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12月01日訊】當代中國社會正面臨深刻的危機，它不是經濟數據的低迷、投資增速的下滑或者出口貿易的負增長，而是政府公信力喪失和社會誠信缺失所引發的危機。這種危機是深刻的，它意味著這個社會面臨著失序的可能。
當今世界，一個政府能夠順利施政的前提，不是欺騙與煽動，更不是高壓與管控，而是建立在民意基礎上的政治誠信。在一個無法用民意度量、無人監管的非憲政國家，膽大妄為的執政者早將政府的公信力摧毀殆盡。早期，他們打著公平的幌子，以階級立場取代一切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顛覆人類有史以來一切價值、倫理體系，成為一個沒有政治倫理，無所不用其極的暴力集團。當他們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之時，這種不講規矩、不講誠信、沒有底線的執政模式，唆使告密、煽動互害的卑劣行為，就成為他們執政的常態，最終導致了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的信任危機。在他們的示範下，種種惡行像瘟疫一樣瀰漫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存在於各個人群、階層和行業之間，也活躍於每個社會組織細胞的內部。信任危機說到底，就是不講政治倫理的報應。
對於現代社會來說，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依據於自身的信用所獲得的社會公眾的信任度，是一個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基石。當一個政府的公信力蕩然無存之時，合法性的基石已經坍塌。很難設想一個朝令夕改、過河拆橋、坑蒙拐騙、以恥為榮的政府，會為民眾謀福祉，會給世界帶來安寧，會得到公眾的信任。畢竟，現代社會是講規矩、講道理的社會，而不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打江山坐江山」這種強盜邏輯橫行的古代社會。
當強盜邏輯被視為聖明，就有了撕毀共同綱領、玩弄盟友於股掌之上的「黨天下」。在一黨獨大、把持操縱一切的政治環境下，這個集團早已成為無人監督、不受約束的超級權貴。於是就敢出言不遜，擅作代表，為所欲為；於是就敢拍腦袋，出政策：時而大幹快上，拋荒原野；時而背信棄義，出爾反爾，隨意揮霍政府的公信力，隨意羞辱國民的智商。
抗戰勝利後，為奪取政權大講反專制反獨裁，大講民主憲政，贏得國人點讚不斷。轉眼間肅反、反右，把盟友變為花瓶，哪裡還有憲政的影子？土改說是要耕者有其田，農民剛成為土地的主人，轉眼間合作化又只能打工，連佃戶不如。一九五七年號召大鳴大放幫助整風，結果是引蛇出洞，打斷了知識分子的脊樑。忽而大躍進大食堂、忽而經濟大調整；忽而超英趕美、忽而餓殍遍地。一九六四年剛剛幾天飽飯，緊接著又四清，「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冤獄遍地，民不聊生，直到文革天下大亂。
即使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出爾反爾、事實與政策不符，甚至相反的事例仍然是舉不勝舉。什麼「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非把那好端端的十年毀之一旦。於是就權貴橫行、貪腐成風。他們表面上標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普世價值、叫板憲政，把歐美為敵對；但實際上他們移民在歐美，留學在歐美，財產在歐美，甚至避禍也在歐美。這種口是心非、人格分裂的精神狀態，充分表明他們骨子裡就是一群沒有價值標準、沒有政治倫理的奸佞之徒！而他們正統治著這個國家，其所作所為正成為這個民族表率！
對於一個不講政治倫理、沒有道德底線的政權，信任從何談起？在他們的教化下，誠信從何而來？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源於政府公信力的嚴重缺失，如此現實，人們很難想像，一個自食其言、不講規矩的政權，能夠長期維持自身的合法性；人們更不敢想像，一個靠顛覆傳統價值起家，靠所謂唯物主義荼毒天下的政權，能夠恢復中華民族的誠信美德，使社會成為一個互信有序的社會。在信任危機陰影下的中國，能做到社會不失序已是萬幸。至於民族復興的大業何時成就，或許要等到互信的基本格局形成之後，而這比奪取政權、經濟建設艱難得多。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