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 中國人,你如何跳得過文革這一頁?

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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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19日訊】 三十多年前,中國人制訂了一個非常宏大的計划,那就是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如后來我們所知道的,這場計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成功而又持久地展開著,基本上是按照設計者所安排的內容和程序展開的。那一場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至今還無可拒絕地刻印在少數有靈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可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或者說,早在二十多年前那個被認為文革業已結束的日子,還是這樣的中國人,卻制定了一個更加宏大的計划,把一場關乎十億人的榮譽与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与命運的浩浩漫漫的混亂和屠殺遺忘并且抹去。正如現在我們所已經知道的,這場遺忘与抹去的計划也執行得相當成功,而且相當持久。它的成功而又持久甚至決不亞于當初的發動与展開。為了更好地配合遺忘,為了更有效地從生活的深處將它抹去,我們不能談論它,不能研究它,不能描述它的罪行,不能控訴它對人的蹂躪和凌辱,不能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我們希望它發生的時侯,它果然就發生了。我們需要遺忘它的時侯,我們果然就遺忘了。今天的年輕人,面對這一片表面的平靜与安祥,誰會相信在這片大地上曾經有那么風風火火的文革。

曾經听見過有人議論,中國的文革會不會再一次發生。很多人說,那是決不會的。更多的人則認為,文革离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我想對這樣輕漂漂的話送上几句冷嘲。但我終于既沒法冷也沒法嘲,我只能輕輕地說,強迫大家遺忘文革并且大家果然遺忘了文革,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把自己殺人的罪行栽贓到外國人頭上,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又一場文革的一部分。這又一場文革的愚昧、罪惡、無恥、下流,決不亞于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混亂和屠殺。

有一首歐洲人寫的詩,每一段的開頭都說:“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通過回憶,業已逝去的歷史得到了重新呈現,曾經體驗過的痛苦与歡欣得到了一次強化。回憶是對歷史的一种選擇。在回憶的過程中,人們有意地記憶一些東西,遺忘另一些東西。在這种選擇的背后,不動聲色地站著回憶者的价值期待和文化理想。一個對自我生命有著美好期待的人,一個渴望自己不斷地走向人道、慈悲、高貴、超越的人,在他的回憶活動中,一定會非常認真地反思与這些理想相背离的妄念和行為,非常痛心地忏悔他的一切過失和罪惡。對于他來說,回憶罪惡就是對罪惡的清算和清洗。沒有這樣的清算和清洗,人只會永遠深陷在他過去的罪惡之中,并且只會沿著這种罪惡的慣性無可自控地繼續進行那樣的罪惡活動。

回憶一下吧,阿拉巴巴。回憶一下吧,可怜的中國人。回憶一下那天早晨,我們突然被一個紅色的袖套套住了手臂,同時被告知,我們從此就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將,從此也就擁有了做一切想做的事情的權力。那是一個多么神秘的早晨啊,即使是在我們的回憶中,也還是如此令人心醉神迷。回憶一下吧,中國的阿拉巴巴,回憶一下那個夜晚,那個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們無端地沖進一個平民百姓的家,將一位善良的少婦拉出被窩,逼她交代她自己也無法弄清的罪過,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回憶一下北京的深宅大院,就是在這樣的大院里,所有的紅衛兵都在對著一位上了年紀的官員的光頭吐唾沫。那么多的唾沫,從光光的額頭上往下流,流到他的眼睛里,流到他的鼻子上,流到他的嘴巴里。這位老人則像一座雕塑那樣僵立在那里,既不能揩一下額頭,也不能說一句話。他只能以巨大的恐懼戰戰兢兢地僵立在那里,不知道下一刻將有什么樣的凌辱降臨到這個可怜的額頭上。回憶一下吧,所有曾經做過錯事,或者自以為沒有做過錯事的中國人,回憶一下上海的那個臨街的窗口,和那個窗口上所垂挂的兩具遺體,當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學翻譯家,与他的妻子一道,用這兩具圣洁的遺體,表達他們對于一個野蠻民族的失望与悲憫。在相隔不遠的另一所寓所里,當代最杰出的女鋼琴家,跟她的母親和弟弟一起,告別了那一片鋪天蓋地的喧囂,從容地走上了一條宁靜的死亡小徑。

