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讀了上一期華夏文摘中任不寐先生的文章“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心升感慨。
誠如任先生所描述的那樣，目前在中國大陸，“人們的自私、貪婪、猥鎖、富有暴力傾向，有時又膽小如鼠”的“災民性格”，就象那滾滾的黃沙，正在逐步吞噬、毀滅著中國。
正因為如此，看到任先生文中提到的“人們對法輪功迷信”的說法，作為知情人，我不忍心看到那些正在遭受痛苦的普通百姓被這樣的誤解，我愿為他們說上一句公道話。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２日，中國開始了全國范圍對法輪功的鎮壓。眾所周知，這种鎮壓沒有任何法律依据，但通過報紙、廣播、電視等鋪天蓋地的宣傳工具，一夜之間讓千百万國內外不了解“法輪功”為何物的中國人相信了他的“邪教”本質。這种文革式的手段，是當權者為消除异己而一用再使的“老譜”。試想，對付“巫醫、神漢、跳大繩”等封建迷信活動，何時需要動用如此大規模的炮打雷轟呢？即使是几乎全民參与的“六四”，也在軍隊出動之后，很快就無聲無息了。
其實，這种現象很好理解：如果在平地上畫一條一米寬的甬道，誰都可以輕易地走過去，甚至跑過去都沒有問題。因為他知道，一米就足夠寬了，不會跨出去。可是如果把這個甬道放到万丈懸崖之上，恐怕就沒几個人敢過。也許一到面前，瞅一瞅，腿就哆嗦了。為什么不敢過了呢？難道這一米就比那一米窄了嗎？不是，是因為環境不一樣了，人的心態也不一樣了。
然而“法輪功”卻似乎是個例外。
在正式取締后的１０天中，數十万的法輪功學員想方設法到北京上訪。北京的監獄很快就爆滿了。
一位年邁的農民被捕時，他打開自己的包袱，將几雙穿爛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我走了這么遠才到這儿，就為了說一句心里話。法輪功好！政府錯了！”
有的修煉者到北京上訪，因為連吃饅頭、喝廁所水的錢都沒有了，到飯店里撿剩飯，撿可樂瓶。有的人住不起旅館，只能晚上睡在馬路上，他們被警察赶來赶去一夜也睡不了多少覺。
一位從黑龍江來的八十多歲的老人，自己烙了一摞大餅來到北京，當時北京气溫４０多度，連著兩天，這位老人在天安門附近的地下通道里吃著變了味的大餅，堅持留在北京。
一位在獄中的母親，給孩子寫了這樣的信：
“自從你在媽媽肚子中起，父母就不和，為了你，我們在無奈中維系著家庭，在后來的生活中也給你精神上帶來了不同程度的痛苦，媽媽對不起你！學了法輪功后，媽媽知道了宇宙的真正法理，懂得了人生的真諦，從此無怨無恨地對待身邊的一切，發自內心地彌補以前的過失。老愛指責你父親脾气不好的媽媽，從心里怜憫他無法發泄在生活中的怨气，無論他如何對待我，我也不再生气。媽媽周圍的親朋好友沒一個說媽媽不好。
眾多的法輪大法學員也都是好人。一個升學率很高的學校，師資水平會低嗎？如果你們老師教你好的，別人說他是坏的，你會同意嗎？！你是我的儿子，我不愿我的后代生活在充滿邪惡、欺騙、毫無仁義道德的環境之中。所以，媽媽只好為了人類的道義、宇宙的真理而舍小家顧大家。
媽媽所做的一切都是對得起你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面對警察，一位父親是這樣說的：
“我們從小受過很多關于誠實、正直這方面的教育，小木偶‘匹諾曹’一說謊，鼻子就會變長；包公剛直鐵面；‘七品芝麻官’官雖小，膽卻大，身儿正這類熏陶太多了。而現實生活中卻讓我說違心的話。人們都知道‘皇帝的新衣’的故事，講起來也有聲有色的，可現在人好像都在演里邊的角色了。我們是修煉的人，并沒有過多地關注社會中的各种故事情節，可讓我說‘皇帝的新衣服真漂亮’，我說不出口。于是口水就淹過來了：‘頑固、對抗、危險、痴迷’跟我說得最多的就是：‘你還年輕，孩子又小，出生不久，不為別的想，也得為你的孩子著想，將來吃什么呀？’我說我就是為了孩子想啊，他將來也應該光明地做個人。我總不能讓他將來指著我的鼻子：‘窩囊廢，說假話，你不配當我爹！’當真相大白了，我還抬得起頭來嗎？那才是背不起的債呀！我是法輪大法的修煉者，我當然知道師父對我們怎么樣，法輪大法怎么樣，我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堅定地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做得是最對的、最正的，那我說的話就是‘一個唾沫一個釘’，對得起天地良心。”
時至今日，快兩年了，天安門廣場上，還不斷地有法輪功的人去打橫幅，去上訪。
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文明維持著中華民族的道德，使之不至于滑得太遠。可是環顧我們的周圍，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共產党講究實事求是，可為什么不能讓眾多的法輪功修煉者講他們的真實情況呢？?
寄自美國
原載《讀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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