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5日訊】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在講法治了，這似乎是一種進步。但是，仔細追究，有不少講法治的人，似乎對什麽是法治並不瞭解，甚至有可能有意曲解。筆者作爲一名並非研究法學的門外漢，對於我們現在強調的法治，頗有一點疑議。
第一，許多人都理所當然地把法治看作“打擊壞人”的工具。而如果把法看作治人的而非治己的，那這法治就同韓非、秦始皇的法治性質無異。懂得法學入門的人都知道，法是規範人的行爲、調整人們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的，而絕不是由一部分人（哪怕是95%的好人）掌握的打擊另一部分人的武器或工具。如果5%的“壞人”不能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權利，這個法律就大成問題。
在馬克思那裏，我似乎沒有找到“工具說”的依據，馬克思多次說過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的集中表現，但“意志”和“工具”是有很大區別的。真正把法律作爲“工具”，最典型的是史達林。我們從連篇累牘的“用法律武器打擊”什麽什麽所看到的，是法治嗎？是馬克思的本意還是史達林的本意？在一個所謂的“法制國家”裏，只有“依法制裁”而沒有權利義務界限和觀念，萬一有人要換一個武器或工具怎麽辦？不願或不能“依法制裁”怎麽辦？
第二，一個國家的最高法律是憲法，而我們的憲法又沒有可操作性，違憲怎麽辦？在有關人身自由權被侵犯的案例中（如1992年北京的倪培璐等人訴惠康超市非法搜身案），法院因無權解釋憲法，庭審中不允許引用和討論憲法有關條款（見劉連泰《我國憲法規範在審判中直接適用的實證分析與評述》，《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致使憲法不“憲”。例如，農民進城，姑且不論其是否造成了治安混亂、犯罪增加、管理麻煩、就業緊張等等問題，但是“流動人口”（總算不再叫流竄犯了）的貶義，是明明白白的，“三無人員”這一稱呼，幾乎成了准罪犯。城裏一有慶典“大事”或別的什麽一“緊張”，你就得走人，不走人就有可能進收容所或被遣返。我們許多文章討論農民該不該進城的問題，好像農民進城不是他們自身的權利，而是“該”了就讓你來“不該”了就不讓你來的問題，憲法上的權利是給“公民”規定的而不是給“農民”規定的，國家政策明明違憲，但治你沒商量，農民找誰要個說法去。沈默權是公民基本權利的表現形式之一，按照憲法精神本來很簡單，但我們的衡量標準是“是否有利於辦案”，問題就複雜了。如果不利於辦案就可取消憲法賦予的權利，這算什麽憲法？無罪推定如果不能成爲社會的正常思維特別是司法機關的思維方式，怎麽能指望它去有效地約束司法機關？憲法規定公民受教育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北京高考分數線低於有的省上百分，其他地方的公民找誰討個說法去？如果憲法都不能實施，有法治嗎？
第三，刑法已經是不厭其煩了，而民法呢，至今還只有“通則”，一個以刑爲主的法律體系，符合法治要求嗎？行政法倒是層出不窮，而我們從中看到的，多是權利和義務的不對等。幾乎任何一個法律文本，儘是官方的權利（義務極少）和民方的義務（權利極少）。在滿篇的“不准”、“不能”、“禁止”面前，有法治嗎？以刑治國與以法治國、以民爲本和以官爲本，是我國法制體系和法制意識中的重大衝突。當警笛的作用只是如同古代的“肅靜”“回避”時，算是法治國家嗎？到處可見的“依法納稅是公民的義務”標語下，根本見不到“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公民權利到哪里去了？相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法律就是保護政府的。1999年10月4日的《報刊文摘》稱：武漢市中級法院曝光了一批長期欠債不還的單位及法定代表人，其中有欠債50萬元的鄂州市政府和市長蔣大國。事後蔣市長對記者說：“法院這樣做非常出乎我的意料，曝光有損政府形象也有損我本人的政治聲譽。”“法院應該維護政府的尊嚴，怎麽能爲了一個小公司的債務損害政府的名譽呢？”顯然，在蔣市長的眼裏，法律就是護官的而非護民的。
第四，法治要靠“領導重視”。廣東一個平民，爲一件錯判的案子上訪數年，最後，是高院院長“親自過問”、“十分重視”才得以糾正。當平民滿框熱淚給院長送去青天錦旗時，院長安詳地說“我們做得還很不夠”。沒有一個人認爲法院判錯案是欠了平民的，而一旦法院“依法辦事”了，平民就應該感恩戴德。法治要靠長官恩賜，有法治嗎？當蘭州56家律師事務所齊刷刷地拒絕了一個受害者的代理請求，而原因只不過因被告是蘭州中級人民法院時，這法治能靠得住嗎？渭南農民王秦中的兒子被派出所非法拘禁40餘天致死，上訪數年，進不了法律程式，法院不予立案。然而由於他的上訪影響了“穩定”，派出所立即對其進行監控，甚至限制其出門，政府出面讓派出所和相關醫院各給6萬元私了（陝西電視臺2000年8月21日《社會檔案》專題報道），法治何在？
