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44

作者:張戎 譯者:張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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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是旅英華裔女作家張戎的處女作,講述了作者的外祖母、母親和作者本人三代人的故事,時間跨度從清末民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原版是用英文寫成,於1991年在英國出版。此書是英國出版史上非小說類最暢銷的書籍,被讀者評選為二十世紀最佳書籍之一。此書還榮獲:一九九二 NCR Book Award 和一九九三 British Book of the Year,該書自出版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三十多種文字。

二十 「我不出賣靈魂」
父親被捕之4(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

(接上43)
在四川,武鬥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這個省是中國軍火工業的基地。坦克車、裝甲車和大炮被造反派從裝配線、軍火庫裡調出來武裝自己;另一個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鬥來消滅自己的反對派「紅成」。在「二挺」發源地宜賓,殘酷的武鬥還用上了步槍、手榴彈、迫擊炮和機關槍,僅宜賓城裡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紅成」被迫放棄這座城市。

許多「紅成」成員撒到宜賓附近仍在「紅成」掌握中的城市瀘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槍打炮轟,最後奪 了占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傷的更是不計其數。

成都的派戰武鬥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瘋狂的人才被捲了進去。既便如此,我仍親眼目睹過多次有數萬人之眾的「抬屍遊行」,抬著武鬥中喪生的渾身是血的屍體,邊走邊對空中嗚槍。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紅成」向我父親提出了三點要求:第一,宣布支持他們;第二,揭發「二挺」;第三,當他們的顧問,代表他們參加四川省革命委員會。

我父親拒絕了。他說他不能捲進造反派之間的爭鬥,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資料,因為這樣會惡化情勢,製造更多的仇恨。他說他不會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會,他根本就不想進去。

友好的氣氛於是變成了不快的爭執。「紅成」指揮部在此事上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說,他們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固執和不識好歹的人,他幾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卻拒絕讓別人替他報仇。他還膽敢對強大的造反派說「不」字,而正是這個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還拒絕平反和重新掌權。「紅成」領導越來越生氣,一些人大叫說「狠狠揍他一頓,打斷他幾根骨頭,教訓教訓他!」

顏、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說話。翁說:「有他這樣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會屈服,只會是我們的羞恥。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不管怎麼威脅打他,不管他多感謝「紅成」,父親仍不願違背他的原則。一九六七年九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輛車把他跟母親送回了家。顏、翁保護不了他,他們送他到家,依依不捨地說再見。

我父母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裡。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親來討好「二挺」,在即將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中擔任我父親那一職位。「二挺」還把意思表達得很清楚,誰要是對我父親好,誰就會自毀前程。省委宣傳部中同情我父親,不肯隨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鬥。

一天,姚女士的兩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親,說是要他參加批鬥會。不久,他們又來我家,通知我和弟弟們去把他領回來。

父親斜倚在宣傳部院子內的一堵牆邊,正掙扎著想站起來。他的臉上青一塊、紫一塊,腫得奇大,頭髮被胡亂剪成了陰陽頭。

原來那天並沒有什麼批鬥會。他一到宣傳部,就被推進一間小屋子裡,裡面站著幾個不認識的大漢,正在等他。他們一看他就揮拳猛打,專打他的臉部和腰部,用腳狠踢他的下身。

他們還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裡,然後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糞便強壓出來,父親昏迷了過去。

當他醒過來時,暴徒們不見了。他口渴難忍,爬出房間,從院子裡的髒水坑裡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卻站不起來。院子裡滿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沒有一個人伸出一根指頭幫他。

打我父親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慶的夥伴「反到底」的成員。重慶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這裡爆發了大規模武鬥甚至重炮轟過長江。「反到底」被趕出山城,許多成員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進省委大院。這些人怒氣無處發泄,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說他們的手心「發癢」,想「開齋」,嚐嚐血肉的滋味,於是父親被抓過來「貢獻」給他們。

那天夜裡,父親不斷發出一陣陣不由自主的呻吟聲。他是個很堅強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後從來沒有哼過一聲。第二天清晨,十四歲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門口守候,門一開就進去借了輛手推車,拉父親去醫院。行前,十三歲的小黑借來一把髮剪理光了父親的陰陽頭。父親從鏡子裡看見自己的光頭時。露出一絲苦笑說:「這也好,下次批鬥會,我就用不著擔心被揪頭髮了。」

