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第七章——撤離武漢 抗戰跨入新階段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27)人道遠征

作者:袁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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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道遠征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寇侵略氣焰十分囂張,憑藉龐大的軍事力量,相繼佔領華中、華南的大片領土。尤其在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武漢是重慶政府的政治軍事中心和作戰物資主要集散地。擁有2700多架飛機的日本空軍,加緊對武漢實施空襲和轟炸,同時在中國到處狂轟濫炸,激起舉國同憤。當時,有人主張派飛機去轟炸日本,以血還血;有人認為不能冒險行動,中國空軍314架作戰飛機,經淞滬會戰、南京戰役已損失慘重;也有人主張飛機去日本散發傳單,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軍國主義欺騙、做侵略中國的工具。

中華民族是個極力崇尚世界和平的民族。自遠古開國以至於中華民國,從未對外發動過侵略戰爭。所以當其遭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武裝入侵的時候,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除在動員全國軍民奮起展開衛國戰爭的同時,仍然不忘向世界人民發出維護世界和平的呼喚,特別是對入侵國的人民的呼喚。

這時,國民政府最高當局面對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者,決定採取一次重大行動,派空軍跨海東征,對日本進行「政治空襲」,以此來警告日本當局者。並制定了《空軍對敵國內地襲擊計劃》,空襲時間定在1938年5月下旬,目標是九州、長崎、福岡等城市。

對於這次行動,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先生,在五月八日的日記中曾這樣寫道:
『空軍飛倭示威之宣傳,須早實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蓋倭人夜郎自大,自以為三島神洲,斷不被人侵入,此等迷夢,吾必促之覺醒也。』(五月八日日記)(蔣總統秘錄•第十四章 泥沼戰線•徐煥升駕機襲日)

這次行動的原則是:空襲不投具有殺傷生命的炸彈,只投能激發人心善念的「紙彈」,即散發傳單,以仁愛精神喚醒日本國民,共同粉碎軍閥黷武迷夢,並告誡日本政府,中國空軍完全有能力襲擊日本本土,不是不能,只是不願傷及無辜平民,昭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不要執迷不悟。

1938年3月初,由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擬就《告日本國民書》,文告主要內容為:「中日兩國有同文同種、唇齒相依的親密關係,應該互助合作,維持亞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軍閥發動的侵略戰爭,最後會使中日兩國兩敗俱傷,希望日本國民喚醒軍閥放棄進一步侵華的迷夢,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同時還編寫了《告日本工人書》、《告日本農民大眾書》、《告日本工商者書》等多種傳單,由日本友人、反戰作家鹿地亙翻譯成日文。日本反戰同盟也撰寫了《反戰同盟告日本士兵書》。傳單總印數達二百萬份。中國空軍遠征日本空投文告傳單的目的:一是突破日本人認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二是顯示我全民抗戰的決心,並對日本國民昭告中華民國不施殺戮報復的人道國格。時任航空委員會秘書長的宋美齡,對這次遠征日本本土的飛行稱為「人道遠征」。

起初,蔣介石的外籍顧問端納,建議派一位外籍駕駛員李爾德上尉擔當「人道遠征」駕機任務,李爾德答應前去,但稱執行這項任務風險太大,要求以10萬美金作代價。蔣介石不同意採取這種以索取金錢為目的的志願遠征。航空委員會主任錢大鈞,就把這個極機密極危險的「人道遠征」任務,交給了航空教官、蔣介石專機駕駛員徐煥升,徐煥升毫不猶豫地說:「任何危險,身為革命軍人,義不容辭,應把自己貢獻給國家。」表示願意擔當「人道遠征」這個光榮的任務。接著由徐煥升遴選優秀飛行人員,組成新編空軍第十四隊,又稱神鷹部隊,由徐煥升、佟彥博擔任正、副隊長。

