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第二次落实政策(1)
像我这种既不沾亲带故，又没有重礼相赠的书呆子，要想毛遂自荐正大光明讲我的学历和专长，那就准碰软钉子，若靠我的骑术我就一辈子也找不到马的，好在我心里明白，我的调动除靠上级硬压是没有别法了。
1949年父亲将我们全家寄住北碚后，我们全家就从此时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地狱里经历了长长的炼狱，1962年外祖母在饥饿焦虑中去世，已戴着右派枷锁的母亲，在当局强迫下带着十八岁的弟弟，凄凄惶惶从北碚街上“流放”到偏僻的蔡家场。
经历了漫长的三十五年，直到1984年我们这个从新组成的家，在各方支持下才从蔡家场从回北碚。
（一）重回北碚(1)
1984年7月我还守在应届高中毕业生考试的考堂里，从报上得知市里由重庆人事局牵头，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人才交流会”，我决定去撞一撞。
正逢暑假，我便专程去了重庆大学，我因获悉，当年划我们为右派的朱批人，宋殿宾已“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位宋书记在文革时期，因妻子张大珍被划地主份子，撤去卫校党委书记一职，并交农村监督劳动。
中共重庆市委，责令他在爱人和党藉间选择，这位宋殿宾因不忍抛弃爱妻和两个幼小的孩子，拒绝党委离婚的“忠告”，因而被打成重大的第二号走资派，削去重大的所有职务，还将他贬到卫校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
派给他的工作就是打扫厕所，从此整整十三年，在厕所边将孩子拉扯大，自己也亲自尝到了共产党整人运动的滋味，对当年无缘无故由他朱批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右派们，才产生恻隐之心。
当1978年母亲找到重庆卫校，请他为我当年冤情作证时，他便写了材料，使重大落实我的政策时，减少了不少麻烦。
1983年春天，母亲在重庆财经学校工作仅一年半后，刘昆水创办的财经学校因为经费上的困难，决定裁减最初设置的专业。
工商联的头头，对母亲长住招待所也表示了异议，说母亲占用的是工商联用来招揽客商的经营性客房，从来没有住过本单位的职工。刘昆水和母亲商量结果，母亲决定辞去财经学校的工作，于五月份从新回到蔡家场。
刘昆水为了表示他的歉意，专门用配给他的黑色伏尔加轿车，送母亲回北碚，并亲去北碚区委统战部，请求他们考虑在北碚为母亲安排一个工作和住所。
蔡家场本来就是一个偏僻的小村镇，八十年代初，在横贯小镇的马路上只有几架由农家装的手扶式来回奔跑，充作小镇的运输车，虽然它那令人耳聋的巨响和浓浓的黑色废气令人烦燥，街上的居民也生活在废气排出的浊气中，但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习以为常了，手扶式成了镇上人唯一代步工具。
唯一沟通蔡家场和北碚的公共汽车已破旧不堪，虽说从蔡家场到北碚的车票仅仅只有一角二分钱，但穷苦的蔡家居民也要算着来，能搭上手扶式的就是再危险都要挤上车，他们把命看得很贱。
除此外便是北碚物资局的几辆绿色解放牌，以及灯塔乡的八四五厂过路的东风牌卡车，蔡家那十字马路上很少看到小轿车之类的“洋车”。
当母亲乘坐的轿车，从场口向蔡家医院缓缓驶近时，蔡家街上所有的街民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心底里在嘀咕：不知道又是市里的那一个重要官员来视察了，万万没想到车里面坐的，竟是过去被医院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方老太婆。
黑色轿车在医院的大门口停下来，母亲从车门里走出来时，正好王明站在门口，他一直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场口向医院缓缓开来的这辆轿车，心里产生着各种猜想，却完全没有料到这是专门送母亲回来的车。
车停稳后，从车门里走下我的母亲时，这位王书记用笑脸向母亲迎了上去。一面喊坐在挂号室里的小曹和药房里的小李，要两个年轻人赶快去提从车上御下来的两包行李，医院里的护士都出来迎接，一时热闹得很。
我接到母亲回到蔡家医院的消息，从二十四中赶回医院时，母亲的房间里聚着小陈、小周和王书记。王书记正在吹捧母亲在落实政策以后，如何焕发出“革命的青春和活力”。
他当着母亲的面说道：“自从你走了，我们才知道你起的作用，你移交的三个工作，挂号、出纳和伙食采买，现在是交给三个年轻人在管，要他们任中兼一点工作都不干，而且还干不好，上个月出纳就错了三百元钱，这么一对比，才显示你老人家才是我们医院的老黄牛了。”
两个年青人不高兴的看了他一眼，显出很不屑的样子。他对母亲另眼相看，是因刘昆水的关系，还是经过对比的确改变了他原来的偏见？但想起两年前他在母亲分房时的那副脸嘴，对比现在，使我产生一阵阵呕心。(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