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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8日訊】 王丹先生前不久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的一次關於“6．4”的演說中提到，“學生有錯”，因爲，“學生在當時的策略問題上有失誤，比如採取‘絕食’的方法時沒有足夠地考慮各種可能的後果，尤其是當學生運動轉化爲全民政治運動時，學生領袖沒有調整思路，而仍拒絕做任何策略上的調整”，“而政府向學生開槍則是有罪的”。
“6．4”無論如何是一個悲劇，一個民族的歷史性的悲劇。無論是學生或政府，雙方都得到了一個誰也不願意看到的最壞的結果。學生的改革與民主訴求沒有得到滿足，卻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政府開槍屠殺了自己的人民，爲此得下了永遠也做不完的噩夢。假如學生在“5．19”戒嚴之後能夠審時度勢、急流勇退，假如“6．4”的那個早晨不發生流血的悲劇，……那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將肯定會面臨一個輕鬆得多的政治環境；無論是政府、還是“6．4”的發起者們，都不必爲此背上一個沈重的歷史包袱……
可歷史沒有“假如”。它只有單調的、殘酷的“不可逆性”。人死了就死了，死者不可以複生；鎮壓了也就鎮壓了，即使知錯，也爲時已晚。剩下來的事情，不管你是什麽樣的心情、什麽樣的處境，該幹什麽還得幹什麽去——否認這一點，就不是唯物主義者的態度。
對於政府來說，在“6．4”之後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在建立起歷史功勳以後再找一個下來的臺階，這應該是當時唯一正確的選擇。可事實上我們沒有這麽做。我們不僅沒有推進經濟的改革和政治的改革，甚至連提出改革的勇氣都已經喪失了。結果幾年下來，使大家的處境越來越糟。
如果說“6．4”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麽“6．4”以後政府喪失了徹底改革的信心，則是不幸之中的更加不幸。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泥潭，並且越陷越深。就好象是沾染了白粉的癮君子一樣——拒絕改革，維護既得利益，它當然能夠帶來巨大的快感；但這種快感所帶來的結局，便是通向地獄！
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現實了：改革的停滯導致國內外矛盾空前激化，讓人一籌莫展！一想到國家的發展，我便立即心亂如麻！
政府與民衆已經陷入了一種空前的對抗狀態。而幾十年與人性打交道的經驗告訴我，對抗的成本是極大的，而且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轅北轍的：對政府是如此，對民衆也是如此。所以，不管別人怎麽想，就我個人來講，我希望終有一日能找到一條對話的途徑，使國家從拒絕改革一味對抗歷史進步潮流的可怕現實中解脫出來。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被稱爲共產黨的“比基尼”。這其中就包括“堅持改革開放”。所以我對於真正的改革終將開啓這一點是充滿信心的。一條路走到黑，國家將沒法發展：光工人靜坐討飯吃那檔子事，就足以把人煩死！不改革，或不搞真改革，那就會不得民心，不容于天理。
只要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6．4”。雖然給“6．4”平反目前看不到希望，但這一天的終究會到來，恐怕是沒有人會懷疑的。即便是“6．4”的製造者，他們所能做的，無非也只是將這一天的到來儘量拖延以求自保而已。假如能不追究他們的責任，消除他們心理上的負擔和恐懼，那今天給“6．4”平反也未嘗不可。
可這事實上不可能。對抗和仇恨已經深深地植入到了一些人的心裏。民族的悲劇肯定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持續下去。
這也是我對王丹先生的話深爲感動的原因。承認學生有錯，至少是對這種悲劇性結果的一種反思。不管學生的主觀願望如何正確，但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它的客觀後果。
當然，我們更需要期待政府的反思，期待“6．4”當事者雙方的良性互動。反思、懺悔，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希望啊！
“6．4”所積累起來的能量要慢慢釋放。先從經濟改革開始，推動徹底的私有化，然後以經濟爲依託，推動普選制度的實施，並同時對政治犯予以國家賠償。時機成熟的時候，再對“6．4”進行徹底平反。這也許是一個可以雙贏的選擇方案。
爲天下計，爲人民計，也爲自己計，我們希望當事者能以一種合理的方式早日解決“6．4”留下來的政治“遺産”，如此，實爲天下蒼生之幸！
（2001年4月28日于中國湖南省婁底市）
—-轉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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