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7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 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 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十年「文革」
這場人類歷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甚麼程度，至今也無法估量，難以估量。《九評共產黨》中這樣描述：「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文革」之瘋狂、之殘忍、之乖戾，對人性的極度摧殘與滅絕，令人暈厥，古今無有，空前絕後，無法用文字描敘。當時的中國，像刮起了十六級颱風，摧枯拉朽；又像印度洋大海嘯，席捲一切。整個國家就像一個高速旋轉的陀螺一樣，所有人都被捲入其中。人們像發燒至失去理智，至瘋狂，血脈賁張；又像鬼魂附體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晝，人人臉上綻著無拘的笑容，個個大腦一片空白，完全沒有自己的思維，唯有「造反」二字。人人都徹底放開，個個都暢快淋漓，沒有任何約束。時而像潮水漫卷，急進驟出；時而似無頭蒼蠅，忽東忽西；時而如曠野中奔跑的野獸，亡命狂奔；時而像洩勁的種馬，徘徊躑躅。瘋狂之極，荒唐之極，邪性之極，迷亂之極，真是群魔狂舞！那無盡的喧囂、難抑的激情、極度的狂熱、無止的膨脹，亙古未見，絕無僅有，永不會再有。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失去控制的大瘋人院！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多年後回憶起來仍恍若夢中，至今也想不明白人為甚麼會變成那樣。
那漫延全國的武鬥濫殺，造就了多少腥風血雨！毛澤東公開支持武鬥：「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甚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武漢、廣西「四•二二」、 北京大興縣、內蒙「內人黨」血案、雲南、四川等大屠殺，不啻外族入侵的戰爭。廣西武宣縣有組織的殺人、吃人，更是把時代推到了含毛茹血的蠻荒時期。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拽住哪塊割哪塊。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盛極時期，甚至擺出「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當地的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食堂的大鍋裡都煮過人肉！1968年8月27至9月1日，短短五、六天之內，北京市大興縣「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即有325人被殺害，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者僅滿38天，其中有22戶全家被殺絕！湖南的道縣專門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他們的宣言是：「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8月29日，湖南省駐軍陸軍47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開進道縣，9月初的幾天裡還動用軍用飛機在道縣空投「禁止殺人、殺人犯法」的宣傳單。直到10月17日，歷時66天的殺人事件才徹底平息。
「文革」的濫殺不僅濫觴於「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結束的後期，也同樣如此。據「文革」後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陸續公佈的張志新慘死真相：張志新在獄中身背18斤重背銬，拖著沉重而冰冷的腳鐐；多次慘遭毒打，頭髮幾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獄中男犯人無數次對她實施強姦、輪姦。最後，她被關在一個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裡，精神崩潰，脫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著經血吃饅頭，等等。在經歷了長達6年的慘絕人寰的磨折之後，1975年4月4日早上被執行槍決。
「槍殺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氣管。她呼喊掙扎，她痛苦至極，咬斷了自己的舌頭。」「張志新劇痛難忍，奮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聲音來了。這時，一個女管教員，聽著，慘不忍聞，看著，慘不忍睹，慘叫一聲，昏厥在地，隨即被拖了出去。」
「幾個大漢在張志新頸背墊上一塊磚頭，就用一把普通的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後粗暴地將一段3寸長的不銹鋼管插進氣管，再用線將刀口縫上。整個過程，沒有採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因言獲罪的張志新並不是第一個被割喉管的犯人，當時有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喊冤，就是高呼口號，這被當權者認為影響極壞，遼寧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這一「創舉」，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澤東的親侄子毛遠新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 在江西贛州，因質疑「文革」，批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被判處死刑的李九蓮臨刑前，下顎、舌頭被一根竹籤串在一起。她不僅被剝奪了發聲的權利，還被活摘器官！在執行死刑前，被4個武裝警察摁在囚車壁上，由兩個穿白大褂的用手術刀活體取腎，沒有採取任何麻醉措施。這顆年輕的腎被移植給了一個等待已久的「革命幹部」。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4月江西省新建縣，為李九蓮鳴不平的中學女教師鍾海源被處決時，執法的副營長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槍斃命，早有安排的醫護人員把她抬進蓬布軍車，同樣活體取腎。