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10月10日訊】早在2006年，當海外中文媒體大紀元首次披露了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發生的活體摘除器官的罪惡後，很多人不敢也不願相信這樣完全超出人類能夠接受的道德底線的罪惡就真實地發生在自己身邊。然而，隨著真相被不斷揭露，隨著越來越多證據的顯現，特別是在今年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兩個非政府組織給就「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做了公開報告並呼籲聯合國派獨立調查團前往中國調查後，越來越多曾經質疑的人們不再懷疑，而更多地期望國際社會如何行動以制止這樣的邪惡。
這樣的邪惡一定會被制止，因為這樣的邪惡的存在，不僅是包括中共高層在內的每個中國人所無法承受的，而且中華民族亦是無法承受之重。
記得以前曾與一些德國朋友討論過二戰後德國反思的問題。一些瞭解歷史的德國人告訴我，紐倫堡大審判基本上對納粹罪惡進行了一次比較徹底的清算，納粹言論在德國以法律的形式被禁止。此時的德國人不僅要接受戰敗的結局，還要面對納粹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罄竹難書的罪行，面對罪責問題，即「德國人靈魂存亡的問題」。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說：「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發生將給德國人的靈魂帶來的必要的徹底的新生的轉變。」
不過，在戰後最初的幾年，因冷戰開始，德國對歷史的態度並不讓人滿意，不僅拒絕「平反」那些反納粹英雄，而且當時的歷史教科書也刻意迴避了納粹的暴行，以聯邦德國（即西德）首任領導人阿登納為代表的政客，對歐洲各國的政策也只是停留在「和好」的基礎上，並沒有認真反省二戰問題。而那些參與二戰的德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不僅理想破滅，而且信仰缺失，他們選擇了沉默來度過一生。
到了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情況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時，西方國家與西德都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西德，納粹德國的歷史及其在西德殘餘勢力是西德學生運動攻擊的獨特目標，其中以1968年11月7日，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在大庭廣眾之下給了原納粹黨員與高級官員、西德總理基辛格（非原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最為引人關注，該舉動最終導致基辛格下台，當年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
促使德國真正走向反思的轉折點是1970年底勃蘭特總理在訪問華沙時向猶太人的墓碑的下跪。這一跪在向世界傳遞這樣的信息：西德並非納粹的繼承者，西德人有勇氣面對歷史。這一跪不僅為他贏得了個人的榮譽，也為聯邦德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雖然當時只有一半西德人認可勃蘭特的做法，但對以後的發展和影響無疑是良性的。此後響應勃蘭特反思舉動的德國人越來越多，並逐漸形成一股持久的主流。
正是對納粹暴行的揭露和對罪責問題的討論，使整個民族意識到「個人必須對他在盡職中和執行命令過程所造成的對法律的違揹負個人責任。」「個人不能脫離自己民族的命運，他們既然未能阻止暴行的發生，就必須為此承擔後果。」
1999年6月25日，聯邦眾議院還通過了在柏林建造紀念六百萬納粹大屠殺猶太人受害者的大規模紀念碑的決議。紀念碑林告誡世世代代的德國人要牢記納粹時期的罪惡，永遠不讓黑暗的歷史重複。
時至今日，德國人對戰爭的反思，早已超出了簡單的批判納粹，而有著更為深刻的思考，比如電影《過客》就大膽地思考今日德國人與當年受害者的關係，告誡德國人民不要忘記先輩們傷害他人的行為。
經歷了漫長、艱辛、痛苦的一段過程後，德國人終於對自己的罪孽做了最為深刻的反省，其中的血與淚，遠非今天的世人可以瞭解。德國還通過對納粹行為的反思，在德國憲法中《基本法》鄭重寫入下列文字：第一章，基本權利，第一條：人的尊嚴。1，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一切國家權力的義務……由聯邦憲法法庭捍衛人的尊嚴……人的權利先於國家的權力。
深刻反省後的德國走上了健康的發展之路，但其所承載的歷史重負並沒有消失。如今的德國依舊在向受害國、受害者支付賠款，償付自己的良心債；而一代代年輕人，則在學校中就要瞭解納粹暴行，以避免未來的德國重蹈覆轍；此外，在德國公眾場合否定猶太大屠殺，是犯罪行為，將受法律懲罰。絕大多數德國朋友亦告訴我，雖然他們沒有參加過戰爭，但從13歲開始接觸這段歷史後，特別是當他們在集中營、學校看到、聽到、讀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惡時，他們的內心充滿了羞愧，他們的心靈也不自覺地背上了歷史的重負。
可以說，雖然二戰結束已逾60年，但德國因為納粹屠殺猶太人這段慘痛的歷史在精神、道義等方面所要承受的，迄今仍在繼續。而今，中華民族面對的是遠超納粹的活摘器官這樣令人髮指的罪行，中共高層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能承受之重？中華民族怎能承受之重？我們的後代又如何能承受之重？為中華民族計、為我們的子孫計、為我們的靈魂計、為我們可以坦然面對未來計，今天我們每個中國人都要站出來，儘快結束這個星球上最為邪惡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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