當時,能夠擔當遠征日本本土任務的飛機,只有美制的馬丁B—10轟炸機。這種飛機最大航速每小時343公里,最遠航程為900公里。要想執行這次遠航任務,還必須加以改裝和訓練。為了增大航程,把轟炸機的炸彈倉改裝為一個大型的油箱。當時越洋長途飛行,還是中國空軍的一個難題,幸好徐煥升留德時受過嚴格的長途飛行訓練,所以長途飛行訓練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但因受領任務的時機非常緊迫,飛行訓練的時間極為有限,隊員們同心協力,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徐煥升運用他在德國所掌握的無線電航行經驗,設計了一套連鎖陸空電台網,他邀集一群電訊夥伴協助,使自製定向陸空電台連鎖網取得了成功。

空軍第十四隊遠征日本本土的飛行任務經過近兩個月的緊張準備,一切就緒,整裝待發。宋美齡親臨武漢南湖機場點名致訓,向隊員們昭示:「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之別,為國犧牲是光榮的,無論成功成仁,決不辜負你們。」徐煥升和隊員們抱定「我死則國生」的犧牲精神,各留遺囑,誓以最大努力完成非常使命。

遠征日本,本應選擇風小的月夜飛行,可是,5月間正值梅雨季節,氣候一直不適合越洋航行。5月19日,是執行東征日本的最後期限,儘管天氣仍不理想,徐煥升毅然下令出發,親率兩架馬丁B—10轟炸機,於下午4時飛離武漢,經前進基地寧波機場加油,在當晚11時48分起飛,東征日本。

兩架馬丁B—10轟炸機,分別由隊長徐煥升上尉駕駛1403號長機,副隊長佟彥博上尉駕駛1404號僚機,分隊長蘇光輝中尉、蔣紹禹中尉,隊員劉榮元少尉、吳積衝少尉、雷天春少尉、陳光鬥少尉分別擔任兩機的副駕駛、領航員、無線員。在殘雲淡月下,兩架馬丁轟炸機沿舟山南端直指日本。東海上空海風強烈,加快了飛機航行速度,飛行高度保持在5000公尺以上。為表達出徵人員必勝的決心,徐煥升向抗日領袖蔣介石拍發致敬電文:「職謹率全體出徵人員向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高敬禮,以示參與此項工作之榮幸,並誓各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煥升皓」。這項電文,曾在全國各報刊載,顯示了我東征勇士們的悲壯忠勇。

飛行一刻鐘左右,發現中國海岸有日艦5艘,燈光通明,正用探照燈向空中探測,並盲目發射,彈光四曳,大概是聽到了飛機的馬達聲。5月20日零時35分,徐煥升給地面人員拍發電報:「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在黑暗中飛行」。飛行一個多小時後,兩架馬丁轟炸機飛入日本近海,徐煥升再次向地面發報:「現在成隊飛行,一切平安」。

凌晨2時20分,兩架馬丁轟炸機飛抵日本九洲西部海岸,飛機緊貼海面飛行,直達長崎港。凌晨3時,長崎市還處在無戒備狀態,飛機盤旋一週,藉助城市燈光,投下第一批傳單。一時間傳單像雪片一樣紛紛揚揚,散落在長崎市區。飛機按原定計劃向北作半圓形航行,飛經佐世保、佐賀、久留米、福岡、九州、熊本整個九洲島。

自飛機進入福岡以後,日方發現上空有飛機,立即發出防空警報,實行燈光管制,探照燈對空亂照一通。 然而,讓日本人驚詫的是,警報響過許久,也不見炸彈落下,反而看到數以百萬計的「紙片」從天而降。我機組人員一面投下照明彈,一面投下傳單。在照明彈的輝映之下,傳單像雪花一樣紛紛揚揚。

由於油料有限,兩架馬丁轟炸機在日本本土盤旋半個多小時,把帶去的200萬份傳單全部投完後,立即從容返航。5月20日拂曉,兩架馬丁轟炸機飛抵我國東海岸,這時才發現有日機試圖攔截,並遇到日艦高射炮的轟擊,遠征勇士利用雲霧作掩護,以高超的飛行技術沉著應對。徐煥升清醒地意識到日機一定還在跟蹤,有可能去轟炸寧波機場,便臨時決定直飛南昌。8時48分,1403、1404號轟炸機分別降落於南昌玉山機場,加油後繼續西飛。上午11時30分,安全降落在漢口機場。經證實,20日上午,日機果然轟炸了寧波機場,徐煥升料敵如神,智勇兼備,他和東征勇士經過16小時的長途飛行,終於圓滿地完成了「人道遠征」的歷史使命。