一個軍醫用拖把來回拖掃手術流在車廂底板的鮮血，擠在一個塑料桶裡，竟然盛了半桶血！她們僅僅是10年「文革」中幾百萬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縮影！中共主政下的階級鬥爭的極端殘酷血腥、人性的極度泯滅，在這史無前例的特殊時代，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2009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羨林，在其「絕不說半句謊言」、如實記錄「文革」血淚的《牛棚雜憶》一書中說，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慄、毛髮直豎」。「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筆記錄文化大革命。」
中共的濫殺由來已久。早在三十年代的蘇區，中共製造的腥風血雨，就曾肆虐湘鄂西。1932年擔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任肅反委員會書記的夏曦，以抓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為名，在革命的名義下，殺害了大批紅軍將士。活躍在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三軍，鼎盛時多達兩三萬人，但經過夏曦「肅反」，加上犧牲和逃亡，只剩下幾千人。夏曦親手殺人，他的4個貼身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以致賀龍不得不哀求夏曦：「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所以，「文革」時期中共的濫殺絕非偶然，暴力專制的本性決定了中共的一貫嗜血。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承認：「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頁）在較早期出版的《國家與革命》中譯本中，列寧也認為：任何政權都具有兩種職能，一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是牧師的職能。
張志新事件暴露後，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在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分組會上的發言中，以《吸取歷史教訓，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談張志新同志被害這種冤案產生的原因和有關問題》為題，作了深刻的反思：「從張志新同志被害事件中，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法西斯專政。」「在法律上明確地分清罪與非罪的界限，並把政治思想反動與有行動的刑事犯罪區別開來。人們思考問題、發表和保留意見，不應視為犯罪，而是黨章和憲法都保障的基本權利。」「不能僅僅根據一個人的思想觀點來定罪。即使政治上確實反動的，只要沒有破壞行動，也應當區別於刑事犯，也不能處死刑。」
「文革」之荒唐乖張令人匪夷所思。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越窮越革命」；「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等。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卻要去農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農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學，手上的繭子厚、腳上的牛屎多才配上大學。這種顛倒乾坤的混蛋邏輯只有邪惡的中共才能想得出來，做得出來。全球絕對獨此一家，絕無分店。
對這個人類歷史上僅見的巨罪，有「中共的良心」之稱的胡耀邦認為，「文革，那像納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承認，文革「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中共自己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報告了這樣一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從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被毀。而專家根據各地縣誌的記載統計，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至於挨批挨鬥的更是不計其數。能活下來實屬不易。
「文革」對人性的踐踏與扭曲登峰造極。詩人郭沫若兩個兒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親自抄寫亡子遺留的日記八大本，以緩釋巨大的喪子之痛，但還要公開發表文章吹捧毛澤東，以苟全性命：「我們每一個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語錄、毛主席選集、毛主席的詩詞。入目有輝煌的成績，入耳有浩蕩的歌聲。我們還可以親眼看到毛主席，親耳聽到毛主席的指示。我們是多麼幸運啊！」（《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魯迅被毛澤東譽為「現代中國的聖人」，其夫人許廣平為求自保，還要貶抑魯迅、烘托毛澤東：「毛主席稱讚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但魯迅總是以黨的一名小兵自命……魯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黨和毛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學習和掌握毛澤東同志制定的黨的方針政策……」，「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魯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樣不得不放低姿態，貶抑魯迅，稱：「魯迅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對共產主義無限嚮往，這正是魯迅『韌』戰精神的思想基礎。」（《學習魯迅「韌」戰的革命精神——紀念魯迅逝世四十週年》）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處境就更不用說了。
