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6月08日訊】（大紀元記者肖恩綜合報導）中共自1949年竊取大陸的領導權之後，各類血腥運動從來就沒有停過。鎮反、肅反、 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殺地主、鬥資本家等歷次運動針對的都是中國有文化、有知識的社會精英階層。
有歷史學家認為，事實上，早在「反右」之前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已經被打趴下了，「反右」只是將迴光返照的中國知識階層徹底消滅而已。自此以後直到今天，整體上的中國大陸已經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教育家和科技界均處於萬馬齊諳的困局之中。
「整風反右運動」是中共建政後於1957年發起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是在「整風運動」的過程中又掀起的「反右運動」。前者是中共黨內的整風，後者則是為中共黨外、黨內的大量人員確定了「右派」身份。
1956年同屬共產主義陣營的東歐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開始變得更加警覺，為防止知識份子因對中共的暴政不滿和一黨專制而在中國出現「匈牙利事件」，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準備在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
1957年4月，中共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至6月間，統戰部先後召開了14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徵求對共產黨的工作的意見。民主黨派相信了中共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幫助中共整風的鬼話，結果上了中共「引蛇出洞」的當。
1957年6月8日，中共發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指出反動分子猖狂進攻，這是一場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
《指示》對反擊右派份子的鬥爭還作了具體部署。這場運動總共打了552,877個右派。毛把中共製造的這場冤案稱為「陽謀」。
「反右」運動的啟動和劃分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所謂的「雙百方針」。一個月以後，中共宣部部長陸定一向知識份子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識份子們，開始向黨和政府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新聞界也跟進，刊出各種聲音。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此舉讓知識份子們覺得共產黨勇於自我批評，十分偉大。
然而，在大鳴大放後期，共產黨對批評未能接受。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份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同日，中共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6月12日，毛澤東將《事情正在起變化》印發黨內。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在知識份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運動從此開始。並指定了所謂劃分「右派」的標準，包括：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外又畫出了「極右份子」的標準：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幹分子；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3）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份子。
按照這一標準，中共將敢言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分微右、中右與極右）。「估計有40萬到70萬知識份子失去職位，並下放到農村或工廠中勞動改造。」
「反右」 運動徹底制服了中國的精英階層
對於反右運動，與其它後來被中共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並未被中共視為錯誤，為了表明中共自己「反右」沒有錯誤，改革開放後，中共僅承認在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所謂的「反右擴大化」。政府給大批「錯劃右派」者予以「糾正」，未被糾正的右派「維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之後，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
由於中國大陸精英階層的全軍覆滅，社會上已經沒有力量能夠阻止這一荒唐的「大躍進」運動。就連著名科學家錢學森也在「大躍進」期間喪失了起碼的科學精神。 錢學森在《中國青年報》上曾發文宣稱：「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他根據每年射到土地上的太陽光能荒唐地推測得出「稻麥每年的畝產量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到底怎麼了？為甚麼整體處於發瘋狀態？面對這一困惑，很多知識份子都曾思考過：30、4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相當出色的群體。他們敢於面對外來的日本侵略，敢於面對國民政府而贏得一次次的掌聲，但在共產黨面前，為甚麼就那麼迅速地失去了人格和尊嚴、丟盔卸甲、一敗塗地？
針對這一問題，張鶴慈在《且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家之天下》一文分析說，早在1956年之前，中國的知識份子就被打斷了脊樑骨。57 年的所謂向黨進攻，不過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死亡前的迴光返照。50年代初，中國知識份子經過種種的政治運動，特別是鎮反、肅反、 和土地改革，已經是氣息奄奄；又經過思想改造運動，已經是全軍覆沒了。毛自己也承認在鎮壓反革命中，殺死了不少知識份子。這已經不是殺雞給猴看，而是地地道道地殺猴給猴看。
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在50年代初，已經是敢怒不敢言了。1956年，東歐的「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開始對這些口服心不服的知識份子的存在感到相當的威脅。於是就有 56年的整風鳴放、引蛇出洞。毛澤東對已經不堪一擊的知識份子，來一個掃二茬，把幾經風霜的知識份子，再劃出50多萬另類。用對敵人鬥爭的專制手段，把知識份子徹底壓服和殺服。
毛澤東對此曾以流氓的口氣、得意地說過：「秦始皇算甚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辨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自古以來，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熏陶中形成的中國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如「仗義執言，捨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針對大陸知識份子的整體下跪，近代中國著名的教育家胡適曾說過，那是一個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的時代，知識份子已經徹底喪失了沉默的權利。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缺乏
正是由於中共建政以來的反覆屠殺，導致了中國知識精英階層的全軍覆滅，「四人幫」之後，中共仍然堅持「反右」的正確性，中共阻止了剛從文革中爬出來的知識界從思想上、文化上對中共的深層反思。
但即使如此，在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的80年代，中國的知識階層也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甦，可以稱之為49年之後最為開明的時期。但隨之而來的89「六.四」的大屠殺，使中國的知識界遭受了又一次的滅頂之災，從此以後，中國知識精英階層走上了集體腐化的道路。
偌大的中國已經難以找到真正的教育家了。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小貝諾•施密德特，曾經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撰文批判中國大學。施密德特直言，紅色中國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有著十三億人眾的孔孟之鄉沒有一個教育家。「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
施密德特認為，中國的計劃學術「已經將中國學者全部利誘成犬儒，他們只能內部惡鬥。缺乏批評世道的道德勇氣。孔孟之鄉竟然充斥著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學者。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認為中國大學不存在真正的學術自由，他說中國大學「對政治的適應，對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損害了大學對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而這正是中共獨裁專制對人們自由、獨立思考反覆壓制的必然結果。
歷經中共「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整治的錢學森，晚年的時候開始逐漸擺脫了中共思想的束縛。80年代初，他力排眾議，在中國大陸開始了「人體科學」、「特異功能」的研究。2005年7月30日，錢學森曾向溫家寶總理進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為甚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面對錢學森之問，溫家寶給出了答案。溫家寶最近在中國地質大學的即興演講中曾經直言不諱地說：「一個科學工作者，思想應該是開放的，而不應該是禁錮的。他只承認規律和真理，而不屈服於任何權威。一所學校最重要的還是要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青年學生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這是最寶貴的。」
其實，錢學森自己也是有答案的，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這一切恰恰也是中共在中國大陸竊權後，所極力壓制的，也是最為恐懼的。
一波三折的對「反右」運動的所謂「平反」
中共在大陸竊取政權之後，發動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政治運動，導致了8000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對中華民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面對中共的一次次犯罪和一次次的平反，很多國人似乎已經認可了這些由罪犯來「平反」的荒唐舉動。 即使是所謂的「平反」也遭受中共內部保守勢力的百般阻撓。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春， 在對「右派」平反的討論會上爆發了激烈爭論，保守派認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幹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於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佔據了上風。
1978年9月17日，在胡耀邦的推動下，最終改革派佔據老人上風，中共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 1980年5月8日，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6人。
中共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但中共阻止了黨內外對「反右」運動這一導致中國精英階層全軍覆滅，並對今天之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墮落都有直接影響的反思。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