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1月15日訊】（本文轉自258期【新紀元週刊】「專題新聞」，共有四篇文章。
# 民國百年說辛亥
# 大陸學人看民國‧土改篇 — 臺灣的和平土改
# 大陸學人看民國‧人物篇 — 臺灣的幾位民國人物
# 大陸學人看民國‧歷史篇 –「四一二」清共的歷史之功欄目 ）
民國百年說辛亥
文 ◎ 還學文
共產黨至今堅持一黨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階級鬥爭，不鬆口也不鬆手。
跟共產黨協商憲政，無非自欺欺人。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史表明，共產黨體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2011年是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臺灣、香港、大陸、舊金山、檀香山、美國、日本、歐洲，當年孫中山先生所到之處、今日華人所在之處，都在紀念這個中國近代史上意義重大的日子。
辛亥距今已經一個世紀了，對於今天的中文讀者，尤其是對於1949年之後在大陸共產黨政權下成長的幾代人，辛亥話題依然意趣盎然。民國人物——無論是民國 38年遠走海外的，還是1949年留在大陸的——如今凋零已盡，他們已經走入歷史，沉默無語，無可聽聞的歷史；加之共產黨宣傳的禁錮，說「民國」在大陸至今仍然呈現為歷史的斷裂毫不為過。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不過13年，卻令中國跨越了一個歷史的門檻進入現代。
身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榮耀卻也汗顏。「六四」過去20多年了，20年世界變化了許多：20年前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不再；20年後非洲人崛起，呼喚自由、挑戰專制。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國家依舊，共產黨依舊獨踞廟堂之上，較之百年之前，社會更加腐敗、政治更加黑暗。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是否，在百年之後，我們失卻了先人的境界也少了先人的眼界？
辛亥革命——由維權引發的革命
一系列屈辱的戰敗和不平等條約喚醒了人民的主權意識，1903年川督錫良上奏清廷，請「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官辦川漢鐵路總公司次年即告成立。清廷積弱無以負擔巨額承建資金，川漢鐵路遂改官商合辦，再改商辦。商辦公司不借外債、不招外股，資金以「租股」為主，隨糧徵收，直接來自農民和地主；另有士商私人認購之「商股」，源自地方財政之「官股」與投資基金之「公股」。
1911年5月9日清廷諭令鐵路收歸國有，地方集資概不退款，償之國家鐵路股票，一紙上諭盡奪四川各階層人民的利益。鐵路股東及各界團體立即在成都集會反對，成立了「保路同志會」，各州縣、鄉鎮、街道、團體保路同志分會相繼成立，會眾至數十萬。
四川各族、各階層人士踴躍投入保路運動，基督教徒、僧尼道、回族同胞、羌族土司都參與其中。
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還通告全川不納糧稅，全省響應，抗捐抗稅席捲全省。
9月7日川督趙爾豐接清廷電令「切實彈壓，勿任蔓延為患」，封了鐵路公司和保路同志會、捕了股東會和保路同志會的首領。成都數萬群眾聚集總督衙門請願示威，清兵當場開槍擊斃示威者30多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會員把木片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傳報各地；成都附近州縣的同志軍圍攻省城，率先起義；各州縣同志軍紛紛起事，把關奪隘，攻佔縣城。清廷急調湖北新軍入川鎮壓，湖北防務空虛，10月10日武昌首義成功。此後兩個月內，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等15個省市，先後宣告獨立，致使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王朝，卻可說是一場維權引發的革命。
同盟會居功至偉
從5月份成立同志會保路到9月份「同志軍」起義反清，其間只有四個月時間：「保路」運動一呼百應，因為它牽涉四川全省士農工商各階層的切身利益；川人堅持「保路」不讓步，因為他們不相信腐敗清廷的「國家鐵路股票」會兌現；保路運動從省諮議局發起，川漢鐵路股東會號令全省抗糧抗捐，因為朝廷不經省諮議局擅收川漢鐵路有違「欽定」憲法。「保路」運動一經發起即席捲全省，勢不可擋。
民氣可用！同盟會不失時機地介入，借名保路、發動革命。同盟會聯絡四川民間會社9府140縣哥老會首領聚義，改保路「同志會」組保路「同志軍」，準備武裝起義。「成都血案」發生當日，同盟會又以「水電報」將「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全川，各地速起自救」的信息投入錦江、漂流全省，聯絡各地同志軍起事。
說武昌首義一舉成功，是趁湖北新軍入川之虛，得四川保路烽煙之利；這話固然不錯，然而機遇從來只垂顧有備而來者。不必說保路，從維權到起義同盟會一直從中推動，便是革命黨反清的武裝起義，自甲午到辛亥16年間，也是年年起事，不曾間斷。滴水穿石，武昌起義的成功斷非偶然。
當今堪與當年相比的，有50年來建立和成熟的流亡藏人的民主政府，有自99年迫害以來穩健成長和壯大的法輪功——獨立的、反抗的、民間的團體。海外民運團體雖然組織分散，但理念並不相互衝突。這和晚清有十分相似的特點。