著名作家老舍，從國外回來，一心想報效祖國，1966年，老舍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時說：「腹中已有的三部書稿，恐怕永遠不能動筆了。」言畢，淚水奪眶而出。8月23日，他被造反派打得頭破血流，舉著黑牌挨鬥，深夜了才被趕回家，還要求第二天頂著黑牌再來挨鬥。第二天一早，老舍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離家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盡。著名文人胡風得悉後發出如此感慨：「像老舍這樣的人他們都容不下。」
著名歷史學家吳晗被綁跪在烈日下的枯樹上，脖子裡被灌滾燙的沙子，被用皮帶抽，擰耳朵，揪頭髮，滿頭的白髮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吳晗夫人袁震於1969年撇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吳晗撒手西去。同年10月，吳晗被折磨至死。女兒小彥也被捕入獄，受盡折磨後，於1976年跳樓自殺。
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次鬥？他說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這就是所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被共產黨自封的「為人民謀幸福的大救星」！
在被批鬥、自殺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五七年反右一樣，知識份子占了很大成份，他們都是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專家，是真正的精英、國家建設難得一遇的人才。如果沒有這場浩劫，能讓他們自由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將給國家給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發展和進步！中國百姓的生活質量將會有多大的提高！然而，隨著精英們的離去，這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文革」對於中國文化的巨大破壞，是無法想像的。當年英法聯軍毀了一座圓明園，讓國人直到今天還痛心疾首，而中共毀掉的卻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個中華民族大家園。毛澤東一個「破四舊」指示，他教導出來的紅衛兵在「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下，就替英法聯軍完成了他們未竟的事業。多少價值連城的名勝古蹟、傳世文物、稀世珍寶被當做「封、資、修」毀掉，那是永遠永遠都不可能再有的。僅北京一地，1958年「大躍進」時千方百計被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有4,922處在一個月中全部毀掉。有人說，單是那被損毀的文物，足可以買下一個國家。對此，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歷史上，中國的文物古蹟歷經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聯軍及後來的八國聯軍對北京特別是圓明園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國對六朝古都南京的毀滅性破壞，第三劫是日本侵華的大肆掠奪與破壞，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無前例的大破壞。如果說外族入侵，實難迴避，那麼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國共產黨這個西來幽靈對中華民族文化遺留的滅絕性的毀壞。四大文明古國，五千年文明的積存，中國是全世界文物最為豐富的國度，然而，一場滅頂之災，一切都如被掃蕩過一樣，洗劫一空，殘缺不全，破壞之嚴重，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還要徹底，只此一點，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用盡世間的語言都形容不了。
10年「文革」下來，中國是個甚麼樣子呢？1977年6月，萬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到任以後，萬里先後來到蕪湖、徽州、肥東、定遠、鳳陽等地調研，所見所聞，使他大為震驚，在當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中心區的大別山金寨縣的一個村，萬里發現一個老人和兩個姑娘竟然連一條褲子都沒有，嚴寒中只能蹲在鍋灶口取暖！在鳳陽縣前進生產隊，10戶人家中4戶沒有門，3戶沒有水缸，5戶沒有桌子。生產隊長一家10口人，只有1床被子、7個飯碗！後來回憶說：「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麼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麼窮！」（田紀雲《萬里：改革開放的大功臣》，《炎黃春秋》2006年第5 期）萬里只是看了一個安徽的幾處地方，就如此感慨。而其實當時中共治下的廣大中國哪裡不是赤貧如劫！後來在國務院召開的高層會議上萬里直言：「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1978年9月，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也承認：「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
