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我的初恋和婚姻(4)
(二)逆 缘(1)
在二十四中，近百名教职员工中，与母亲有过相似遭遇的一共有八人。其中，外语组的王基敏老师和已经退体的郑修老师，与母亲交往最密，虽然处在两个单位，但处在同一蔡家地区。
过去，“公社”开批斗会便将她们聚在一起游街，批斗，加上两位老师常到医院看病，亲眼见到医院职工对母亲的欺侮，同病相怜，结下了患难之情。
我到二十四中后，她俩又是我的邻居，除了常常给我烧开水、弄饭，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还常向我介绍，当年蔡家场和二十四中打手的“赤色”暴行。
两位老师最关心我的便是婚姻，她俩比谁都替我的婚姻着急，主张找一个能配得上我的，最好也是教师的人作女友。
正好住在我的对面，一位高中政治教师名叫徐乐生的，正为他的表姐寻找对象。他的表姐叫刘启建，在蔡家地区的卫东中学任语文教员，年龄比我小七岁，已经离异，但无子女。
有一次，蔡家地区的中学教师在二十四集中学习，王基敏和徐乐生便商议，将这位刘老师介绍给我，在那次活动结束的当天下午，由王基敏撮合，我和刘启建就在徐乐生的房间第一次相见。
她中等个子，五官也还端正，据说也有一段因家庭出身发生的辛酸经历，受过“劳教”，并与前夫离异。
第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说不上好，也说不上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只是感到她与人交谈有意无意流露一种不顺眼东西，讲到文革年代，眼睛老是爱翻白眼，两手还在空中舞动，以帮助她表现出某种“造反”的意态，那挥手说话间，不时叉腰的动作，像从当年的红司令那里学来的。
这种动作，大大伤害了她那女姓应有的风韵。
恰恰我的弟弟就是被造反派杀害，我对文革的狂热深感痛恨，从她身上折射的那种阴影，除让我反感还凭添了一层防范的隔膜。我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已把她拒之门外了，我完全没有与对方恋爱的初衷。
所以，当王基敏问起我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我只是笑了笑，把这个初次相见的印像埋在心里，并没有说出口。
大约过了两个月，她第二次到她的表弟处来取一些语文教参书，王、郑两位热心的老大姐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当起义务红娘。把我们单独地关在她表弟的房间里，我们两作了第一次交谈，我们不仅各自介绍了自己的“遭遇”，还介绍了各自的“家庭”。
她的父亲刘学理，年轻时就读于国民党成都军校。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川东峡防局行政长官卢作孚，曾聘他担任北碚市的民政局长兼城防长官。1949年9月中共军队占领重庆，身居北碚区城防长官的刘学理开城迎共，北碚遂和平“解放”。刘学理也成了国民党“起义投诚”军官。
不过未到五年，这些本想徼幸自保的人们，一个个被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房屋被没收，家被洗劫，刘学理被划为反革份子，受到三年的监督劳动管制，沦为无产阶级政权下一个赤贫的黑五类。
刘学理五个子女中，刘启建是老三，自从父亲被管制，她才七岁就要带弟妹。稍大一点，便在垃圾堆里拣二煤炭，拾破烂，没少受邻人和同学们的歧视，但她却因天性的软弱，从不敢对加给她的不公正表露反抗。
中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使她没能考上大学，但却幸运的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她二十四岁时，被西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个姓王的讲师看中，虽然那姓王的比她整整大了十几岁，并抛弃了他的前妻。结婚使她得到一种新的虚荣，做大学讲师又是党员的妻子，使她感到社会地位膨胀了。
据她自已讲，为了装扮自己体面的家，她不顾工薪条件，追求高档的家俱和摆设，宁可负债，向她的学生家长借钱，向兄弟姊妹借钱。
借的钱越来越多，背上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为了躲债，她不得不欺骗上门讨债的债主，学会了向债主施以小利来减缓债务压力，并趁文革期间，学校财务的无政府状态，将学生交来的学费挪用还债。
于是债主的公愤和无产阶级高压的专政，毫不手软的将“诈骗”和“贪污”的双重罪名，扣在她头上，就因为大约几千元的债务和几千元的挪用，她被关进了西山坪劳动教养营，由当时北碚军管会处以三年的劳动教养。
而那位王姓讲师，在判处她劳动教养的宣判大会上，向法院起诉离婚。结果姓王的讲师抛弃了她。
三年劳教期满，她回到老父亲的身边，在她再三恳求下，教育局把她发配到离北碚二十多里大山上的这所学校，“继续”当她的老师，那可是一所无人愿意去的学校。(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