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18日訊】十多年前，我才第一次知道一些電話是被竊聽的。一位高校的老師告訴我，某天他與軍隊的一個學生通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後，一個神秘的電話即刻打來，並質問他是誰、在哪兒工作等等。這位老師十分生氣，馬上反問對方是何人，究竟有何權利如此干涉他人隱私。對方聽了沒有再言語，而是隨即掛上了電話。
後來，又聽一個在電信領域工作的朋友說，中國大陸的每一部電話、手機都處於當局監控之下，當然監控技術已經有了大幅提高，被竊聽者從電話中是聽不出來的。因為瞭解了這樣的事情，所以在國內使用電話和手機時都相當小心，直到出國生活在自由的藍天下之後，才少了這樣的謹慎。
不過，昨天看到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的《遭遇電話竊聽、騷擾和盜用》文章後，才知曉如今當局的監控變本加厲，對異議人士，除了竊聽電話外，還加上了騷擾和盜用；也就是說，從以前貌似「溫文爾雅」的做法現在已經變成了流氓加無賴的行徑。
孫先生在文中透露了自己遭遇電話竊聽、騷擾和盜用的若幹事實。比如台灣記者電話告知到達時間後，孫先生的電話就開始被騷擾，「座機和手機輪番作響，每小時百次以上；晚間與客人一起吃飯，騷擾聲也是不斷」，很明顯，客人來訪的信息正是通過電話被洩露的。而「自由亞洲電台」的電話採訪也不斷被打斷，這正是實時竊聽、實時干擾的結果。
誰能時時刻刻監控一個人？毫無疑問，正是中共當局。不僅孫文廣的電話被監聽，而且大概為了消磨其意志，折磨其神經，他開始不斷接到騷擾電話：2006年持續了近4個月，都是發自三個手機號，但只是振鈴而已；今年的騷擾電話則更為頻繁，而且花樣百出，比如「8月底發來的騷擾電話來自約一百個座機號，而且播放的是法輪功的宣講稿」，號碼來自近二十個城市而且晝夜不停。此外，一些騷擾電話，均來自孫先生的通訊錄，而有的人已經半年沒和他聯繫了。孫先生為此多次到公安部門、通訊公司投訴，但自然是沒有任何結果。
更為好笑的是，10月16日，當局為了阻撓孫文廣接受香港記者的採訪，而將其以「擾亂公共秩序」的名目傳喚到派出所，並藉機盜用其手機給香港記者發送虛假消息，使他們誤以為其離開了濟南。
孫文廣先生披露的事實進一步彰顯了中共當局的流氓本性和其對「真相」的恐懼。因為奉行「假、惡、暴」、做了無數壞事和惡事的中共，最恐懼的是自己的老底被揭穿，最恐懼的是民眾的反抗，當然根本上最恐懼的還是由此而喪失了權力。因此最大範圍地監控民眾正是為了「防患於未然」，並同時輔以騷擾的手段來迫使敢於異議者就範，採用栽贓的手段以實現「一石二鳥」的卑鄙目的：即一方面讓異議者將懷疑的目標指向法輪功，一方面藉機敗壞法輪功的名譽。可惜，孫先生沒有上當，了解法輪功的人也沒人相信。中共此舉無疑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1989年前，蘇聯集團的領導人經常說，「德國人能讓任何事情運行下去，包括社會主義」，但是東德的秘密警察機構「史塔西」（Stasi）卻不僅沒能阻止社會主義的崩潰，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正是因為史塔西的秘密工作才崩潰的。
要知道，當年「史塔西」為了瞭解東德人生活的每一個細枝末節，共為600多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據說，每三個東德人中就有一人遭竊聽。近30年間，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鋃鐺入獄。德國統一後，當人們湧入「史塔西」的大院，將浩瀚的文件和檔案從窗戶拋出去一本本鋪開後，監控資料足足有1,000公里長。
1,000公里長的監控資料！如此病態的行為恰恰反映了統治者與日俱增的恐懼，他們把每個公民都視為潛在的敵人，並儘可能記錄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切，但就是這樣看似監控嚴密的社會卻還是在一夕間崩塌了，因為人們真的受夠了！
如今的中共亦如當年的東德極權政府一般，不僅鉗制言論自由、控制媒體為其宣傳，而且還利用秘密警察對大眾實施監控，甚至採取國家恐怖主義等手段以維持一黨專政，其最終的命運如何看看東歐那些前共產國家就知道了。因為中國人也已受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