「文革」結束後，由於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動，人們急切地想瞭解外部世界的面貌。從1978年起，全國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出國考察熱潮。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的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團最引人注目。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文革」所導致的國民在道德與精神層面的全面墮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斷裂和崩潰，更是多少個世紀都難以挽回的。今天中國社會道德的整體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革」之罪。中共深知那齊天罪惡的巨大，至今不敢組織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深怕那如天之罪越暴露越大，索性就不提了。「文革」結束後，中共一句「向前看」，就這麼輕描淡寫的打發掉了，這樣一場由昏君引發的政治昏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巨難，讓中共就這麼淡化了，沒有了。「向前看」，說的多麼輕鬆！別人的事兒它為甚麼不向前看？！而且毛作為直接的罪魁禍首連責任都不用擔，黑鍋讓林彪、「四人幫」背了。毛也絕不認為自己有甚麼責任，按他的說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來一次」。
對於為甚麼要搞「文革」，怎樣搞「文革」，在當時連劉少奇、周恩來兩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麼回事！劉少奇猜不透：「你們問我文化大革命怎麼搞，我告訴你們，我也不知道。」周恩來也猜不透，他說：「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夢也沒想到。要有做夢想到的，我佩服你們。」(1966年12月13日接見科學院革命代表的講話) 老帥及其他政要們更是蒙在鼓裡。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毛澤東接見紅衛兵，老帥們以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場了，該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橫掃了，劉少奇檢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經是老六了，「四舊」已無藏身之地了，還要怎麼樣？該收場了！沒想到林彪卻在講話中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那甚麼時候完呢？沒人說得上。以黨而論，這麼大一件事，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國家而論，執政黨的主席要搞一次有關國家命運的大行動，國家主席、國家總理不清楚。誰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叫自己的老婆在裡面負責任，讓自己的親侄子擔任他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之間的聯絡員。他家裡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這時候，中國已經是毛澤東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國人卻還在那裡擎著小紅書，傻乎乎的「萬歲！萬歲！」喊不停。可悲的中國人！
提到林彪，中共對全世界宣稱，林彪是叛逃國外，看得見的理由是他飛到了蒙古。一個已是二號人物的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之人，黨章上欽定的接班人，他有必要叛逃國外嗎？到國外能當得了一把手嗎？林彪會如此弱智嗎？林彪是坐飛機了，可林彪的飛機是到外國去嗎？周恩來親自下令關閉全國所有的機場，這是幹甚麼？飛機不是鴿子，中國的機場都關了，你讓他往哪飛？這不是逼他嗎？林彪是走了，他為甚麼不利用毛澤東南巡的時候走，還要等到毛澤東回到北京十幾個小時後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預謀的，這又作何解釋？為甚麼毛澤東一聽到林彪死了，高興的拍手笑了（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語）？說「這是最理想的結果。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時任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語）。林彪到底是怎麼死的？究竟是否存在個林彪反黨集團？那個《571工程紀要》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本《毛家灣紀實》（中央黨史出版社）這樣簡介過其中的內容：「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他們的革命對像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的家長制生活」。還有如下口號：「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毛澤東）！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但是，林彪專案組認定的所謂林彪反黨集團的成員卻沒有一個看到過這個《紀要》。專案組查了幾年，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林彪何時、何地、如何「授意」，或「指使」林立果搞了《紀要》。對此，晚年的邱會作斥為「荒唐」：「這讓人感到荒唐。《紀要》如果是個軍事行動計劃，應該簡明扼要，為甚麼還寫了那麼多的政治話、廢話、罵人話，說了很多和軍事行動不相干的話？」而且林彪飛機的黑匣子也一直被忽略。黑匣子是確定林彪事件性質的必要證據，當年專案組在「文件」中，提都不敢提黑匣子，更不敢提出要回黑匣子的事。如今事隔近40年了，為甚麼還不要回黑匣子？！到底怕甚麼？
對於林彪要搞政變的問題，被誣為林彪反黨集團成員的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指出，「九大」後林彪名正言順成了接班人，他根本沒有必要搞政變。而所謂林彪反黨集團成員的原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在晚年與兒子的談話中更是列舉了八個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林彪沒有政變奪權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總書記鄧小平前，是最年輕的領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寫進了黨章。合法、程序化地繼承政權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歲，身體不好，親自視事最多不過幾年，外人對此不知，林彪完全瞭解，他有必要那麼急不可待嗎？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勢不必政變。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幹甚麼，沒必要武裝政變，堂堂正正地指揮就是了。
