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1日訊】 (大紀元記者張東光編譯報導) 美國眾議院上個月在休會前夕，壓倒性通過了一項制裁中國的法案，除非中共停止操控人民幣，否則將對中國產品課徵懲罰性關稅。
《華盛頓郵報》近期刊載了資深編輯胡維（Katrina vanden Heuvel）的一篇文章：「與中國貿易的道德問題」。她說，眾院這個行動觸發了此時不宜制裁中國的警告聲浪。《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米勒（Matt Miller）甚至在其最近的專欄中質疑，是誰比較先進（progressive），「是保護美國工作的工會？還是為中國勞工創造數百萬工作機會的美國企業呢？ 」
作者認為，米勒的主張很具挑釁，但是這兩邊的主張都錯了。從更高一階的「道德」層面來看，我們應該記取過去10年的教訓。米勒認為，擴大貿易的主要受惠者是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的數百萬勞工，他們因此而脫離貧窮。事實上，真正受惠的是總部在美國的跨國企業以及中共的國營企業。因為不論在中國或美國，生產力的提高遠大於工資的增長，導致企業的獲利飆升、貧富差距擴大。
美國在2001至2006年期間，產出的利潤率由6.9%增長至13.6%。據《金融時報》估計，2006年企業獲利與工資的比值創下26.8%的歷史新高。今天這個比值是25.8%，與高點相差不多。然而，這段期間美國的平均工資僅小幅增長，家庭的平均收入卻下降。
米勒還說，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唯一，或甚至主要受害者是美國勞工，這一點他也錯了。他說無數的中國勞工因此脫貧，但他忽略了如果中共允許所得及消費能與生產同時增長，那麼在這個世界經濟的擴張中，將會有數百萬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民眾受惠。
不過，作者指出，2001至2007年間，中國的消費佔GDP的比重由44%降為36%，但同為金磚四國的巴西卻佔60%。由於中共壓低消費與所得到這樣的程度，同時透過低估的幣值補貼出口，他偷走了全球其他地區的需求與工作機會，包括美國的鄰邦--墨西哥。
結果，這樣的貿易形態導致了全球需求的巨幅下滑，以及美國與歐洲的信貸泡沫，我們都為此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一點是米勒所不了解的更高層次的教訓，也是我們應該從大蕭條中記取的教訓:如果利潤與工資之間，以及生產和消費之間存在巨大的落差，那麼資本市場經濟將無法成功運作。
作者表示，這就是為何在大蕭條之後，我們要立法讓勞工能更有效率地爭取工資，這也是為何我們要對資本的自由流動進行限制，也是我們要採用落差很大的累進稅率制的理由，以及擴大社會保障的原因，更是我們選擇管理貿易體系與到海外投資的原因。
這也說明為何今年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對華政策，以及終結中共極權主義與美國跨國企業間邪惡聯盟的新重商主義經濟的理由。
她結語道，這樣的政策必須始於防止中共以其他地區的需求與工作機會為代價，系統性地貶低人民幣的反制行動。強勢的人民幣將提高中國勞工的工資與收入，讓他們消費更多，同時也將減少企業的獲利，讓經濟能健康平衡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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