我們把父親放在手推車上,送到最近的骨科醫院。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頭沒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跟頭腦沒關係。當我看見那醫生滿臉同情地輕輕觸摸父親,小心翼翼地為他檢查時,我的喉嚨哽住了。仇恨、打鬥我見得太多,而愛心、溫柔卻太少太少。

醫生說我父親有兩根肋骨被打斷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別批准。另外,醫院也是人滿為患,天天的批鬥大會,派系武鬥也是家常便飯,受重傷的人實在太多了。我曾看見一個青年人躺在擔架上,頭有三分之一不見了,抬他的人說是被手榴彈炸的。

我母親又去見陳沫,懇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幾天後,陳帶來答覆:「二挺」打算「原諒」我父親,只是他必須寫份大字報,讚揚「好幹部劉結挺、張西挺」。陳沫還強調說:「二挺」近來不僅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來還特別稱讚他們是「好幹部」。陳沫告訴我母親,繼續和「二挺」作對等於是拿雞蛋碰石頭。當母親把這番話轉告父親時,他說:「我不寫,他倆沒有幹過好事。」母親流著淚求他:「你不要當官,也不要平反,這都算了。但你總要保住一條命嘛!」父親回答說:「我不出賣靈魂。」

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年底的這一年多,我父親和大多數以前的四川省委領導幹部一樣,不斷地被拘留、釋放,我們的家也不斷被抄來砸去。拘留幹部現在有了個時髦的名字: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在學習班上,「二挺」對那些膽敢反對他們的幹部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有些人自殺了。但是我父親抗住了壓力,拒不答應跟「二挺」合作。他後來說,多虧他有一個溫暖的家庭,沒有家人的愛,他也會走上絕路。當時我們全家的心思都關注在父親身上,父親被拘留時,一准探視,我們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暫回家,我們都儘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裡充滿愛。

「二挺」知道我父親很愛他的妻子,所以想通過我母親來摧毀他的意志。他們派人給我母親施加壓力,要她揭發他。我母親本來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親:他不邀請她母親參加婚禮;讓她艱苦步行了數百哩;在她處境困難時沒有給她多少同情;當她難產時,不送她到更好的醫院救治;他總是把黨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親了解他、敬重他,從來沒有停止過愛他,現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覺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壓力,她絕不跟他「劃清界限」。

我母親的東城區委宣傳部對「二挺」命令置若罔聞,但姚女士的手下很願意效勞,一些跟我母親毫無關係的組織也出來幫忙整她,數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鬥。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園,那裡聚集了上萬人,絕大多數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許人也,她的官還沒有大到那種程度。我母親被扣上各種各樣的罪名,包括她有個軍閥爸爸,儘管這個爸爸在她不到兩歲時就死了。

文革期間,每個走資派最少有一個專案組,收集他們的資料,調查他們的過去,毛澤東想把每個為他工作的人的底細查個一清二楚。先後曾有四個專案組專門審查我母親,最後那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調查。正是通過他們,我母親才得知多年失去聯絡的老朋友和親戚們的下落。當然,大多數調查者都是遊山玩水,回來時兩手空空,只有一個小組帶回驚人的「收穫」。

四十年代後期,在錦州時,夏瑞堂曾租了幾間屋子給地下共產黨員毓武居住。毓武負責搜集錦州城內國民黨的軍事情報,並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親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當時潛伏在國民黨內。文革期間,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國民黨特務」。最後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個「特務網」,其中包括毓武。

毓武也受到嚴刑折磨,最後無法忍受時,為避免牽連無辜,他割腕自殺,他至死也沒提到我母親,但是專案組卻發現了他們的關係,硬說她是「特務網」的一員。

她十幾歲時和國民黨有過的那些關係都被翻了出來,所有曾在一九五五年審查過的問題現在又被翻出來查。這一次不再是提問題要她回答了,而是簡單地命令她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她爭辯說這段歷史,在一九五五年已做了交代,沒有問題,但她被告知她那時的專案組長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匡先生年輕時曾被國民黨抓進監獄。國民黨對被捕的共產黨員承諾,只要他們簽下悔過書,刊登在地方報紙上,就釋放他們。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們拒絕了,但共產黨組織指示他們接受這個條件,說是黨需要他們出來工作,不在意簽署那份並非真心實意的「反共聲明」。匡先生執行了指示,被釋放了。