第三，林彪沒有非分之舉。林彪在軍隊威信很高，抽象地說，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畢竟和軍隊近得多，不是說『解放軍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嗎？他真要搞軍事政變，為甚麼不『直接指揮』？為甚麼不動用軍委辦事組，不動用軍區司令員呢？至少也要動用一個軍長或師長吧！可是都沒有啊！林彪信任軍委辦事組，為甚麼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際又不動用？把1969年軍委下達的預防蘇軍突襲的戰備『一號令』說成是林彪『反革命政變』的『預演』。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政變是隱蔽性、突發性極強的行動。古今中外，從來沒有政變前還要『預演』一下，事先打『廣告』的。連這種事也列作林彪政變的主要證據，豈不成了笑話。
第四，林彪是沉穩、從不輕舉妄動的人。林彪一生帶兵，深知軍事手段的厲害。政變是特殊的軍事戰鬥，這個利害關係，他能不知道？武裝政變要有計劃、部署、部隊、指揮官。這些都沒有，怎麼政變？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裝政變，林彪沒有通知我，也沒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動的後勤保障和武器準備。黃永勝也沒有通知任何部隊做準備。政變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裡沒有部隊，沒有周密的組織指揮，搞甚麼政變？那不是胡扯？林彪會放著軍委辦事組不用，反而讓林立果找來幾個毫無軍事指揮常識的空軍機關政工人員和秘書去搞政變，那不是胡鬧嗎？林彪是個打仗、辦事無十分把握不行動的人，他能不顧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舉嗎？……」（程光著《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心靈的對話》）邱會作的兒子還補充了一個理由：「『九.一三』後，林彪、葉群，黃、吳、李、邱身邊工作人員被拘留審查的數百人，都表示響應中央號召和林彪劃清界線，要深入揭發，然而，卻沒有一個人揭出有『政變』的事。那麼多人在林彪和你們身邊，總會看出蛛絲馬跡吧？可是一點也沒有；中央專案組派出了一支龐大的隊伍進駐林彪的家，把每一個紙片，每一個線頭，都翻過了。對黃、吳、李、邱等人的辦公室和家也反覆地仔細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絲一毫的政變痕跡。他們對我們家搜查，把棉衣的裡子拆開看，皮箱的襯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業本、我的大學課本、筆記本，都一頁一頁地編號，查過後蓋上『驗乞』的專案組公章，真可謂一針一線一紙一物都不放過。」
一向所說的林彪要求設立國家主席，葉群說「不設立國家主席，林彪擺哪兒」那句話，已經證明是汪東興說的。拿原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的話說：「林彪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黨章上法定的接班人，他還有必要冒著和毛澤東對抗的風險，拿著實權去爭國家主席這個排名遠遠在後面的虛權嗎？就算是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通過正當的競爭、競選來爭取，這應該是一個黨員、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絕不是甚麼犯罪行為。」
原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也認為：「林彪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唯一的副主席，是黨章和即將通過的憲法中法定的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接班人，這比國家主席地位高多了。況且林彪歷來重實際、輕虛名，他對國家主席是看得很輕的。」
毛澤東身邊的人張玉鳳在她的回憶錄中，還首次向世人披露：那封著名的「毛澤東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完全是中央為了應對當時林彪出逃所造成的被動局面，由康生提議，張春橋執筆，毛澤東首肯的徹頭徹尾的造假產物。與張玉鳳的回憶錄相互印證的，還有姚文元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姚文元寫道，「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佈的資料中，摻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據當時政治形勢需要而編匯的。因為當時有過決議：一切要從維護毛主席形象、絕對權威，維護毛澤東思想、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幾大原則出發。」
1968年夏天，獄中的劉少奇一度因肺炎併發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須保證讓他活著，那怕還有一口氣。讓他活著幹甚麼，一個已經沒有絲毫利用價值的人？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舉手表決，以133人贊成，一人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定。這個決定一直瞞著他，直到二十多天後的11月24四日，一個特殊的日子——劉少奇七十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給劉少奇捎去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身陷囹圄的劉少奇還沒等揣摩出他們究竟是良心發現還是另有圖謀的時候，從收音機裡傳出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氣得渾身顫抖，把收音機狠狠摔在地上。這就是讓他活著的目的！從此以後，劉少奇至死再未說一句話。視政治生命高於一切的劉少奇就這麼垮了。劉少奇死時白髮一尺長，化名劉衛黃。毛澤東與劉少奇，一個黨主席，一個國家主席，實際是老鄉，在湖南的兩個「沖」——韶山沖與炭子沖，相距不過60華里。毛澤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文革」初期，劉少奇也曾經想過要用憲法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1967年8月5日，劉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鬥，回到辦公室他手持憲法大聲抗議：「我是國家主席，我要維護國家主席的尊嚴；我也是個公民，公民權利不容侵犯，破壞憲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沒有人在乎甚麼憲法。批鬥照樣進行。