東征勇士勝利歸來的喜訊,很快在武漢三鎮傳開,各界代表雲集漢口機場,行政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航空委員會主任錢大鈞在機場舉行了盛大歡迎儀式。漢口市民夾道歡迎凱旋歸來的空軍勇士。

像這樣地對日本本土不流一滴血的「紙彈轟炸」,後來被世人稱為「人道飛行」。由此可見中華民族酷愛和平的民族特質與善良本性。

中國空軍的這次人道遠征,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美聯社評論:「中國空軍遠征日本的成功,證實中國實力甚強,決非日本所能擊敗」。路透社以《中國飛機轟炸日本》為題,詳盡介紹中國空軍遠征的經過。香港報紙評論:「傳單比炸彈更具威力,中國空軍來去自如,足見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後日人不得安寧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國《生活》雜誌評選刊登了二戰中聞名於世的12名飛行員照片,徐煥升的照片也在其中,並註明「徐煥升是先於杜立德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第四節 泥沼戰線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滿懷報一箭之仇的日軍部隊進據徐州,當他們發現徐州竟然已是人去城空的時候,一肚子的怒氣是難以想像的。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不僅企圖殲滅我軍主力的算盤落了空,連如何向大本營交差也成了十分尷尬的問題。寺內和□俊六當時只有一個想法,那便是「追」!

我集結於徐州戰場的60餘萬抗戰部隊,在取得台兒莊大捷後,遵照蔣介石委員長的部署,按照計劃路線迅速向指定方向撤退,於五月下旬順利完成了離心撤退計劃,連負責掩護的68軍劉汝明部,也巧妙的閃過了數十萬敵軍的包圍圈,安全轉移。

徐州大突圍的成功,說明了我國幅員遼闊的妙用,更說明任你日軍有多少重兵也無法控制整個戰場的現實。由於我方能充分掌握並運用空間的優勢,並以此換取時間,進而積累成最後的決勝籌碼。

日本東京統帥部,面對無法實現「三月之內征服支那」的戰況現實,他們彷彿已經感覺到,在中國戰場上處處立於被動地位的麻煩。為了消彌這種無法預估的戰略錯誤,日軍大本營隨即調整戰略部署,決定向中南地區迅速推進,首先佔領華中,繼而向中南地區的其他省份推進。於是作出如下三項決定:

一、圍攻徐州的部隊沿淮河由東向西邊追打。
二、華中派遣軍主力,沿長江西上。
三、華北方面軍,南陷鄭州,走平漢路南下。
日寇的這一戰略部署,很明顯下一個進攻目標指向武漢。

這個時候,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已經遷都重慶,而當時我國抗日的最高統帥部則在武漢。日本當局想要徹底擊敗中國,武漢便自然成為他們下一個攻略的目標。

在中國這方面,武漢不僅是大別山下,長江中游的最後防線,也是政府西遷途中許多重要戰略物資的轉運點。一旦武漢失守,這些物資還來不及消化內運的話,那麼當初來自長城、淞滬、台兒莊的浴血拚殺,都將付諸汪洋,為國捐軀將士們的熱血,都將是白灑疆場,白白地流淌了!

一九三八年五、六月之交,日寇華北派遣軍的土肥原14師團原本是要馳援徐州的,當他得知徐州已是空城時,於是便調轉過頭來朝西,逼近了隴海路上的蘭封縣(今稱蘭考)。5月底,106師團和波田支隊兵分兩路,沿長江進襲安慶。6月6日日軍破蘭封,下開封,開始向鄭州挺進。一旦鄭州失守,日軍浩浩蕩蕩的機械化部隊,在平坦的原野上順著平漢路南下,多則10天,少則一個星期便可以直扣武漢的北大門信陽了。很顯然,擺在國軍眼前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千方百計阻擋日軍沿著鐵路幹線的南下。在武裝部隊無力與之抗衡的情況下,徹底破壞交通設施便成了唯一的方法。就這樣,我軍於5月下旬炸毀了平漢路上的鄭州大橋。

