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9月27日訊】9月25日，新浪微博用戶「圍觀察孫殿喜」在微博上曝光了網絡作家綠妖在今年5月份寫給夏俊峰兒子強強的一封信，該信由於當時是講述強強父親夏俊峰的遭遇，未能在報紙上刊登。25日，在夏俊峰的祭日的時候被曝光出來，引起強勢圍觀。
「圍觀察孫殿喜」在自己的微博中稱，今年5月，《新京報》邀劉瑜、綠妖、劉慈欣和他等一些人，給自己的孩子或別人的孩子寫封長信，然後將在兒童節當天作為特刊推出。他說：「我很看中這次書寫的機會，也感謝編輯朱桂英小妹的誠摯催稿。這些文章未發表前， 桂英都先傳給我看過，老實說，這是一次溫暖無比的閱讀體驗，唯獨綠妖的書信，讓我刺心。」
「綠妖老師的信是寫給夏俊峰的孩子強強的。她嚐試在兒童節這個本該是充滿祝福的日子裡，給夏俊峰的孩子講述他父親的遭遇，並且希望他理解之後還能愛這個世界。看到稿子後，桂英問綠妖：『我們真的有權力讓那麼小的孩子來理解他父親突然在自己生命中缺席這一事實背後的惡與不義嗎？』綠妖回覆說：『很多話不該，也不是對孩子說的』。」因此，這篇文章最後未能在報紙上刊登。
該信的全文如下：
強強小朋友：
你好。當編輯約我給一個小孩寫封信時，我想到你。前幾天看到你出畫冊，先祝新書大賣！
和許多人一樣，知道你，是因為你的父親，夏俊峰。2009年5月16日，33歲瀋陽小販夏俊峰在城管勤務室裡刺死城管申凱及張旭東，並刺傷一人。2009年底，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2011年，遼寧省高級法院終審維持一審判決。至今本案仍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覆核。
說不清為甚麼，4年過去，這名字仍被人牢記。也許它觸動的是一根古老的神經：一個弱者與龐大機構、民與官之間，力量懸殊的對比。像螞蟻與大象。這個龐大組織 不止是城管。他們當天來了四輛車，十多個隊員，圍剿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及其妻子是手到擒來。但它身後那個機器更為龐大。它可以在一審中阻止辯方的六位證人出 庭，並堅稱夏俊峰未被城管毆打。一邊是銅牆鐵壁，一邊是一個小販，前下崗工人，現囚犯。我們看到巨大懸殊，他的生命猶如雞蛋，隨時會被鐵錘擊碎。
對我，這名字還有一層私人情感。在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中，瀋陽有百萬工人下崗。2009年我到瀋陽時，感覺這百萬人口似乎都消失了，下崗重災區——鐵西區也 建起高檔樓盤和商場，看上去富麗堂皇。我住在一位朋友家。他媽媽至今還是一名小販，在東北零下二十度的露天市場，賣衣服。朋友的姐姐一家也是小販。朋友 說，他認識的人，好像就沒誰有正經工作。
夏俊峰案傳來，一下想起天寒地凍中，成片一模一樣的小區，厚厚的積雪，骯髒的道路，蕭條的氣氛，跺著骨刺增生的痛腳取暖賣衣服的那位阿姨。他們像這富麗堂皇城市的難堪的內臟。還有那個疑問：數百萬下崗職工去哪兒了——他們去當保安、開出租車、做小販，擺地攤。想盡一切辦法活下去。
該案只是開始，讓人看到「城管—小販」衝突之暴烈。之後， 還會有2011年重慶城管推搡小販間，後者自高處墜下摔出一地鮮血；2013年女小販被城管掐脖、她一歲半的孩子大哭要媽媽抱的照片在網上瘋傳。而這也只是冰山一角。它們折射出社會矛盾之激烈，是千萬下崗人口要活下去的努力，與嗜好大廣場、大馬路、大商場的行政意志之間的矛盾；是有車的人不願馬路被小販添堵的矛盾；是我們現代文明高檔整潔的城市規劃裡不希望有窮人掃興的矛盾。但在一個失業人口達兩億的國度，地攤無可替代。它緩解就業壓力，提供更廉價商品。我喜歡的小說家路內，有段時間在路邊賣襪子。我說賣煙都比賣襪子強啊。他說，當時的錢只夠進兩包襪子。我自己，曾在路邊發過英語培訓班的傳單。 今年號稱畢業生的寒冬，而我家地鐵附近多了許多年輕人在賣衣服——一席之地，卻是窮人的救命之所。
夏俊峰下崗後四處打零工，釘過箱子、做過推拉門，幹過空調廠，最後擺攤賣炸串。我看到，一個人努力為自己找出一條生路，但每一條生路都被堵死——工廠倒閉下崗、擺攤被城管驅逐。這也是此案為何備受關注，許多人，都曾在生命某階段做過小販。我們都可能成為夏俊峰。於是，網上此案爭論格外激烈、兩極化。一派堅信城管「沒有打人」（此派人數較少），另一極，則擁夏俊峰為英雄，高呼殺得好。