更麻煩的是，沒有代議制的真實性，代表人民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沒有代表意義，法制就從根子上遇到了問題。山西絳縣善於“吃人奶”以治糖尿病的“三盲”姚曉紅當了法院副院長，1995年到1996年6月，拘留人數663人次，其中並未立案的353人次，而且下民多次上告，依然穩坐官位，直到江澤民作了批示才予逮捕，這樣的法官在位，還能有法治嗎？一位“爲民請命”的模範地方人大代表，因爲常給政府“挑刺”出了名。當記者採訪他時，問道：政府不接受人大代表的監督怎麽辦？回答倒很乾脆：你多找多求幾趟，把他們找煩了就能解決了。萬一不行還可以利用輿論工具，例如上《焦點訪談》。法定的最權威的機關反而要靠求人辦事的方式行使監督權，且不得不求助於傳媒，代表知道自己的是幹什麽的嗎？權力機關還有權力嗎？何況還有那些稚氣未脫而僅僅是體操冠軍的人大代表（夠不夠當代表的法定年齡尚屬問題），以及不識字而因是擁軍模範當上的人大代表，有議政資格和議政能力嗎？擁軍模範對人訴苦道：“聽政府工作報告，好些地方弄不懂，有時請別人給講講，沒文化受憋啊！”幸好最高權力機關不盡是這種“遭罪”的代表。
另外，當農民工被明確告知不適用《勞動法》時，這法還算是法嗎？法律規定了工傷事故而沒有“農傷事故”，工人、職員和公務員有退休而農民無退休。我們是成文法國家，所以，一旦“從法律上講”，農民在多數情況下就會被講到法律之外。
法治建設靠什麽，是靠執法者負起責任還是靠民衆的自我保護？這本來不是問題，在我國也成了問題。有個省份甚至在春運期間爲長途客車配備繩索、石灰包，並向旅客宣佈政策：打死車匪路霸不負責任。不少人把社會治安好轉的希望寄託在“見義勇爲”上面，把“科教興國”的希望寄託於“希望工程”、“救助工程”上面。甚至本應由政府提供保障措施的消費者權利，在媒體和政策的炒作中，變成了消費者負有自己去打假的義務，進一步的演變，則是王海之類的“打假者”，儘管是在替政府履行義務，卻遭到工商部門的百般刁難。執法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被視爲正常，能有法治嗎？老百姓都明白，自行車丟了找警察沒用，警察都忙著破“大案要案”去了，甚至有人公開呼籲不要用找鑰匙、調停夫妻吵架一類小事去干擾110，以免影響警察的“大事”。
最後，當公民訴諸法律的成本大到了“不划算”地步的時候，法治的實施會不會落空？法治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從道德上“討個說法”，而在於實現權利和履行義務。從這一意義上講，秋菊打官司只是道義的申張，而不是法治的實現，大多數公民不會那麽傻。山西稷山縣檢察院查處一個涉嫌貪污(錢數不多)的案件，辦案35天，化掉所涉公司2萬多元，釋放嫌疑人時又收取該公司7萬元，此外還向涉案人員收取6.8萬元現金，法治的成本果然高得怕人。人們從經驗中已經得知，法院打官司難，執行難，一件普通訴訟不知要費多少周折，判決以後的執行更是說不清後果，因此，債務糾紛與其上法院，不如直接交給非法的討債公司划算。報刊上時不時正面報道的案例，“壞人”雖然得到了懲處，但往往要數年甚至十幾年之久“討說法”，所付出和所得到的不成比例，不能不使人感到悲哀。另外，我國的政策明顯要比法律大，法律管不了政策，而政策管得了法律，迄今仍在大講特講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是政策大於法律的一例。所有的法學教科書上都講，代表封建專制的中華法系已經死亡。但筆者明明看到了它的延伸。當報刊津津樂道討論婚姻法的修改問題時，不少人甚至包括部分所謂的法學專家，都大講特講通過立法規定對婚外性行爲的懲辦。這種用法律進行道德懲治、帶有中世紀通姦法影子的立法思想，只能使人感受中國法治化的渺茫。
律師應該懂得法治，然而，作爲律師的開來女士，寫了《我爲馬俊仁當律師》一書，聲稱：“比法律更重要的是良知。”“作爲一個良知還沒有泯滅的律師”，“義無反顧”地辭掉了《中國作家》的委託而走向馬俊仁，同趙瑜的《馬家軍調查》打開了官司。如果真如開來所言，胡長清、成克傑是肯定找不到辯護律師了。而且開來在武漢售書時還說：“已經勝訴在民心法庭”。知名律師的“良知”可以高於法律與職業道德，“民心法庭”可以代替正式法庭，在律師那裏都找不到法治觀念和精神，更見不到蘇格拉底式的拒絕出逃而接受“惡法”處死的事例，這就是中國法治的現實。
