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我的家族「土豪」痛史——我爺爺與1951年鎮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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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12月13日訊】現在流行說「土豪金」、「土豪,我們交朋友吧」,不過這和我今天要講的「土豪」並不是一回事。當下流行的「土豪」稱謂,大概是指品位不高卻出手豪邁的土老肥、暴發戶,普通人對他們夾雜著羨慕、嫉妒與戲謔等複雜情緒。而我要講的「土豪」,則是在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被國家機器消滅的那個群體。我的爺爺也是其中一員。

土豪」的詞義我們可以梳理一下。西漢時已有「豪強」一詞,可看做「土豪」的詞根。西漢時的地方豪強,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級,或由巨商轉成,或由遊俠登堂,縱橫鄉里,乃至與郡守結盟,成為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勢力。漢景帝時對地方豪強即有少數舉措,至漢武帝時始對他們展開全面打擊。

漢武帝時期打豪強,首先是政治目的,又分為中央朝廷維護統治目的與地方官員維護個人地位之政治目的;其次是經濟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權與地方豪強在經濟領域的二元對立,打壓豪強的手段常表現為「國進民退」;最後才是微不足道的民生目的,整頓社會秩序,減少豪強兼併,改善黎民生活。

到魏晉南北朝,「土豪」一詞正式出現了(如《南史•韋鼎傳》:「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所謂「土」,就是地方,「土豪」就是地方實力派。當時的文獻中,「土豪」多是跟「鄉望」連在一起的(如《宋書•殷琰傳》:「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土豪鄉望代表著地方有聲望有資源的階層,而打土豪運動,則意味著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之間充滿緊張、此消彼長的關係。

朝代鼎革之際,土豪一般都沒甚麼好下場。這時候社會結構通常都會被打碎,本來處於上層的土豪,多會被底層的憤怒群氓給掀下馬來。我讀明末清初的筆記,血腥記載隨處可見,譬如姚廷遴的《歷年紀》,就有詳實生動的述錄。

不過「土豪」一詞真正進入到大眾心中,大概要到1920年代,秋收起義「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之後。那是中國共產黨崛起之初,它用仇恨和利益來點燃群眾之火,得心應手,以後數十年裡,這手段一直在使用。

到1950年代初,「土豪劣紳」再度成全國熱點人物,這次他們隸屬於「反革命」群體。

我的爺爺宋森友不是土豪,但他是劣紳,終於難逃一死。

爺爺在1948年考上國民黨的縣長培訓班,然後在四川犍為的福祿區當了區長。當時福祿是一個窮山惡水的山鎮,三面背靠巍巍高山,一面臨水——波濤洶湧的大渡河,俗稱銅河,正如郭沫若自傳中所言,「銅河——土匪的巢穴」。

那時的福祿,只有幾條窄碎的青石板街道,除了在全鎮地勢最高的十分氣派的王家大院外,剩下多是破爛茅草房裡雜夾的幾間瓦房。幾百斤重的大青石條砌成三米寬的城門,每到黃昏,城門就關上了。

爺爺下車伊始,就著手對出沒在深山老林中的土匪安撫招編。歷盡艱難險阻,終於消弭了福祿四周讓人談之色變的匪患。福祿居民自發送來「一方平安」的大匾,彪悍山民還將在深山獵殺的老虎皮,送給爺爺做褥子。

為治理好這個山高皇帝遠的小鎮,爺爺費盡心思,還讓他的大女兒(我的大孃)嫁給當地首富王家長子。誰知這聯姻後來竟給我大孃帶來數不清的磨難。1950年後,王家被清算,大孃的公公被槍斃,丈夫則被判無期徒刑,她一人拉扯大兩個孩子,當鄉村教師、短運站工人等。

1950年犍為歸於中共統治。爺爺以「社會賢達」身份迎接解放軍進城,積極參與維持本地治安。1951年初的一天,爺爺外出理髮,久久未歸。傍晚,理髮師倉皇而至,告我奶奶說,「宋先生被軍管會押走了」。我二孃從福祿匆匆趕回犍為,軍管會頭頭同意她去探監。二孃來到監獄,面目全非的爺爺在她手心上寫了一個「走」字,低聲說,「越遠越好」。