一切活著的人們,至少應該選擇一個日子,深切地進行那么一次回憶。至少要調動起我們依稀可存的那么一點自尊心,回憶一下那些死者的苦難与恥辱,借以反思一下我們自己的苦難与恥辱。那些高貴的人拒絕跟我們一樣作惡,也拒絕跟我們一起呼吸那樣罪惡而又下流的空气。他們在全民犯罪中選擇死亡,也就是在精神的地獄中選擇了對天堂的向往与追求。他們以對愚昧世界的遺棄言說著他們的抗議和忠告。我們不懂得跟他們一樣愛這個世界,也就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因為我們不配跟他們一樣善良而又自尊地活著,所以他們只好選擇了善良而又自尊的死亡。我們至今讀不懂他們的死亡,是因為我們的靈魂永遠讀不懂生命的清洁与尊嚴。我們連起碼的自尊心也已經蕩然無存了。那些捍衛尊嚴的死者,就像一道過于深奧的數學題,不但被我們客觀地置于我們的知識之外,而且被我們主觀地推到愿望之外。我們之所以不懂得回憶,不是因為我們真的不會回憶,而是因為我們不愿回憶。一切都已經由近而遠,久而久之,一切都將由遠而無。當一切都果然由遠而無之后,我們又可以在這“無”的廢墟上重新跳起紅色舞蹈,重新舉起紅色鞭子和屠刀。

我們就從屠刀開始我們的回憶吧。我們應該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計算一下它殺了多少人,它從我們民族生活的深處砍去了多少正義、良知和尊嚴。如果你的記憶過于淡漠,那么請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僅有的几個清醒者,他們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們喊不出來。他們所企圖陳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實,總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們面前,總是不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重視与注意。我愿意作他們的轉述者。如果人們從來沒有注意過關于那把屠刀的言說,我就以我的轉述強調一下清醒者的提示。這個提示也許可以喚起某几個人的某几縷記憶的游絲?

在《“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這樣寫道:“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斗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斗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斗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几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后發展到全家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后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斗完老師、校長之后,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劉燁園先生在《托咐》中寫道:“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厂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146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占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93%;同年8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据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万余人(當時全縣人口十万人左右),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證明几万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文件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干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复雜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复原了。”(文見電腦打印稿,估計尚未發表過)。在描述了一系列慘酷的歷史事實之后,作者沉重地說:“三十年無祭”。

為什么這個民族如此沉著,面對如此可怕的罪惡可以無痛無悔?有人說,中國人在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苦難中,早就培養成了“不在乎”精神。《史記》中那么多令人發指的故事,《資治通鑒》里那么多另人惡心的故事,誰有力量認認真真面對它?如果沒有一點不在乎精神,早就被這些沉重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气來。誰愿意背著這么沉重的包袱,戰戰兢兢過日子。

然而,忘掉歷史,忘掉自己親手造出的罪惡,然后在每一個類似的歷史關口都肆無忌憚地造出同樣的罪惡,–我們能心安理得地這樣循環下去么?《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曾經試圖勸轉作惡的世人,并說將來的世界容不得作惡的人居住。狂人真是太天真了,魯迅真是太天真了。現在就是狂人當初所說的將來的世界,在這“將來的世界”上,依然住著我們這些罪惡累累而且不思悔改的人。

在創造罪惡并承受罪惡上,中國這個民族确實有過人的智慧和才華。也許還不止于此。在創造罪惡以后死不認賬上,在遺忘罪惡和開脫罪惡上,中國人的智慧和才華才更加超群脫俗。中國人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從來就是掩惡取善。然而,掩蓋了過錯的功,還能是功么?掩蓋了罪惡的善那還叫善嗎?有意用一种功來掩蓋過錯,用一种善來掩蓋罪惡,這本身就是罪過。几千年來,中國的集體敘事成為一种瞞和騙的罪過敘事,中國的集體記憶成為一种自欺欺人的虛假記憶。由于在這些敘事和記憶上我們摻和了太多的倫理意圖和政治功利目的,我們有意掩蓋有意遮蔽有意扭曲有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際上就是故意犯罪。我們為了掩蓋各种罪過所作的各种努力,其實就是不斷地犯下了新的罪過。