被殺的兩位城管是夏俊峰的同齡人，一個未婚，是家中獨子。另一個帶著老婆孩子與父母、因病至今未婚的哥哥，擠在一處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裡。為何歡呼？社會矛盾激化，無論是驅逐者還是被驅逐者，無論是殺人者或是被殺者，同為制度受害者。與其爭論城管有沒有打人，不如探討「城管」制度的合理性，如何從根本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前幾天，我遇到一位台灣老師，他家世代務農，種水果。對「賣水果」非常瞭解。講到菜市場，我說，若有人不願花攤位費進菜市場呢？他說，還有一種叫市集，免費，進去交易就好。還有，許多菜農是早起賣菜，賣完就走，警察也不大管。另外還有民間組織。比如我家種枇杷，農民會組織枇杷產銷班，到枇杷產期，它會去找農會（也是農民自發組織），農會幫大家找銷售渠道。比如在台北做一場枇杷展銷會，場地費它出。我吃驚地：「難道不是農民給它錢嗎？怎麼連場地費也由農會出？ 」老師笑著點頭：「它爭取農民，為了選舉，為讓你存款到農會」。我當時想，這種制度不會出現夏俊峰。
好制度，是服務型社會，人們習慣互相幫助。壞制度激發暴力。
那些指責游販為何不進菜市場、或租賃門面，光明正大做生意的人，有沒有瞭解一下本地菜市場攤位費、門市房的月租金？本該是公益性質的菜市場，在各地承包給私人後，攤位費一路飆升，綜合各省會數據，一個攤位年租金在兩萬至四萬間，且多為半年或一年付。做小本生意的不想進，很正常吧？更別提寸土寸金的門市房，夏俊峰們哪租得起？他的人生中，誰曾給過他幫助？不說缺失的官方救濟，我們有像樣的民間組織互幫互助嗎？而事發地如今為瀋陽有名夜市，每天交二三十元管理費便可擺攤，如此荒誕現實又讓人百感交集！城市規劃，是不是本該給地攤留出空白，如台灣那樣？還要多少個夏俊峰，才能重新審視我們的規劃，使之更人性，更符合當下國情？
強強小朋友，很抱歉，我說了這麼多你可能聽不懂的話。和台灣老師聊天後，我一直想起你父親。是否像孫志剛案引出收容遣送制的廢除，時代需要一個夏俊峰案引發人們對「城管」制度的高度審視？至少，在一篇新聞結尾，我看到「一位賣小電器的老人對記者說：『夏俊峰的事兒出現後，城管至少不敢再打我們了，但看見他們，我們還是會跑。』」——「至少不敢再打我們了」，算一種進步嗎？可是你父親和那兩名死去城管，為此又付出多麼大的代價。我又為這種「時代需要」的念頭感到抱歉。即使真的「時代需要」一個夏俊峰，那麼，身為時代中的存活者，既得利益的我們，也應對此有所認識， 該對時代的祭品有所歉意。
所以我寫信給你。才12歲，你過早感受到黑暗與不公。2012年，你被同學打成輕微腦震盪，媽媽問為甚麼不還手，你說：「我還手，他說我爸是殺人犯怎麼辦？我把他打死怎麼辦？他打我一下我不還手，打我兩下我不還手，他打完我第三下，就不打我了。」記者給你拍照，你總摀住臉，怕被同學發現你的父親是個殺人犯。
作為成年人，我為我們給你一個這樣的世界感到抱歉。我們本該努力讓它變得更好。所幸你有個了不起的媽媽，只有初中學歷的她幾年中學會上網，發微博，找律師，給你辦畫展——只為了「讓這案子不要冷下來」。她對記者說「如果結果不好，我一定跟我兒子說，爸爸是得心臟病沒的，我一定要讓兒子覺得世界是美的、好的，起碼讓他的人格是健全的，不會仇視社會。」她努力保護你的心靈免受仇恨吞噬。
我還看到，在你畫冊裡，有一句說明：所得將悉數捐給強強一家和兩個城管的家庭——在暴戾的世界，如此善意彌足珍貴。
我喜歡的一位女作家，徐曉——順便說，她也曾坐過牢，強強小朋友，有一天你會知道，坐過牢的不一定都是壞人，當你生活在一個權利受到限制的年代，「要麼你放 棄自己的權利，要麼你就是這個社會的叛逆者」——她說：「相對於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標準來說，審美是更穩定更恆久的標準，只是它也許比任何標準都更高更完 美，因而更加難以企及。」也許你現在還不懂，但你的畫，已在踐行並驗證這句話。
用兒子畫展挽留丈夫生命，以畫冊收入幫助三個受害者的家庭，這其中的美和愛，跨越仇恨的鴻溝，凝成一束光，照亮世界。
所以，你很珍貴，強強，你的畫是這光的源頭。我還要說，不要被生命中最初的障礙困擾。當有一天，你能直面鏡頭，坦然訴說你父親的遭遇，你會發現，說出來比遮掩好，說出來，意味著見光，而不是變成心頭的一個疤。當然，那是你長大後會明白的事。
祝快樂！
綠妖
2013年5月
（責任編輯：周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