晚清的新政與共產黨的「開放」
一百年前，中國處於大變革之中。知識精英不忍見國家積弱、割地賠款、主權喪失，甲午戰敗次年，進京會試的全國1200位舉人聯名上書要求改革，史稱「公車上書」。上書雖無結果，但對社會發生了大影響，開了民間問政的風氣，組織團體、發行報紙、宣傳維新，繼而催生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雖僅存百日。變法夭折危機又起，「辛丑條約」對「庚子之亂」割地賠款後，兩年前扼殺「戊戌變法」的慈禧朝廷不得不變法圖存，1901年開「辛丑新政」。1906年慈禧下詔預備仿行立憲，1907年設資政院籌備處。民間紛紛組立憲公會，推促立憲。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定預備期九年。
像對於一切當政者一樣，對於清廷變法是無可逃脫的兩難：不變無以維持政權、變法一定失去政權；所以才有「欽定」憲法大綱及「欽定」法律，才有禁令請願速開國會，才有力保大權不旁落的「皇族內閣」。雖然如此，清廷變法立憲是言信行果的。根據《欽定憲法大綱》1909年各省選舉諮議局作為議會過渡機構，諮議局行參與立法、接受民間請願、質詢督撫施政之權，1910年全國第一屆資政院開會。「新政」風氣已開，變法覆水難收。保路抗爭就是由四川諮議局的正副議長蒲殿俊和羅綸發起，與「皇族內閣」出爐恰在同一個月。
此外，直到清廷密令、成都血案之前，保路同志會的組織和活動一直是合法的，未受政府禁止與鎮壓。晚清新政顯示，君主專制可能通過立憲改變。
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喜談共產黨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稍微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共產黨所謂改革開放不過是開放了市場經濟而已，政治改革了無跡象。共產黨至今堅持一黨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階級鬥爭，不鬆口也不鬆手。跟共產黨協商憲政，無非自欺欺人。迄今為止的中國當代史表明，共產黨體制不可能自身改革，只能以外部革命取代。
停滯時代的希望
百年前中國雖內憂外患，但社會還有自己的精英、有自己獨立的知識分子，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不為權力的附庸，不辱個人的志節。
興中會、同盟會的革命者自不必說，戊戌變法的君子同是這樣的志士仁人。譚嗣同為變法飲血，「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梁啟超先置身光緒變法，繼而從民間推動立憲。或參與變法、或主張立憲、或奔走革命，志同路相通，許多立憲派人士轉向革命黨人共圖大業。辛亥年代另一知識分子群體是留學生。
1903年晚清新政頒布《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特別優遇留學有成者：大學專科畢業視同進士，本科畢業視同翰林。儘管如此，西方科學知識的訓練、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薰陶卻把知識分子推向皇權的對面，留學生成為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的中堅。四川保路同志軍的敢死隊都是學生軍，敢死隊的領隊都是留日學生。如果說梁啟超為思想精英，發動保路蒲殿俊和羅綸為政治領袖，那麼留學生就是革命先鋒了。
今天的情況大不相同。八十年代開始，共產黨也派出不少留學生，這些人學成後基本上進入並迅速整合於權力體制，以求個人利益與發展的最大值；遑論個人獨立，更何談與體制對立。固然是共產黨極權否決了一切自由發展的可能，也是中國人的「脊樑」、中國知識分子「士」的精神，被共產黨一個甲子的酷治差不多銷蝕殆盡。
在這個知識分子被收買、精英消亡的停滯時代，社會變化的希望在民間，在民間真正獨立的個人——工人、農人、小商販、教師、記者、律師、自由職業者、公務員、基督徒、佛教徒、法輪功學員……和這些獨立個人的集結，如同今天的埃及人、利比亞人、敘利亞人所顯示的，同樣將達成百年前我們的先人之所成就。◇
本文轉自258期【新紀元週刊】「專題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60/103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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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人看民國‧土改篇 — 臺灣的和平土改
文 ◎ 還學文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民國憲法中的平均地權，不是只寫在紙上，而是落在實處的。
與我們親身經歷的那個在五九到六二年間悍然餓死3600萬人民的共產黨政府兩相對照，眼前所見臺灣農村的富裕殷實與城鄉發展的均衡，對於親身經受過中國農村貧困的六八年插隊知青的我們，是直觀的震撼。
對於1949年之後在大陸接受學校教育的幾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孫中山、中華民國、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是一串陌生而邊緣的概念，人民所准許瞭解的，只有被中共黨國定於一尊的說法。學人接觸或者談論這些概念不僅是邊緣的而且是危險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危險到可能招致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的程度。作為「五十後」我便是在這種歷史氣圍中成長的。