時光飛快地流逝,眨眼之間有案可查的文明史已經過去了几千年。在這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們究竟犯下了多少罪,我們究竟掩蓋了多少罪,在最有史料癖的中國也已經無法考索了。一般地說,這些考索也決無發生之可能。我們的本意就在于掩蓋和遺忘,哪里還有費力考索的道理。我們已經習慣了這樣記憶歷史:只記憶項羽的意气千丈宁死不屈,而不記憶他活埋二十万俘虜的殘忍;只記憶長城的偉岸豪邁,并用它來支撐自己的虛弱与萎頓,而不記憶這种构想本身的殘酷和每塊石頭下無數慘受折磨的尸骨;只記憶紫禁城的金碧輝煌,而不記憶宮廷的陰暗、糜爛和權力的殘暴、惡毒、罪孽;只記憶農民起義的道義和复仇的快感,而不記憶血与火的殺戮、殘酷和毀滅性的破坏。我們既然養成了這樣的記憶方式,當然就可以在自己的內心虛构出一部光輝燦爛的歷史。至于歷史的真實,那對我們來說确實是一筆糊涂賬。在劉震云的一篇小說中,敘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飢荒,也就是調查餓死人的情況。姥姥回答說,餓死人的事多得很,你問的是哪一次餓死人。面對過于頻繁過于沉重的苦難,無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記憶中只是渾沌一片。“我”与姥姥的記憶方式,充分體現了民族集體記憶方式。關于文化人進干校和知識青年下鄉,實際上就是將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營里;關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飢荒餓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國記者和外國傳教士在忙于救災;關于六十年代初全國大飢荒餓死四千万人,我們一直說那是自然災害造成的,實際上那卻是風調雨順的三年(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見《方法》雜志1998年10期);關于文革中成千上万的死難者和許許多多因為敢于思考而被殘酷殺害的杰出人物等等等等。所有這一切,在我們民族集體記憶中,都像一團亂麻一樣,無法從中呈現出深刻的意義。久而久之,也就漶漫模糊,無可考索。最后從民族敘事中消失,也就是從民族記憶中消失。那時侯,縱使想回憶一點什么,也已經沒有可能。一部漫長的中國歷史,它的真實性因為沒有沉淀在記憶中,所以也就不可能呈現于回憶中。

然而至少文革歷史可以成為例外,因為它遠沒有成為歷史,它一點也不需要考索。它就是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的切身體驗,是我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所造出并承受的現實苦難。它深深地烙在我們的神經上,它時時飄裊在我們陰暗而又恐懼的眼神里。從愿望上說,也許每個人都希望擺脫這种苦難与恐懼,但遺忘決不是通向擺脫的門徑。要用靈魂的痛苦反思我們的苦難,要用真誠的忏悔清算我們的罪惡。是清算,而不是掩蓋。是記憶,而不是遺忘。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每一絲罪惡的記憶敲醒我們沉睡千年的良知。

也許有人說,記憶本身也需要敲醒。那就請允許我提供几個細節吧。沉睡的人需要雷聲震撼耳鼓,遲鈍的人需要鮮明的意象刺激他的神經,健忘的人則需要丰富的細節啟動他塵封的思維。為此,我愿意轉述那些清醒者所提供的細節。

在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准備墳墓。’”傾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余名。其中十九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嘆。某公社抓來十几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決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几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准備殺掉。這時縣里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備給這些階級敵人松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里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几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鐘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發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儿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鐘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种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几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后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見了她體內的某种异響,”為了制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于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扑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里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台;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彌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滴滴嗒嗒地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里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料桶里。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里,不一會儿,整口塘全染紅了。車篷里的‘手術’終于完了,尸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以上引文均見胡平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眸子》)。

中國人,這些血光四濺的細節還不足以喚醒我們的記憶嗎?在我們粗的神經上,要堆積多少人間罪惡,才能將它壓沉到良知的水平面上?要經歷多少鮮血的浸漬,才能滋生起一絲惻隱之心?李九蓮不過是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孩子,她在經歷了文革武斗之后對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寫信傾訴她的感想。男朋友將這信交給了上級,一個案件由此誕生。鐘海源不過是在李九蓮受迫害時,站出來為她說了几句公道話,竟然也遭此極刑。李九蓮被害于1977年底,鐘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那個時侯,誰曾听見過這罪惡的槍聲?誰曾為這些正義而又無辜的人痛苦過呼吁過?誰曾關注過流盡了十億中國人的尊嚴与良知的這片鮮血?二十年后,當我們回想起那個年頭蕩漾在我們臉上的笑容,我們不得不承認,那是無恥而又下流的笑容。也許有人說,這沒有什么特別,這算不上什么殘酷。那我們究竟認為怎樣才是殘酷呢?神經特別堅強的中國人啊, 這些故事是不是可以讓你感到一點殘酷和恐懼呢?

原載《東方論壇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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