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地之大，无我立锥之地
回到重庆后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儿刘素清（七十年代被火车轧死了）就领着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户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规定要严格限制城市户口，原则上只准出不准进，另外，我又不是刘家的人。我顿时慌了手脚，户口等于第二生命，没有它，就没有工作权和居住权，也没有粮食供应和生存所需的各种票证供应，就意味着我呆在这个城市非法，根本无法在这儿生存。
我抱着一线希望去市劳动局，找到办公室杨家修，他是我当“右派”前的老同事，请求他设法解决，他只是叫我先回去，后天来打听消息。
第二天，我和刘素清又去派出所说情，还是不行，他们叫我找原单位。我是被单位开除了的人，回去有什么用？还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我走投无路，只得厚着脸皮试一试。我回到学校一问，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离开。
10月6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又去劳动局找杨家修，但没有见到他，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她叫我先到“公社”联系一下（此时的派出所都改称“公社”）。她还叫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公社”解决不了的话，只好返回原籍。一听说“返回原籍”我的头嗡的一声：完了！完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家乡父老？！
当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突然街道治安委员领着一帮人来查户口，有人认出了我，说我是右派。我说我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他们说：“那你就是‘人民队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但他们坚持说，没有户口就必须走人。我说时间已经晚了，明天一定搬走，这伙人这才甘休。这事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一个人民的“敌人”，所谓“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不过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这天夜里，我第一次听到地、富、反、坏、右联在一起的“五类分子”的称号，以前只叫四类分子，没有把“右派”排进去。我从这些人的口里知道，我已经被排在“五类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经成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敌对阶级中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我冒着濛濛的细雨，离开了黄沙溪老保姆家，搬到大坪旅馆住下。然后，立即去大坪派出所（已改名叫“公社”），我把情况向他们谈了，并出示了中川钢铁厂的证明文件，我对他们说，因为我的户口原来在这里注销的，我现在已解除劳教回来了，我应该再回到这里来上我的户口。
他们认为，像我这种既无单位又无家庭，况且又是一个“右派”劳教释放分子，在重庆上户口是不可能的，应作好回原籍的思想准备。
当时既然在重庆上不了户口，为什么不返回中川呢？但我被中川那凄惨和恐怖的日子搞怕了，心想山东老家总比劳改营好吧。另外，那时我对政治宣传机器报喜不报忧还没有完全看穿，报上把“人民公社”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我还存在着幻想，认为全国农村总的形势应当是好的。
10月8日上午，派出所正式答复我，不能在重庆上户口，必须返回原籍，并叫我立刻办理手续。这些天，我过够了这种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对回山东老家，也有了思想准备，因此我二话没说（即便说也无用），立刻办了手续。
下午六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房主突然逼着我马上搬走，说我事先没有办理当晚继续住店的手续，床位已卖给了新来的住客了。这时天色已晚，我苦苦请求，他不由分说地将我的东西往门外搬。记得小时候看小说《隋唐演义》，秦琼被店小二赶出店门，没想到那种狼狈地步落到我头上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的“太和”旅馆，因时间已晚这里也早已客满，我说了一大堆好话他们才象打发狗一样地说：“好，睡在地上！”
那天，还有个插曲，当我走到大坪虎头岩时，猛然想起死去的难友方田，想起他临死前泪流满面的托付。这里离方田家已不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临终之托，尽管我落到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对不起朋友。我又想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于是，我找到化龙桥黄桷堡小学，见到了方田的爱人张琳老师和方田的老母亲。我如实地把方田临死时的遗言转告了她们。
她们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哭得那个凄惨啊……
她们非要留我吃饭，那是饥荒年，我怎么忍心吃她们那点粮。她们拉着我不准走，给我煮了一小罐饭，接着方田的母亲（她是一双小脚）颤颤颠颠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个皮蛋，背着方田的两个孩子，剥开，一下子压入我饭里。方田家一贫如洗，那皮蛋是他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呀。
从方田家出来，我不知往何处走，想来想去，只剩下回山东老家一条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回去后又怎么生存？
此时此刻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单位），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去当“和尚”、当“叫化子”也无容身之地。(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