1949年之前那個歷史上的民國我不得而知，可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在臺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民眾被政府彈壓之後，1989年的歲末，作為歐洲首批大陸學人的先生仲維光和我訪問了臺灣。
20年前去臺灣旅遊，還不是時髦旅遊，還要冒著「反動」的風險。雖然如此，我們不願錯失在海外才可能擁有的自由，去觸摸那個現實的中華民國。這是我們去臺灣的初衷。
在臺期間，我們有不少引人入勝的經歷，其中之一便是訪問土改訓練所，它成立於1968年，為亞非拉美國家土地改革培訓人才。從那與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臺灣土改，我們開始認識民國，這個國家的政治、這個政府的行為。
國民政府一到臺灣即開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當時通行地租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為減租其意自明。之後是法定租約期限：租期不得短於六年，承租人除非遷徙、轉業、死亡、無人繼承或積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約期滿，如承佃人因此喪失生活來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為生，則不能收回土地，違規撒佃，依法論處。地租降低40％且租約穩定，佃農收入增加，生活明顯改善。其後是公地放領，國家將所持公地優價放給無地僱農、少地佃農與自耕農，優惠租種十年后土地歸己，政府以此推進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來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規定自耕用地限額，地主多餘的耕地，國家徵購，以債卷——4％的利息——與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內償清地價。國家購得土地以公地放領的方式轉售農民，逐步達成平均地權。1949年開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國民政府的有關統計資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欄。同時，通過《公營事業轉移民營條例》，國家逐步將一些官辦的企業轉為私營，大土地所有者通過徵售土地所得股票轉營工商業。
「土地革命」對於大陸人是一個太熟悉的概念，臺灣發生的土地改革與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經政府政策推行，強制卻非暴力；對於大土地所有者的佔有，抑制卻非剝奪；改革的目的在於社會公正——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階級鬥爭；改革的結果是雙方互利、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也不是消滅私有制。
這個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項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據和保障，例如三七五減租稅從「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開動，自耕用地限額和土地徵購有「耕者有其田條例」保障和實施。不像共產黨朝令夕改風雨無常，今天鬥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貧下中農也一無所有。臺灣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隨意而為，由自耕農、地主、民間團體和政府四方代表組成的縣市和鄉鎮兩級租佃委員會監督實施各項土改政策、調解糾紛、查處違法事件。國民政府技術官僚的專業素養與人文氣質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對於20年前那位土改訓練所張所長抑揚悅耳的北平話——不是街頭巷尾和相聲裡的那種，而是學者文人的北京話——儒雅親切的儀態，至今念念不忘。
國民政府在臺灣土地改革的和平與互利是我們不曾料到的。我們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民國憲法中的平均地權，不是只寫在紙上，而是落在實處的。與我們親身經歷的那個在五九到六二年間悍然餓死3600萬人民的共產黨政府兩相對照，有道無道不言自明。民國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務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訪問中沿路所見農村的富裕殷實與城鄉發展的均衡，對於親身經受過中國農村貧困的六八年插隊知青的我們，是直觀的震撼。（原標題為：我的民國印象）◇
本文轉自258期【新紀元週刊】「專題新聞」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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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人看民國‧人物篇 — 臺灣的幾位民國人物