不久,又有人給我奶奶傳話,說她可見爺爺一面。隔著鐵欄,爺爺指著一張紙上寫的三男四女姓名,一一詢問平安與否,奶奶淚流滿面、頻頻點頭。爺爺將紙片交給她收好,回家後,她才發現還夾著一張小紙條,上書「親友如相問,冰心在玉壺」。

1951年4月1日,爺爺與其他4人被槍殺在犍為西城門外,均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噩耗傳來,奶奶當即昏厥,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進。爺爺後事,全靠親朋料理。有人乘夜送來上好的楠木棺材。次日匆匆葬於犍為鄉下塘壩之地。今已無從覓跡。

英國史學家伍德沃德於《英國簡史》三版序言中說,歷史學家在追述少數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時,還應永遠記住許多未曾留下蹤跡的人。他們可能是千百年前的農夫或工匠,艱難困頓,隨時可能屈從於入侵者的暴力;他們也可能是千千萬萬個小康境遇的無名小卒,常處於被當時的政權和制度吞噬的危險之中。

現在我講爺爺的故事,也是紀念那千千萬萬在大時代中被吞噬的無辜生民。

據學者辛灝年研究,在中共建政前後,在所謂新老解放區,從沒停止過鎮壓反革命。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政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約二百萬人,另有特務分子六十萬人,反動黨團骨幹六十萬人,共三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清匪反霸中被關、被管或被殺。

1950年3月和7月,唯恐殺得不夠的中共中央又發下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斷言「在鎮壓反革命活動上發生了嚴重的右傾偏向,以致猶有大批首要的,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份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要求各地「當殺者即判處死刑,當監禁勞改者應逮捕監禁加以改造」。

1951年,中共基於朝鮮戰爭和農村土改的需要,進一步發動全國範圍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當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指示鎮反必須「嚴厲地大規模地進行」。1951年1月30日毛澤東批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除掉浙江和皖南抓人和殺人較多的地區應停一下以便總結經驗」外,又指示「其它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

後來,毛又批示:「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在全國範圍內殺人而論比例,古今罕聞。(張思之老先生當時在北京,是法院的律師,他在這次嘉年華會議上回憶說:「用不著審,法院成了擺設。鎮壓反革命運用的是所謂軍法處的名義。軍事委員會、軍法處一紙佈告,就宣判一個人死亡。北京市在1950年8月,一天最高記錄殺了200多人,我自己經歷過的一天殺70多人。搞掉這些人命,統統都只需要一紙佈告」。)

緊接著,1951年2月21日,毛髮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槍斃,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所以薛蠻子應該慶幸,他不是落在老毛時代,如果薛蠻子在老毛時代,恐怕連上新聞聯播的機會都沒有,直接斬立決。

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是非常殘酷的,大約300萬人包括我爺爺在鎮反運動中遇難,絕大部份都是冤殺錯殺。「反革命們」基本都未經公開審判,區一級的軍管會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性命。從抓人,羅織罪狀,到宣判,到執行死刑,只需要基層一級的政權就可以放手做完,可說是「鎮反一條龍服務」,其手段殘忍而愚昧。

那些被鎮反的人,就像無甚價值的紙錢,新政權隨手往火中一扔一大把,然而,他們卻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著各自深愛的親人!

現在來看,鎮反第一個對象,是前國民黨政府成員、前國民黨軍官等群體,這是鎮反最主要的對象。其次是當地士紳,也就是地方的知識精英、商業精英或鄉村精英。然後還有地方會黨、擁有暴力資源的匪徒等。

鎮反不是群眾運動,雖然也會發動群眾批鬥反革命,但抓捕、宣判、執行的都是政權骨幹成員,而且是貫徹從中央發佈的指令。當然地方上也有人趁機挾嫌報復、私自加碼,濫捕濫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鎮反看上去是為了朝戰和土改,但我們眼光再放遠點,即可看出它實質上是新政權為了「格式化社會」而必須要做的事。如果地方精英不被摧毀殆盡,國家政權就不可能插入到村社一級;如果個人仍然有士紳社會這個緩衝區域,就不至於直接面對無情的國家機器,而為其任意索求、上下其手。

