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第二次落實政策(2)
（一）重回北碚(2)
據他本人介紹他的母親過去是要飯的，當孩子的他，常跟母親拿著打狗棒沿街行乞，看來他真的「根正苗紅」，是共產黨的真正依靠對像。可是為迎合我們，常把攻擊共產黨掛在口上。
不過我心裡倒是生了警惕，大陸人生活在這種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以隨便附會他，以免在莫名其妙時從遭「禍從口出」之難。
當時北碚區政府正在組織力量編寫北碚地方志，為此專門組織了一個修史小組。從圖書館和文化館抽人收集材料，母親就被定為修史工作組成員，在編寫工作地騰出一間小屋供母親臨時居住。後來她又在衛生界朋友的幫助下，長期居住北碚，擺脫了蔡家醫院這個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間地獄。
「騎馬找馬」是劉老教給我的方法，但要調出蔡家的路，還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統戰部去了幾趟，我說我的母親既然已經到了北碚，那麼當初將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統戰部的老吳卻說：「你看吧，在我們的管轄區域和權限範圍之內，有那個現存的單位空著位子來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單位吧！」
1981年，宋殿賓回到重慶大學「官復原職」，他的夫人也調到了重慶大學，只因我在二十四中，並不知道這個消息。直到我回到重慶大學，講明重慶市人才交流的幾個要求，請重大黨委為我進一步落實政策時，才找到宋殿賓。他當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長張文澄。
同我們一起劃為右派份子的張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學院的團委書記，1978年獲平反後，1981年接任重大黨委書記。按宋殿賓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張文澄時，他正被任職為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並且正在辦移交手續。
張文澄熱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書記高某，對我重新落實政策，一方面打電話給市委宣傳部，由他們出面對我的工作從新安排，不過市委宣傳部說他們沒有辦法強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廠，建議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區確定一家最滿意並願意接納我的單位，再由他們出面調動。
我本人是學機械的，能夠吸收我的對口廠，在北碚地區恐怕便是地處區中區的重慶農用汽車廠了。湊巧這家工廠的黨委書記彭季灰的愛人周生碧，正是當年母親工作的北碚托兒所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此人正是當年劃母親為右派的負責人。
後來的二十餘年間，除了我和我母親被劃為強迫勞動的「專政」對象，剩下一個七旬的外祖母和一個年僅十四歲的弟弟，都因黑五類，受盡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過去了，冥府帶走了我可憐的老外婆和稚氣的弟弟。
現在我的母親找到這位周生碧，請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薦接納我進入這家工廠時，在良心發現下，當即表示接受母親的委託。
就這樣，我在張文澄，宋殿賓的幫助下，重大校方從新做了對我個人的改正決定，除換掉了1979年發給我的肄業證，補發了重慶大學的正式畢業文憑，確定了以1958年開始計算我的工齡，還專門加了一級工資。
當我一手拿著張文澄給重慶市教育局長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後，責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傳部和重慶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復，到重慶農用汽製造廠，換得了由該廠廠長親自簽暑的調動令，我的調動就在短短一個月內辦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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