文 ◎ 還學文
對於人民和社會，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好，中華民國比共產黨中國好，中華民國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希望。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20多年過去，在對民國逐漸有了更多的瞭解之後，我更加堅信，大陸民主化繞不過中華民國——它的憲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來的社會政治實踐。
先生是學物理的，見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先生，他夢寐以求。訪臺最令人興奮難忘的是有幸見到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先生，聽他講話、與他交談，得他贈書。關於大陸，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只講了一句話，語氣平緩、沉重：「社會沒有戰亂、幾十年太平，國家弄成這個樣子，說不過去。」由此，我才開始破出「軍閥混戰」、「八年抗戰蔣介石躲在峨眉山」，「內戰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輸的窠臼，尋找四九年前民國的實況。瞭解到共產黨一矣進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牆，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蔭道賴30年代民國的城市規劃之功。當瞭解到抗戰期間坐落雲南鄉間西南聯大的教學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後，回首「文革」驟起，政府號令大中小學停課，斷送成千上萬青少年的學業，親身體會到吳大猷先生這句話的份量。
從國外的教學科研退下來，吳大猷先生隻身來到臺灣，作國科會主任、任中研院院長，為推動臺灣的科學研究教育事業奉獻晚年。他還不知疲倦地針砭時弊、直言不諱地批評政府政策，為天下興亡盡知識分子匹夫之責。這些時論結集六捲出版，第一集題名《博士方塊》。在他身上，我們見到了一代民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與風骨。
不僅是在知識分子身上。訪臺期間，在接待我們的團結自強協會，結識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輩人物。其中有國際奧委會委員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當年的足球門將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國的同齡人，那時已年界八秩，身材魁偉、步履健朗。和我先生兩人見面談起足球和體育，欲罷不能。在臺北的期間，我們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後，他跟我們娓娓道來如何以民間的身份，個人的關係，奔走於國際體育界，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為臺灣在國際奧委會爭得一席之地。大陸華東水災之後，作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主席，他親自送救災物資到大陸。
還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八年。任職期間，國民政府1967年宣佈實行九年國民教育，1968年實施，籌備時間只有一年。從六年義務教育改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設140多所國中，從資金籌劃到城市規劃的因應與用地的劃撥，從師資的準備到校長的遴選培訓，還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頭萬緒。潘振球先生領導廳內外同仁全臺奔波，夜以繼日，1968年9月9日全國國民中學聯合舉行開學典禮，「九年國教」如期施行。我們到臺灣的時候，已是「九年國教」實施20年之後。
1968年，毛澤東不讓城市青少年上學，把他們趕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在山西晉北農村落戶六年，做過民辦教師，也在縣城中學教過書。兩相對照，僅是臺灣城鄉一般中小學的設施——我們沒有被安排去參觀名校「北一女」和「建中」——僅是學校操場的塑膠跑道，已使我感慨萬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93歲高齡辭世，友人以「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追憶，其實這可以用來表達我對在臺所見這些前輩的感受。當我們談到大陸的貧困、談到我們這些「插隊知青」的遭遇、談到「六四」被彈壓的學生，談到大陸的民主化，這些前輩聞之動容，深責自己對國家人民未盡到責任，這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的。國民政府裡做官的遠不是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都是尸位素餐、不聞民間疾苦的官僚。
