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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3日訊】 十九世紀普魯士軍事家克勞塞維茨(KarlvonClausewitz)，在其傳世巨著《戰爭論》(OnWar)中，曾說過家傳戶曉的一句﹕「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而已。」兩百年後的今天，歷史告訴我們，這句說話其實也可以掉轉來理解﹕政治家也往往會成為軍人的扯線木偶。
最近由奇雲高士拿主演的新片《驚天十三日》(ThirteenDays)在香港上映，故事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講述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相信本港不少中生代對此事都有一定印象，因為人類實在從未如此走近核戰的邊緣。
當時蘇聯打算在新近成立革命政權的古巴境內部署導彈，因而觸及美國最敏感的神經，因為以後只需五分鐘，載有核彈頭的導彈便可擊中美國境內大部分目標。於是，或和或戰，美國總統甘迺迪遇上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抉擇。
片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並不是一味的大美國主義，正邪對立，忠奸分明﹔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在整個危機中，甘迺迪花在應付政府裏好戰派之心力，竟不比他與蘇聯周旋的為少。諷刺的是，當他稍後知道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正陷入類似的困境時，竟然起了惺惺相惜之感。
鷹派逼甘迺迪開戰
片中美國政府裏的鷹派，特別是軍方，挖空心思，引領國家步向戰爭邊緣。他們不單當面譏諷甘迺迪懦弱，行使激將，更在這美蘇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或曲解總統命令，或索性瞞總統，透過諸如擅自進行核爆、導彈試射、把戰爭戒備狀態升級等等，企圖向蘇聯發放種種錯誤信息，誘使對方先發制人，啟動戰爭。他們甚至設下陷阱，誤導總統派遣間諜機對古巴導彈基地進行低空偵察，企圖誘使對方開火擊落美機，把甘迺迪逼進戰爭的死角。當中種種的爾虞我詐，實教人大開眼界。
在中美關係日益緊張的今天，《驚天十三日》一片的劇情確是值得我們再三細味。
缺乏外交經驗的現任美國總統布殊，現在一樣是給好戰派環伺﹕曾任海灣戰爭聯軍統帥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已算是溫和派﹔老布殊年代的國防部長、現任副總統切尼，卻是眾所周知的對華強硬派﹔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更是典形的冷戰分子，七十年代曾任福特的國防部長，在其即將提交給總統的報告中，更提出美國應把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往亞洲，假想敵由俄羅斯轉為中國。於是便有把對準中國的核彈數目增加一倍、在關島部署B│2轟炸機、在西太平洋部署更多的三叉戟式潛艇，並把航空母艦從兩艘增加至四艘等建議。
布殊被鷹派包圍
為什麼這些鷹派總是如此渴望戰爭呢﹖除了意識形態因素外，《驚天十三日》一片還提出美軍一直希望一雪「豬灣事件」中其軍事行動失敗的恥辱，但政治學者卻會提供更深層結構上的原因。台灣政治評論家南方朔在最近一期《亞洲週刊》中，撰文介紹美國學者DavidR.Simon《菁英偏差行為》(EliteDeviance)一書時，便引述書中內容指出，美國已發展出一個龐大的「軍－產－科－勞－學－管－政」利益混合體，它有二百五十萬軍事兵員及僱員、超過一百家大型軍工產業、數十所大學，而百分之七點八的美國管理階層亦為這體制服務。這龐大的體制必須不斷尋找新敵人來合理化自己的存在，沙漠風暴行動已證明它有能力塑造出像伊拉克薩達姆這樣的敵人。
南方朔進一步指出，在廿一世紀的今天，這個龐大的體制需要一個新的敵人，北韓及伊拉克實在太小了，如果以它們為理由，將使發展新的核武、太空武器、航空母艦，以至區域導彈防禦系統等，都會盡成笑話。因此，它們需要中國。
解放軍欲東山再起
另一邊廂，祖國的情亦不見好得幾多。毛澤東年代，解放軍曾被吹捧到天高，到了鄧小平年代，為了進行經濟改革，解放軍的待遇一落千丈，甚至有裁軍一百萬之舉。但鄧小平是中共四大野戰軍系統中二野的政委，地位崇高，因此可以「壓得住場」，但到了毫無軍功的江澤民上台，情卻不可同日而語，軍方無時無刻不想東山再起。在諸如九六年台海危機、九九年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去年台灣大選，以至最近的間諜機事件，軍方如軍委副主席張萬年等，都對外發表較北京更為強硬的信息，情使人不得不擔憂。
《驚天十三日》的最後一幕﹕當決定或和或戰的漫長一夜最終過去，和煦的陽光從窗簾中滲進屋內時，主角奇雲高士拿不禁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日常看似平凡的東西原來是那麼的彌足珍貴，都是那一句﹕幸福並不是必然的。但願北京和華盛頓也能從歷史中汲取到教訓。
－－原載《明報》作者為﹕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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