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刘老先生相助(2)
“孙先生要我能帮助你，调整一下生活和工作环境。”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民建虽说是民主党派之一，却连调动一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我已就此向区统战部联系了好几次，他们说眼下没有好的去处。我看这样吧，民建重庆市委已报教育部核准，准备在今年暑假后办一所财经学校，中国要搞四化，没有经济管理人才是不行的，你看在这所学校里增设一个以培养幼儿师资为目标的专业，由你出任这个专业的负责人怎么样”？
刘局长的坦白和开门见山，显示了他对民建全国主要领导人孙起孟尽责尽心了。母亲的眼里露出了感激的眼光，她那渴望已久离开这野蛮无理，欺侮她，伤害她的蔡家医院，总算盼到了。
这不是由中共的基层组织卫生局，教育局，落实政策名正言顺解决的，而是由中共的一个小“伙计”以私人交情的办法解决。中共对如此不光彩的解决，连看都不肖一看。不过对于母亲来说，问题总算解决了。母亲早在抗战时就创办过中学，一个教育部门的老前辈，被中共践踏成这样！现在他仗着民主建国会帮助，才逃出眼前这人间地狱！
“这样吧，你尽快地办理退修手续，争取暑假就到工商联来准备夏季招生的工作。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住宿，你就安心在财经学校发挥晚年的余热吧！”
他说完，便站起身来，告辞道：“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办，所以不能再多给你说什么了，好在今后来日方长，到重庆以后慢慢地说吧。”
我看着两位老人缓缓下楼的身影，母亲一直把他送到他的面包车上，热烈地握手道别后，还站在那里目送那车消失在场口转弯处。！
我心里一面替母亲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这个令她伤心的地狱，也替母亲担忧，她已经六十五岁了，要单独地在市中区独自开辟一个天地，她能胜任吗？尤其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的民主建国会，对中共这种落实政策欺人太盛的作法，不敢直接提出来明正言顺加以解决？而是想出在一个与幼儿教育毫不相干的财经学校，办一个师资培养班的办法来解决？
六月份暑假到来，母亲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办理了一切手续，打点了自己的行李，把自己的随身行李装成了两个大包，在我亲自陪送下离开了蔡家医院。当我们顾了一辆运货的人力三轮车，离开医院大门时，除几个与母亲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护士外，没有人知道母亲上哪儿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场口的汽车站向三溪口行去，母亲连头也没有回。
从1961年，她被强行在这所医院接受“监督劳动”至今，整整受了它二十年奴役和歧视，在她身上沉淀的伤痕怎么也无法消褪。
我们到达市区的下半城解放西路的重庆市工商联合会，已是下午五点钟了。工商联接待室里走出了四个中年人，将母亲的行李接到一个欧式三合院里，母亲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楼上住下了。
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热情地为母亲搬行李，介绍工商联的情况。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李重生，是工商联的伙食团长，刘局长特别吩咐他对母亲的生活起居进行关照，今后有什么事只需喊一声小李就行了。
母亲从这位小伙子的朴实语言和憨厚的态度中，感到在蔡家医院二十多年来从没有过的亲切。
今天对年过六十五的母亲，有一种背境离乡的伤感，但很快被周围和睦的人际关系所冲淡。从今以后，也许有一段较为舒心的生活，记载在她夕阳的人生之旅中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