說到違憲，網上盛傳毛澤東於1961年在秦皇島的一個中共高層座談會上的講話，曾經這樣談起過憲法：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人民群眾還受國民黨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慘國情，為了爭取時間，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化害為利，最大限度的縮小憲法的約束，堅持黨的領導。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斗，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斗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
所以，我考慮再三，決定在全國所有學校取消憲法課，開設政治課，讓全國人民明白，第一，阿斗還是有的，諸葛亮也受他的領導，不會胡作非為的，放心好啦；第二，諸葛亮是最厲害的，是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不聽他的話，後果會非常嚴重的，嚴重到比地球爆炸還可怕！雖然是網傳，但依毛澤東的品性是完全與之相符的。
說到憲法的問題，中共從未給憲法應有的地位，甚至可以說，在中國，老百姓只知有黨，不知有憲法。百姓已經自覺不自覺的把自己由國民變成黨奴了。中共治下，憲法就像晚清時的光緒皇帝，不過是個擺當，真正管事的是他娘。中共不僅違憲，連它自己的黨章它也從來不當回事。比如，中共「六大」於1928年召開，「七大」則是1945年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時召開的，中間相隔了17年，而「八大」是1956年召開的，中間隔了11年，「九大」是1969年，中間又隔了13年。為甚麼不按黨章規定的時間召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一屆任期為三年）呢？是因為毛澤東總要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時機召開，好讓自己十拿九穩的當選或連任黨的主席，1945年是如此，1956年也是如此。按照黨章規定「九大」應該在1961年舉行，但61年正是全國挨餓死人的時候，餓死了4千萬，淒慘的現實正在為彭德懷的正確作證，如果這時候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毛澤東就要下台，所以就不召開，無限期地推遲，直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九大」時無人競爭又一次當選了主席。
不僅是代表大會，屆中的歷次全會也全憑老毛個人的興趣。例如，1943年9月至1944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風會議解決了中共領導層的問題，「兩個宗派」已如毛澤東所願，被徹底摧毀，毛澤東胸有成竹，1944年5月，下令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這次全會距上屆全會已有6年。毛澤東自六屆六中全會控制了中央後，召開中共例行會議已經全無定例，何時開會，何時休會，只憑他個人說了算。這次名曰六屆七中全會的會議，竟一開就是11個月。所要解決的問題有兩個：其一，以全會的名義，正式通過對過去路線清算的決議案，把自己的歷史地位及對手的「錯誤」，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來；其二，按毛的意願重建中共的領導機構。甚麼時候達到毛的目的了，甚麼時候散會，否則，會就一直開下去，永遠不結束，不達目的決不罷休！正因為如此，專制獨裁的毛澤東對「水門事件」造成美國總統尼克松下台才非常困惑，他對尼克松的女兒女婿說，我就是想不通你們美國人是怎麼搞的，幾盒錄音磁帶怎麼就把一位總統趕下台了呢？毛澤東不理解尼克松的下台，就像尼克松不理解一國主席劉少奇可以不經任何手續而被隨意打倒批鬥致死一樣。
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記》中就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地要在這個國家奪取政權。他之所以對黨有興趣，只是因為黨能保證他奪到這個權力。」違反黨章這樣的大事，沒人管，沒人問，沒人監督，在黨內哪還有甚麼民主可言呢？不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1980年舉行了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一拖就是30年，2010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兒子交權，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開第七大了。2011年6月6日，召開了時隔30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專制、獨裁、極權的共產黨！哪還有甚麼規矩、原則！
中共的陰險毒辣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十一次所謂的「路線鬥爭」，其實甚麼「路線鬥爭」，愚弄百姓而已，全都是頭頭們的爭權奪利，每一任都否認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過去的都錯了。共產黨的「鬥」，不僅體現在戰天鬥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國外鬥、國內鬥，也體現在窩裡鬥。延安整風的「搶救運動」，整得多少人生不如死！大量的罪惡直到今天還被掩藏著。懷疑一切，無情鬥爭，是貫穿中共整個黨內鬥爭的主線！