這類事在當時極為普遍,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出獄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產黨員遵照當時的中央委員會指示,在國民黨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出了獄,劉少奇是直接下達指示的人。這六十一人當中有不少人後來都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其中有人當上副總理、中央部長以及好幾個省的第一書記。文革期間,經毛澤東親自批准,這些人被定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殘酷折磨,跟他們稍有關係的人都陷入了苦難的深淵。

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為先導,幾十萬以前的共產黨地下黨員及跟他們有關係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捨身為共產黨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內奸、叛徒和特務的罪名,被野蠻地批鬥、拷打和關押。根據後來公開的官方文件,與四川相鄰的雲南省有一萬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萬四千人遭受酷刑,數千人致死。我母親後來才得知,她青梅竹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還以為他早已被國民黨抓去槍斃,實際上他父親用金條把他贖了出來。共產黨掌權後,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沒有人肯告訴我母親他是怎樣死的。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這些人一樣得來的,他受盡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殺,但被救活。由於是他在一九五六年為我母親作了「無罪」的結論,如今這成了她有罪的證據。母親在各種名義下被關押了近兩年:從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她的處境好壞完全取決於看守的良心,有好幾個看守暗地裡待她很好,有位看守為母親搞來了治子宮出血的藥,還要她當軍官的丈夫利用軍隊特別的食物補助,每星期給母親帶來牛奶、雞蛋和雞。

多虧有像她這樣的好心看守,母親才獲准回了幾次家,每次待幾天。不久,此事讓「二挺」發現了,好心腸的看守被換成一名酸黃瓜臉的婦女。這人是誰,從哪裡來的,我母親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親來取樂,心血來潮就命令母親在院子裡彎著腰站上幾個鐘頭。冬天,她強迫母親跪在冷水裡,直到昏迷過去。有兩次,她還強迫母親坐在一根長條板凳上,兩腳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彎曲,她在母親的腳後跟下塞磚頭,目的是折斷膝蓋或坐骨。這種刑罰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錦州時,母親曾在國民黨審訊室裡見過。那次是嚇唬她的,這次卻來真的了,不過只坐了兩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時,女看守一人做不來,得找男看守幫忙,男看守很不情願地幫了兩次,就拒絕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名女看守被診斷是個虐待狂患者,進了精神病院。

關押期間,母親簽了許多「認罪書」,說她同情資本主義路線,但她拒絕譴責我父親,也不肯承認是「特務」,因為她知道一旦承認就會牽連別人。

那時,我們有好幾個月見不到母親,也不知道她被關在哪裡。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處大門外,晃來晃去,希望能僥倖看到她。

有一陣,她被關在成都的主要商業區春熙路上的大華電影院裡。我們間或獲准送包裹給她,交給看守,由她們轉。有時也可以在看守在場時,跟她說幾句話。如果碰上一個較兇狠的看守,我們就只能在敵意的目光監視下交談。一九六八年秋季的一天,我給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簡單地對我說不要再送東西來了,問她為什麼,她又不說,回家後,我姥姥一聽就昏過去,以為女兒已離開人世了。

我不知道母親到底怎麼樣了,坐卧不安,拉著六歲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沒有電影好演的電影院。我們在門前的大街上來來回回地走,兩眼搜索樓上的一排排窗戶。我們看不見母親,絕望地大喊「媽媽!媽媽!」行人都盯著我們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來,母親還是沒有出現。

多年後,母親告訴我,那天她聽見了我們的喊聲。事實上,那個虐待狂看守還有意稍稍打開窗戶,讓我們的聲音傳進去。她告訴我母親,只要同意與父親劃清界線,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特務,就能馬上和我們團聚。「否則,」那看守加強了語氣,「你就別想活著從這棟樓出去!」我母親仍說「不」,一邊用指甲戳進掌心,不讓眼淚掉下來。
(待續)

--轉自新唐人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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