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2)
（一）重回北碚(2)
据他本人介绍他的母亲过去是要饭的，当孩子的他，常跟母亲拿着打狗棒沿街行乞，看来他真的“根正苗红”，是共产党的真正依靠对像。可是为迎合我们，常把攻击共产党挂在口上。
不过我心里倒是生了警惕，大陆人生活在这种人的管理之下，可要十分小心，切切不可以随便附会他，以免在莫名其妙时从遭“祸从口出”之难。
当时北碚区政府正在组织力量编写北碚地方志，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修史小组。从图书馆和文化馆抽人收集材料，母亲就被定为修史工作组成员，在编写工作地腾出一间小屋供母亲临时居住。后来她又在卫生界朋友的帮助下，长期居住北碚，摆脱了蔡家医院这个囚禁她二十多年的人间地狱。
“骑马找马”是刘老教给我的方法，但要调出蔡家的路，还得自己去找，到北碚统战部去了几趟，我说我的母亲既然已经到了北碚，那么当初将我安置在蔡家的理由已不存在。统战部的老吴却说：“你看吧，在我们的管辖区域和权限范围之内，有那个现存的单位空着位子来安插你，你最好自己找单位吧！”
1981年，宋殿宾回到重庆大学“官复原职”，他的夫人也调到了重庆大学，只因我在二十四中，并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我回到重庆大学，讲明重庆市人才交流的几个要求，请重大党委为我进一步落实政策时，才找到宋殿宾。他当即叫我去找重大的校长张文澄。
同我们一起划为右派分子的张文澄，原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团委书记，1978年获平反后，1981年接任重大党委书记。按宋殿宾指出的路子我找到张文澄时，他正被任职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并且正在办移交手续。
张文澄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一方面要我去找重大的第一付书记高某，对我重新落实政策，一方面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由他们出面对我的工作从新安排，不过市委宣传部说他们没有办法强行的安排我去那一家工厂，建议我自己就在北碚地区确定一家最满意并愿意接纳我的单位，再由他们出面调动。
我本人是学机械的，能够吸收我的对口厂，在北碚地区恐怕便是地处区中区的重庆农用汽车厂了。凑巧这家工厂的党委书记彭季灰的爱人周生碧，正是当年母亲工作的北碚托儿所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此人正是当年划母亲为右派的负责人。
后来的二十余年间，除了我和我母亲被划为强迫劳动的“专政”对象，剩下一个七旬的外祖母和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弟弟，都因黑五类，受尽生活折磨和精神迫害。
二十五年过去了，冥府带走了我可怜的老外婆和稚气的弟弟。
现在我的母亲找到这位周生碧，请她出面向她的老公推荐接纳我进入这家工厂时，在良心发现下，当即表示接受母亲的委托。
就这样，我在张文澄，宋殿宾的帮助下，重大校方从新做了对我个人的改正决定，除换掉了1979年发给我的肄业证，补发了重庆大学的正式毕业文凭，确定了以1958年开始计算我的工龄，还专门加了一级工资。
当我一手拿着张文澄给重庆市教育局长的信，在得到市教育局批示后，责成二十四中立即放人，又拿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人才交流中心的批复，到重庆农用汽制造厂，换得了由该厂厂长亲自签暑的调动令，我的调动就在短短一个月内办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