事實勝於雄辯，百聞不如一見。顯然，對於人民和社會，民生主義比共產主義好，中華民國比共產黨中國好，中華民國是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希望。這是我20年前生起的希望。
應該有更多的大陸人有機會看到民國，瞭解民國。我們當即和安排參觀訪問的三民主義大同盟商量擴大開放大陸學生訪臺。
於是在我們訪臺的次年——1990年，有了留德大陸學生臺灣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經濟發展研習營，1991年留德大陸學生臺灣九年國民教育研習營，這一年還同時開啟了第一屆「臺灣之旅研習營」，邀請大陸海外留學生暑期訪臺，又開一扇兩岸中國學生學者交流的大門，這也是我們訪臺期間與「中國青年團結會」商量策劃的，到2010年「臺灣之旅」已經辦到第18屆。
20多年過去，在對民國逐漸有了更多的瞭解之後，我更加堅信，大陸民主化繞不過中華民國——它的憲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來的社會政治實踐。◇
本文轉自258期【新紀元週刊】「專題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60/103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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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學人看民國‧歷史篇 –「四一二」清共的歷史之功
文 ◎ 還學文
近年在大陸總是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然而「四一二」事變並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武漢政府並立，是「寧漢分立」而非「立寧廢漢」。
「政變」之說是統戰死人，迴避了一個明白的事實：「四一二」事變是清黨——清共。
值此送別辛亥百年之際，認真留意民國以來的中國歷史，發現共產黨一面之詞的偽史汗牛充棟。出生和成長於這偽史之中，混沌多年，不解真相。像在盛名大陸的烈士鄧演達，原以為他是共產黨，卻原來他是反蔣反到共產黨懷裡的國民黨左派。十九路軍抗日將領蔣光鼐、蔡廷鍇之名在大陸如雷貫耳，卻不知大陸政權對他們情有獨鍾是因其曾反蔣建國與江西共產黨政權合作。同是抗日名將的杜聿明大陸人只知其為共軍的敗將戰犯，因為他對共產黨政權無功可言。
「四一二」也是這樣一個偽史概念，大陸家喻戶曉「四一二」是蔣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殺」。近來的說法似乎「溫和」了，說「四一二」是「反革命政變」。「政變」總是事關政權的廢立，然而「四一二」事變並非推翻政府，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組政府與武漢政府並立，是「寧漢分立」而非「立寧廢漢」。
「政變」之說是統戰死人，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迴避了一個明白的事實：「四一二」事變是清黨——清共。
清黨——國民黨拒絕「容共」
既為清黨，我在想，「四一二」就不該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就不該是蔣介石的個人行為。歷史確實如此。1927年的清黨不止於「四一二」，5月21日有長沙的「馬日事變」，7月15日有汪精衛——那個曾幾何時還在討伐蔣介石清黨的——武漢政府的分共清黨，同一時間還有馮玉祥在其軍隊中的清黨，北京張作霖搜查俄國大使館、逮捕李大釗……。
1927年5月21日下午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屬下33團團長許克祥攻佔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等多個共產黨把持的機構，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武裝，通電全國擁蔣反共，史稱「馬日事變」。北伐軍攻克長沙一年以來，共產黨在湖南大舉發動階級鬥爭、土地革命，一時間恐怖行動橫掃城鄉，文名久與章太炎左右的葉德輝也被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處死刑，就地槍決。雖未經過那個時代，但文革中親歷「紅八月」的血腥，不難想像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恐怖，能夠理解「清黨」，那是一種「解放」，就像1976年毛澤東終於死去、「四人幫」終於倒臺後，千百萬中國人歡慶街頭的感覺，一種從「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動下的解放。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宣佈制裁共產黨。4月12日還在譴責蔣介石的汪精衛這個急轉彎，是因為他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五月緊急指示》，要求中共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7月19日，武漢國民政府通令黨政軍中共產黨員與共產黨脫離關係，違者停職；禁止一切祕密會議及違反國民黨主義及政策的言行。7月2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公佈《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黨政軍部門國民黨員立即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職。共產黨指責汪精衛清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網一個」，實際上宣佈清黨的第二天，7月16日武漢國民黨中央就訓令保護共產黨員人身自由，違者依法懲辦。
