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好评
尽管经历了中国这场灾难和上世纪20年代初期欧洲的失败,共产国际仍确信其步入了正轨。所有共产党,包括民主共和国合法组建的党派,都有一个秘密的军事派别,偶尔公开露面...
在欧洲经历这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怂恿下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当时,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内战和社会冲突所撕裂,但同时也在经历一波巨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条件似乎已然成熟。这一时代的一个标志是,1925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1921年4月成立)的中国学生被重组为新的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
下一个未遂暴动的现场是爱沙尼亚共和国(Republic of Estonia)。这是共产党人对这个小国的第二次袭击。1917年10月27日,一苏维埃委员会(Council of Soviets)在塔林(Tallinn)夺取了政权、解散了议会,并废除对共产党不利的选举结果。不过,共产党人在德国远征军(German Expeditionary Force)到来前...
就在贝拉.库恩及其同伴试图把匈牙利变成第二个苏维埃国家之际,列宁决定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将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缩写为Comintern),也称为第三国际(the Third International),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并立即开始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the Internat...
列宁很早就决定在整个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煽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合乎逻辑的实现,其有名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1917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起初似乎是一项紧迫事务,因为人们认为,若更发达的国家没有发生革命,俄国革命就会受到危及。在这方面,列宁首先...
在这种背景下经常提出的经典问题,涉及第一个列宁主义周期和第二个斯大林主义周期之间的连续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后者?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配置的确是完全无可比拟的。“红色恐怖”源于1918年秋季的广泛对抗。这种镇压的极端性质,部分是对时代激进特性的反应。但重启对农民的战争,则发生在基本和平的时期,是对社会大多数持久攻势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
关于苏联国家暴力的使用,或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前半期政府实施的镇压形式,我们不敢妄称,前面的章节对其作了新的披露。历史学家对此类事情已经探究过一段时间了,而无需等待档案开放以便看到恐怖发展或规模。另一方面,档案的开放确实使人们得以对恐怖按年代顺序的发展,以及其规模和各种形式加以说明。因此,前面章节中提出的梗概,就构成了编制一份问题清单的第一步。关于暴力的使用、其...
在政治解冻期间,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然而对压迫的记忆仍很强烈,同时活跃形式的争论或异议依然罕见。克格勃报告指出,1961年有1,300名“反对者”,1962年有2,500名,1964年4,500名,1965年1,300名。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三类公民成为克格勃特别严密监视的对象:宗教少数群体(如天主教徒、浸信会教友、五旬节会成员和基督复临教派教友);被...
在“秘密演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实行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完成已采取的有限步骤。1956年3月和4月,当局颁布多项法令,针对的是据称因勾结纳粹德国而受惩罚并于1943至1945年被驱逐的各族群“特殊移民”。根据法令,这些人“不再受到内务部的行政监视”。
当然,即便是斯大林死后,也并非一切皆有可能。该体制任意性的主要受害者──因“反革命”活动被判罪的政治犯,并未受益于这次大赦。将政治犯排除在大赦之外,在古拉格特殊营地、河流劳改营(Rechlag)和草原劳改营(Steplag)的囚犯中,引发了多起暴动和反抗。
斯大林之死,正值苏联70年存在的中期,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尽管它并非这一体制的终结,但至少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写的,这名最高领导人之死揭示了“一个体制的悖论”。“据称,该体制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实际上都高度依赖于一个人,以至于他死时,这个体制似乎丧失了它持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这种“必不可少的东西”的一大组成部分就是...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事件主嫌被处决后,安全部门和内务部内进行了大量的密谋和反密谋。由于变得对贝利亚本人怀有疑心,斯大林捏造了一个虚构的明格列尔人民族主义阴谋。据称,该阴谋的目的是,把贝利亚起家地格鲁吉亚的明戈瑞利亚(Mingrelia)地区并入土耳其。贝利亚因此被迫在格鲁吉亚共产党内部领导了一场清洗运动。
在所有这些传言的活动中,列宁格勒事件仍是迄今最神秘的。它导致苏共第二重要分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被秘密处决。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行动主义很快引发当局的担忧。1945年初,犹太诗人佩雷茨.马尔基什被禁止发表作品。关于纳粹对犹太人暴行的黑皮书被取消面世,借口是“全书的中心论点是,德国人在苏联开战,只是企图消灭犹太人”。1946年10月12日,国家安全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民族主义倾向”,发给中央委员会一...
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宣布,据称发现了一起由一个“医生恐怖组织”实施的阴谋;该组织最初由9名知名医生组成,后来扩充到15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他们被控受命于美国情报部门和犹太人慈善组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US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滥用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高级职位,来缩短安德烈.日丹诺夫(一名政治局委员...
