方,擠了10多個人,「床」是用門板打的通鋪,上面什麼都沒有,夜裏10多個人和衣擠在上面睡,門後面一個大尿桶,散發出一陣陣令人噁心的臭味。
囚犯們大都是北方人,身穿厚實的棉衣,唯有我這個南方的「囚犯」衣著單薄,凍得渾身發抖,夜裏睡覺時,就往別人身上擠。囚犯們看我是個斯文人很可憐我,一位年紀較大的囚犯主動向民警反映說,剛來的那個年輕人冷得受不住了,你們應該想個辦法。此時,一位好心的看守借給我了一件舊的軍大衣,這才救了我的急。
監獄裏的早餐,每人只喝兩碗包穀粥,中午每人發一個拳頭大的包穀窩窩頭,一碗包穀粥,晚飯和午飯一樣,這是我生來第一次坐牢房,而且坐的是共產黨的牢房。我在這裏才真正感受到「自由」二字的可貴,才體會到什麼叫做「饑寒交迫」,什麼叫「度日如年」。
牢房裏有一個幹部模樣的中年人,他也是剛進來的,思想包袱極重,愁得不想吃飯。他見我也像個幹部的樣子,因此我倆尚能溝通。每次開飯時他把他那個窩窩頭分一半給我吃,我對他感激不已。
犯人們不時被叫去審問,這段時間,我被提審過兩次,每次我都喊冤叫屈,慷慨陳述崔振傑的卑劣行徑,此時我已橫下心來,即使我的冤案平不了反,我也要把那些卑鄙惡毒見不得人的醜事講給每一人個聽。
審訊員聽了我的陳述後,每次都沉默不語(在後來的歲月裏,我根本不敢再喊冤,那是後話),以後再也不提審我了。
這裏的犯人中,有時有的轉走了,有時又有新的犯人進來,看來這裏是個臨時關押所。
犯人成分很複雜,都是些拘留待審的人,很難說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有的人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有的人焦急萬分好像在等待什麼,有的滿腹牢騷破口大駡。我突然被關進這個牢房裏,精神上極端痛苦,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儘管我蒙受著天大的冤屈,但畢竟我是從小跟著共產黨長大的對黨的感情極深,認定黨始終是光榮的,正確的,那時候即使是把我拉出去槍斃,我也要高呼共產黨毛主席萬歲。
我自己安慰自己,堅信黨總有一天會給我平反。我決不相信共產黨就是崔振傑這個樣子的黨,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要經得起黨對我的考驗,在思想上決不能把自己和牢房裏那些人劃等號,當我聽到有人罵共產黨的壞話,感到很刺耳,我本能地從思想上開導身邊的「難友」們。
有一天放風時,我在院子裏揀了一個鐵釘,拿回囚室在牆壁上刻寫了「天日昭昭」四個字,我每天都刻劃著這四個字,把這四個字刻劃得又深又寬。
3月8日,我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被關押的第八天。黃昏時分,看守人員突然喊我和李恩章的名字,我們兩人跟著看守來到辦公室。一看,完全明白了,單位派了王正康、劉承正前來押解我們回重慶。他們辦好了一切手續之後,來提取我們兩個「犯人」一起回重慶。
當晚九點,我們登上了北京去重慶的火車。
3月11日早上8點10分到達重慶火車站,下車後,立即被押回學校。
我和李恩章赴京告狀,轟動了全校,成為了重慶地區「右派」不服罪的一個典型事例。
我們被押回學校後,崔振傑和他的那些打手們興奮極了,得意洋洋地說:「王開泰和李恩章的案子是黨中央同意的。」
崔振傑公開亮出中央紀委拍給單位的「此案不予受理」的電報,對李恩章說:「你歷次上訴的材料都原封不動地轉到我手裏來了。」
另外,當我和李恩章祕密去北京告狀後,崔立即把李恩章的愛人王鳳鳴拉出來批鬥,然後派人把她押送到收容所。當時王鳳鳴還是個哺乳嬰兒的母親,收容所有良心的工作人員堅決不同意「收容」王鳳鳴,王鳳鳴才逃過牢獄之災。
我們受到了更嚴厲的監控,在「監督勞動」中等待更悲慘的命運到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