在傳統皇權時代,中國一直是有社會的。1949年以後社會才基本上被「格式化」了。皇權社會是專制的威權社會,不是專政的極權社會。威權和極權的區別在於甚麼呢?在於如何對待社會。威權是要管制社會,極權卻是要徹底格式化社會,也就是取消社會。從皇權專制統治到共產極權統治,漢學家魏特夫將這過程稱為「舊式的農業專制進化成工業極權」。農業專制雖然也有絕對的政治權力,但對社會與知識的控制是有限的。在工業極權政治裡,極權得到充分發展並具備全面控制力,不僅擁有絕對的政治權力,也完全掌控了社會與知識。

也有人問,這麼多年來,一直宣傳說鎮反殺的都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或敲骨吸髓的大地主,難道他們是無辜的?我想這麼回答:那些被鎮反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罪人(至少罪不至死),很多可能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如今人們對那個時代的地主、紳士的認知,很多是中了官方宣傳的毒手。

比如說劉文彩的水牢,比如說周扒皮半夜雞叫,都是官方製造的神話,帶著臭不可聞的意識形態氣味。如今這些神話多被史學研究者攻破。

劉文彩的水牢是子虛烏有的,事實上也沒有幾個人會那麼變態,在自己臥室外面的地下整個水牢,成天聽別人受拷打的慘叫來催眠。劉文彩為其鄉里是做了不少好事的,比如修水利、興義田、辦義學、行荒政等。

半夜雞叫也被考證出來是假的。其實你仔細想想,一個地主每天都在三更半夜起床,學雞叫催僱工起床,他該是多麼喜歡自虐才做得到呀!根本就沒那麼回事。寫半夜雞叫的高玉寶,智商為負數。

而我爺爺,既是前國民黨政府官員,又是地方精英知識份子,自然在劫難逃。當福祿區長之前,爺爺家裏只有幾十畝田,不敷家用,就開私塾掙束脩,後來還教過高等小學。他去考縣長培訓班,也是想解決一大家子人的生計問題。

爺爺的書法繪畫很好,樂山當代有個畫家叫李道熙,就是我爺爺的學生。道熙先生以前曾跟我說,爺爺多才多藝,不止會書畫,還懂音樂,長得也帥,有點像孫中山,但比孫中山高。他還笑著說我的長相不如我父親,我父親的長相又不如我爺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爺爺被鎮反後,至今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墳墓在哪裏。這麼多年,我和姐姐只能給奶奶上墳,不能給爺爺上墳。更奇特的是,爺爺的名字都是我工作之後才知道。2000年,我問爸爸,爺爺的事情你怎麼老不跟我講,我爺爺到底叫甚麼名字?那晚爸爸就跟我說了,爺爺叫宋森友,森林的森,朋友的友。具體情況沒有多講,只提了一下,1951年,因他當過國民黨的區長,在鎮反運動中被槍決。

幾年前,我父親的兄弟姐妹們團聚(七人還剩六人健在),我執著詢問,他們才分別向我講述了一些舊事。他們的命運也因為我爺爺被鎮反而改變。譬如我父親,是老三屆學生,高考時考了峨眉最好中學的第一名,卻因成分問題而「不予錄取」。我三伯更悲慘,1957年他在西安被打成右派,墜入牛鬼蛇神魑魅魍魎的苦海,20多年後才重見天日。他刻了三個閒章來描繪自己的一生:金陵學子、長安鬼神、渝州人老。民國時期他在南京一所大學就讀,青壯年時在西安任教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在重慶得到平反,這時他已垂垂老矣。

三伯之前基本不跟我講爺爺的事情,也不講他自己的遭遇。他說,「共產黨要秋後算賬的」。

我現在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給我的家族父輩寫口述史。他們的經歷各自不同,有在最底層當搬運工的,有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做博導的,有在高校被打成右派的,有入伍後被迫嫁給軍隊幹部的,還有我父親,資質超群,卻在小地方當中學老師過一生。

我要盡我所能做好這件事,去採訪、去傾聽、去整理、去蒐集。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也是這代人的義務——記錄歷史中人的歷史,趁他們還健在,記下他們的眼淚,記下他們的皺紋,還有他們的體溫。

這就是我今天的講述,謝謝你們耐心傾聽。

文章來源:轉自「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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