正如近来开放的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20世纪50年代初是行动强度最高的时期;从来不曾有这么多人被拘押在营地、强制劳动流放区和罪犯流放地。这也是该系统前所未有的危机期。

1953年头几个月,古拉格容纳著275万名囚犯。
20世纪30年代,被驱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权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连贯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这个问题以一种相当激进的方式得到解决:当局认定,1941至1945年被驱逐的人实际上都是被“永久驱逐”。这样,已达成年年龄的被驱逐者子女之命运所带来的问题,就立即消失了。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新的大恐怖和更多公开的审判秀,都不是斯大林主义最后几年的显著标志。然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依旧笼罩着战后的俄罗斯。不同类型社会行为的入罪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漫长而残忍的战争过后,该政权可能放松控制的希望终究化成了泡影。“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要重演过去,简直难以置信”,伊利亚.爱伦堡(lya Ehrenburg)于1945年5月9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但他立...
尽管阿根廷队拥有巨星梅西,还是要感叹“梅天王”时代结束了!
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恶,以“罪恶”二字述及,已显单薄,用“邪恶”一词论之,方合实情。本文尝试以一句俗语和两个人物为例,对罪恶与邪恶的区别略作分辨。 历史上两个反面人物,因为名声太恶,两千五百多年来一直无人敢为其说半句好话,可是到了1949年之后,却被中共捧上天:一个是盗跖,一个是少正卯。这两个人都是被孔子憎恶的,因此在中共对孔子批倒批臭的年代,他俩不但翻...
1945年的苏联,最广为人知的是,遭到严重破坏却成为获胜国。正如弗朗索瓦.福雷(Francis Furet)曾写道:“1945年,作为一个伟大而荣耀的国家,苏联凭借其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眼中新的救世主。”没人记得,或至少似乎没人愿意回忆,这件事隐藏很深的另一面。正如古拉格档案所显示的,胜利那年也是苏联集中营系统的全盛时期。当与世界其余地区讲和之际,苏联的...
1941至1944年间,古拉格的生存条件最为艰难。饥荒、流行病、过度拥挤和非人的剥削,加剧了Zeks(译者注:苏联集中营的囚犯们)持续的苦难。他们工作时也经受着异常严酷的条件,并不断遭到大批线人的监视。其工作是揭发“囚犯的反革命组织”。每天都会进行就地处决。
对日耳曼人的放逐之后,随之而来的是,1943年11月到1944年6月的第二波放逐大潮。当时,6个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拉恰伊人(Karachai)、巴尔卡尔人(Balk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被以“与纳粹占领者大规模勾结”为由,放逐到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波主要的放逐潮之后,1944年7月到12...
卫国战争期间对各族群全体的放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苏联历史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这些民族被集体指控“采取颠覆策略、从事间谍活动和勾结纳粹占领军”。只有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局才最终承认,发生了“普遍的过度行为”。60年代,一些因“勾结敌人”而从地图上被删除的自治共和国,最终恢复了其合法存在。但直到1972年,其余活着的被放逐者才最终获得了“自由选择居住地”...
1940年也因另一项统计而引人注目。这一年,古拉格和苏联监狱里的囚犯人数达到高峰。1941年1月1日,古拉格容纳著逾193万人,比前一年多出27万人。除了1939年底已被计入的120万“特殊移民”外,还有新的“苏维埃化”领土上的逾50万人被驱逐。苏联监狱理论上的限制是23万4,000名囚犯,却关押著46万2,000人;那年的判决总数大幅上升,一年内从70万攀...
波兰领土一被吞并,苏联政府就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的首脑传召到莫斯科,将“互助条约”强加于他们。根据这些条约,他们“邀请”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紧接着,25,000名苏联士兵进驻爱沙尼亚,3万名进驻拉脱维亚,2万名进驻立陶宛。这些军队人数远远超过了每个理论上独立的国家的常备军。1939年10月苏联军队的进驻,标志着波罗的海诸国独立的真正终...
1939年8月24日,得知前一天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都感到震惊。该条约的宣布,对世界很多地区造成巨大冲击。这似乎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转变,但公众舆论对此毫无准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两个表面声称信奉如此对立意识形态的政权何以能连结在一起。
以迄今未知的规模镇压社会,是20世纪30年代的显著标志。它也见证了集中营系统的巨大扩张。现今可得的古拉格管理局档案,让人们得以仔细审视这些机构的演变,从而揭示出诸多秘辛,包括其组织结构的变化、大型活动的时期、囚犯人数、他们的经济地位、被据以判刑的罪行种类,以及按年龄、性别、国籍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但仍有许多灰色地带。特别是,尽管古拉格官僚机构保存有对囚犯人数的...
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
付出代价最惨重的是波兰共产党。波兰共产党人的情况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脱胎而来。1906年,该党在自主的基础上,获准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与波共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许多社会民主党籍波兰人都转入布尔什维克党内谋求发迹,仅举几例,如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温施利希特(他们都曾是格别乌主管)以及拉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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