清黨之時，離開1924年1月「聯俄容共」的國民黨一大僅三年。1925年底孫中山先生逝世之時，國民黨內就已經起了要求解僱蘇聯顧問和清除共產黨員的聲浪，即被劃為國民黨「右派」的「西山會議派」；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則已是蔣介石對蘇聯干涉和中共擴張的直接反制。國共之間的決裂已經不可逆轉。
清共——「護黨救國」
「四一二」時還堅持「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汪精衛到了6月就已表示，問題「不是是否應當驅逐共產黨，而是什麼時候驅逐。」彼此非常不同的派別一致清黨，應該有超越黨派的共同動機和背景。「反共」是顯然的，問題是為什麼。汪精衛4月份還和陳獨秀聯合宣言，他的急轉彎必有不得不的現實原因。
從「興中會」、「同盟會」而起的國民黨元老，本是一班獻身社會、民族的志士，面對蘇聯以援助之名肆無忌憚地挾令國民黨裹脅中國以實現其世界革命的野心，他們只有揭竿而起，清共是「護黨」。汪精衛夢醒而分共清黨，是因為看到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五月緊急指示》條條針對國民黨，「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條條與三民主義對立，而「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蔣介石則是早在「聯俄容共」的國民黨一大之前，1923年秋率團訪蘇期間就看到了國民黨聯俄中危險的倪端。
今天人們知道，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當年支持清黨，是他主持國民黨中央監委會通過了吳稚暉彈劾共產黨的提案，力主清共。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他不曾干涉陳獨秀、李大釗在北大傳播馬克思主義，甚至於陳獨秀被捕、李大釗身後仗義相助。但是他反對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階級鬥爭、遊街殺人的暴力革命，他不忍見社會傾覆，挺身而出。清黨為「救國」。
1927年5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梁啟超言及兩湖的情況，「所謂工會、農會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為田全都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來就是停學、停產鬧革命，那個年代的紅色恐怖打的就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旗。我住家北京的小巷，68年一夜之間就出了六條人命血祭「紅八月」。那時被逼著學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驚惶中阻滯的頭腦不明所云。「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凡舉「戴高帽子遊鄉」甚至「農民自己動手槍斃」和「直接打死」對共產黨而言不過是「政治」打擊而已。今日重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只覺毛骨悚然，可哀可嘆中國就落入這般人手中！
清共——功在社稷
1928年夏，北伐成功國家統一，南京政府得到國際承認。戰事平息，國家結束軍政進入訓政，根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訓政期間由國民黨行使國家統治權。儘管國民黨訓政一切可非議、可反對、可詬病、必根除之處，國民黨畢竟是一個嚴守憲法、履行憲政承諾的政黨。
從1928年到1949年20年間，國民黨兩次依法結束一黨獨裁，讓國家進入憲政。第一次是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準備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進入憲政，但是由於隔年抗戰爆發而擱置。
第二次是1945年，抗日戰爭一矣結束，國民黨政府即著手準備實施憲政——與最大的反對黨共產黨談判，展開政治協商，組織憲法起草……。到1946年底，制憲國民大會召開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國走入憲政時代，可惜因為共產黨的堅決抵制而斷送。
然而如果沒有國民黨1927年的抵抗，中國就更早20年斷送在蘇聯和共產黨的手中，又或者早已引起全國更大混亂，從而國土很快喪失在日本手中，更不復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中華民國。
回首當年，不得不說，國民黨初創時期的清共，功在國家、功在歷史。◇
本文轉自258期【新紀元週刊】「專題新聞」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260/1031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