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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5日訊】在离我家不遠的一條大路旁，每天我都可以看見一位練攤的老人。他的年齡在五十歲左右，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從來就沒有正眼看過任何人。在一棵樹下，
他將一些充滿童趣的紀念卡片一字排開，但是他不蹲在卡片后用目光搜尋買家。相反，他在做另一件事情，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他用五顏六色的粉筆在地上寫著今天生活中能听到的民謠，即諷刺世事的民謠。而且每天的內容都不相同。寫完后，他則在地上鋪一塊布，斜臥在上面，任由陽光斜照在自己的臉上。
也許是因為年齡逐漸變大，而自己開始沒有足夠的精力或者倦于每天的奔波的時候，我開始留意生活中這樣的景致。我開始為這樣的情形所感動。
在喧囂的人群里，時時注意到自己的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一旦開始，就再也收不住腳。我于是就看見了自己一向認為正常的人生，讀書、上大學、
工作、力爭向上有人也稱為向上爬，盡力使人生變得輕松，仿佛一個長期在水下憋气的人終于浮出水面，生活中的大多數人就是這樣走著，腳步多的地方就自然成為主流人生。我想我已經成為一個十分無趣的中國人，跟著大多數人向前走著，
并認定這就是价值之所在。
作家余華說他討厭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我開始這樣理解，作為一個群體文化的底色，他們沒有像鐵錨一樣，使一個群體在任何一個時空里都能牽住在任何潮水中搖動的生活之舟，使人們只听憑于心靈的召喚，而不被肉體的欲望所控制。走在人群里，我強烈地感到，因為中國人的心靈還和歷史一樣，在功利主義和隱逸之間茫然地徘徊，使人世變成沒有理智的掠奪，使出世變成失敗的藏身之所。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大多數的中國人回答不了這樣的提問。
在這樣的群體里，最容易形成時尚和潮流，所有潮流的流向，都是一元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我們的心靈總是一架失控的馬車。
一年前，我友老杜從英國歸來。他扎著一個小辮，背著一個仿佛是軍用書包改制的包，進我的辦公室時，似乎心有余悸。我有些不解，問他怎么了，老杜肯定地說：我害怕。我不解地問他：你怕什么？他說：我怕同胞。我感到好笑，于是哈哈大笑起來。老杜說：在同胞的臉上，看不到安詳和宁靜，只有焦躁甚至凶蠻，而他最怕的是他們的眼神，像是要吃人。我說：我也讓你害怕？老杜認真地看了我一會儿，說：有一點。這回，我沒有笑。
我已經把什么寫到了自己的臉上？
多年以前，老友老杜在我看來就是生活的叛逆者，對于我們感興趣的東西，他并不在意。比如找個好的工作，過一种規范的中國世俗生活，娶妻生子。老杜喜歡照相，喜歡自己干自己的事情，而他的事情在中國人看來根本不叫什么事情，
至少不是正經的事情。老杜拒絕這樣的尺度通過他所熟悉的生活圈子強加到自己身上，于是就去了英國。那是90年代初的一個晚上，老杜在瀋陽北站急不可待地上了火車，像胜利逃亡的戰俘。
現在，老杜面色有些蒼白地坐在我的對面，向我描述自己的英國生活。他住在倫敦的貧民區里，周遭都是英國的下層各色百姓，包括嬉皮士。這里的很多人最后都成了老杜的朋友。剛到倫敦的一天早晨，打工的老杜在街上看見了露宿的人們正在悠閑地收拾背囊，老杜以為目睹了英國窮人的窘迫。后來老杜結識了自己的房東，原來自己的房東也是這樣一個喜歡到處露宿的年輕人。他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并不喜歡按部就班地住在房子里，他宁愿租出去，而自己背著行李到處睡覺。在以后的歲月里，老杜認識的這樣的英國窮人越來越多，也了解了他們的生活原則，那就是貧困沒有掠奪窮人幸福的權利和可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自由地享受人生是所有人的權利。我的老友老杜發現這种現實正好和自己的心思暗合。于是在倫敦，他開始打魚和晒网相結合的生活，整天拎著相机四處游走，拍了大量的照片。老杜壓根就不是抱著掙錢的目的出走的，他回來時仍然是窮人一個，但是他似乎帶回自己喜歡的活著的准則。
找到生活真諦的老杜在闊別家鄉多年以后，在同胞的臉上看見的只是恐懼，以致回來的几個月間不敢出門。他看到的是正在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一個事實：在必然要產生貧和富差异的社會里，人人都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最后成為一個窮人，每個人都要通過奮斗避開這樣的命運。這一切都寫在了人們的臉上。老杜害怕的是這樣的臉。
我忽然想到老杜其實和街頭賣笛子、二胡以及在地上寫字的那些人一樣，正在人間屬于自己的有限的自由中享受著從樹梢透下來的但是屬于自己的陽光。窮与富，這個兩極世界，是我們終究要面對的終極問題，既然不可能避免窮人的存在，就該還給窮人自己的幸福，當然這种幸福要靠能感受并确定幸福的心靈去尋找，并形成文化。在那里，他們同樣接受陽光，一點不會少，并同時感受自己是一個真實、完整的個人。
(摘自花城出版社《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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