幾乎所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而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全都是栽贓陷害，採用的都是極其流氓卑鄙的手段。林彪、「四人幫」不能平反，一平反沒人給「文革」頂罪了，毛澤東就不能在天安門廣場待了，共產黨不倒，黑鍋就要背到底。而其實，無論是林彪還是四人幫，他們不過是執行者，真正的責任者在毛澤東，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作為中共的魁首，沒有毛澤東允許，哪個高級幹部可以隨隨便便地被打倒？哪一場運動可以任意地進行？
毛澤東及中共製造的冤假錯案太多了，無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澤東死後不久，太湖每到夜間就響起全國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們的哭訴，講述的都是土改、鎮反、反右、三年「大饑荒」 等時期的冤屈事實。公安部門曾進行過錄音，把冤魂們講述的事實發到事發地進行核實，結果證實所言不虛，令人十分震驚。消息傳到高層，間接的引發了高層平反冤假錯案的決心。當時胡耀邦、趙紫陽、陳雲、習仲勳、萬里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一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文件，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後來，中共認為此事對自己比較負面，多次派部隊於夜間以機槍掃射、手雷轟炸，但也無濟於事。再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變化，太湖鬧鬼之事才漸漸平息。
對「文革」這樣一場鬧劇，從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羅克、張志新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她在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甚麼原因？」
郭世英是詩人郭沫若的兒子，1962年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期間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X小組」，大膽地討論了在當時來講是驚世駭俗的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甚麼是權威？有沒有頂峰？這種即使今天看來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見與質疑，在當時注定不會有結果。他們的小組後來被打成反動組織，郭世英也於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還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當時年僅19歲的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學生。在參加了1966年8月18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紅衛兵集會，聆聽了副統帥林彪的講話後，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兩者簡直沒甚麼區別。她強烈地感受到，「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髒，不能再活下去」。她決定「豁出去把心裡話說出來」。9月24日，她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甚麼？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甚麼？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這封抗議書，王容芬還同時郵給了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團校。之後，她以死抗爭，喝下了四瓶 DDT殺蟲劑。幸運的是她沒死成，救活後被判處無期徒刑，送往監獄。在監獄裡王容芬受盡非人的磨難。曾被看守反擰雙臂，上了半年的背銬。當背銬取下來時，鎖已銹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不能動了。最後，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對「文革」這樣一場空前絕後的禍國殃民運動，「文革」結束後，不少黨內外人士，積極倡議中共當局建立「文革」博物館，以紀念告慰逝者、警示後人，引以為戒，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1978年，中國社會尚處在撥亂反正階段，巴金率先提出每個知識份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責任。甚至把反思的範圍從「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之後，他又率先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看待中國的「文革」。在1980年4月於日本出席世界筆會大會的演講《文學生活五十年》裡，他指出：「我認為那十年浩劫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不僅和我們有關，我看和全體人類都有關。要是它當時不在中國發生，它以後也會在別處發生。」
因此，巴金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他說：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只有牢記「文革」才能制止歷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但中共就是不應允。有學者為此而感言：我們知道，一個不敢鏟盡罪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氣的民族，一個不想反思罪過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個不能直面醜惡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2011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