實際上，我們現在所稱道的法治，文革前也有。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都要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就通過了《憲法》。然而，在不到一年後，就出現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在把胡風抓起來的時候，有人提醒毛澤東，此舉有違憲法，毛澤東竟說：憲法是什麽？我忘記了。然而，1964年，毛澤東又“記起”了憲法，其時毛澤東早已退居二線，劉少奇在北京召開社教運動工作會議，慣例由劉少奇主持，總書記鄧小平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但劉少奇怕出麻煩，還是叫毛澤東參加。會上毛和劉意見不同，結果，毛澤東拿來一本憲法和一本黨章到會抗議：“一個不叫我開會（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劉少奇），爲什麽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抗議的結果自然是劉少奇在中央生活會上作檢討。顯然，這一時期不是沒有法治，而是法治作爲某種工具存在。需要時可以拿出來克敵制勝，不需要時就應當刀槍入庫。
實際上，從50年代起，有毛澤東作樣板，劉少奇也在不按憲法整人。反右有他一份，攻擊彭德懷他極爲得力，特別是批評彭德懷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並公開說：“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並提出“共產黨員要做党的馴服工具”，以《論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教導全黨。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是滿意的，1960年毛在接見蒙哥馬利時說：“我死了，就是他（劉）”。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回憶說：“我的心理狀態極爲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党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麽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有人看過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後曾說：“沒一個好東西”，自然包括劉少奇。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爲受冤屈的黨員、幹部平反，此前毛澤東已經對彭德懷有了“也許歷史會證明你是對的”之說，而劉少奇列舉了四條不能爲彭德懷平反的理由。但是，他卻忘記“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爲自己種下了禍根。到了文革，劉少奇被中南海的紅衛兵批鬥，才又想起了憲法，憤然舉起《憲法》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的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爲什麽不讓我講話？”許多人以此讚揚劉少奇，然而筆者卻要問：胡風也是公民，50萬右派也是公民，彭德懷和大量“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是公民，社教中的大量所謂“四不清”幹部同樣是公民，當時劉少奇想起過憲法沒有？所以，劉少奇抗議當然無效。另外，如果憲法僅僅用來保護國家主席而不能保護普通公民，這還是憲法嗎？如果今後再過若干年，有個什麽第×代領導人突然心血來潮，宣佈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還有法治嗎？
再聯想到蘇聯的1936年憲法，正當史達林鎮壓反對派的恐怖活動達到極盛的時候，蘇聯制定了條文上有著高度民主和自由的憲法，這憲法能令人相信嗎？中國70年代的憲法，在毛澤東的倡議下，明文規定了公民有罷工的權利，而82憲法則取消了罷工條款，我們能說82憲法不如75憲法嗎？1985年，在一份中央統戰部的報告上，胡耀邦給中央書記處批示道：“我們黨內向黨外作威作福、稱王稱霸的事，時有發生，上面發現了，道歉了事，上面不發現，人家還得忍氣吞聲。今後怎麽辦？靠上面發現仍是人治不是法治，可否向黨外人士提倡訴諸法律？”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開端，但沒有了後續，今天還有幾個領導人能有這份見識？
——原載《問題與主義》，原問題目為：門外論法(https://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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