鄭州黃河大橋,修建於1899年,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鋼鐵橋樑。今天在老橋的西邊,雖然已另建新橋,但在原址還保留了一段橋身以紀念昔日為國捐軀的壯烈。在枯水季節,那殘缺的橋墩仍會浮出水面,在晨曦或晚霞裡向後人訴說當年被炸時所面臨亡國滅種的千鈞一髮與萬般無奈。
為了更有效地阻擋日寇鐵蹄快速南下,當時國民政府另一個痛苦的抉擇就是,掘開黃河的堤防,以天然資源,利用「水淹七軍」的方法,阻斷日軍的攻擊路線。為轉運戰略物資和人員疏散來爭取儘可能長一點的時間。這就是當年震驚全國的「花園口事件」。

時任第一戰區參謀長的晏勛甫先生,一九四九年在其自述文章中曾談到:1935年他擔任武漢行營參謀長時,便有中日交戰時可決黃河之堤,使河水改道,將敵隔阻於豫東,藉以保全鄭州之議案。1938年他出任第一戰區長官部參謀長時,又和副參謀長張胥行以此計劃向程潛建議,程認為可行,遂向蔣介石請示,蔣回電予以批准。這是花園口決堤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還有陳果夫、馮玉祥、白崇禧等不少將領都曾向蔣介石建議放黃河之水制敵。

花園口決堤的任務由守衛黃河的國軍商震的部隊執行,地點首先選在了中牟縣境內大堤較薄的趙口,因趙口流沙太多,沒能扒開。蔣介石知道趙口無望扒開後,就指示再換地點重新決堤。經過緊急協商,駐守在黃河附近的新八師初步把地點選定在趙口以西的花園口附近。在此過程中,蔣介石擔心手下執行消極,一再通過口諭、電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婦人之仁」。   
6月9日凌晨,經過兩天兩夜不停的挖掘,幾乎在距鄭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時,花園口也終於挖開了。   

花園口決口後,黃河水順著賈魯河、沙潁河、渦河河道迅速下洩。第二天,黃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場暴雨,黃河水量猛增,花園口決口處被衝大,同時被淤塞的趙口也被大水衝開。趙口和花園口兩股水流彙合後,賈魯河等開始外溢,漫溢的河水衝斷了隴海鐵路,浩浩蕩蕩向豫東南流去。

6月9日的花園口決堤,遂成為中日雙方沿著黃氾區邊界東西對峙的開始,依賴機械化軍事裝備進攻隴海線和平漢線的日軍被迫改變原來沿鐵路線西進南下的戰略,不得不把部隊從豫東尉氏、中牟、娜陵、通許、陳留、杞縣等各縣向東撤退,轉移、集結到以商丘、徐州為中心的豫皖蘇交界地帶。 

日軍被黃水阻隔後,就放棄了從平漢線進攻武漢的計劃。他們退守到徐州後,南下到蚌埠,過淮河,再到合肥與日軍其他部隊會合,又開始從長江北岸進攻武漢。這便為武漢保衛戰爭取了數月的寶貴時間。

黃河由此改道南流,歷時9年之久,波及豫、皖、蘇三省44縣(市),共計29萬平方公里。這一片汪洋史稱「黃氾區」。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同胞們在抗日戰爭期間,承受了國難與災難的雙重痛苦,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讓後人對他們的遭遇不得不油然而生出極大的同情與無限崇高的敬仰!

決堤執行之前,國民政府已先通知決堤地區民眾撤離併發放安置金,而當地鄭州專員也催促民眾撤離。另據《新華日報》1938年6月10日報導,國府於剛剛決堤的時候就發放50000元用於直接受害區的「急賑」。且一週以後,國民政府又發放200萬元用於黃氾區持續性賑災。

國民政府中央救濟委員會第七救濟區(開封鄭州之間)救濟黃災第一隊向災民發放救濟款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氾區這一巨大地障,迫使日軍於平漢路以東停止前進,從而消除了唐河、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面臨的威脅。並守住了軍事重地鄭州達六年之久。

黃河從花園口扒口處南流後,從鄭州東面斜貫東南,穿越豫東大平原的新黃河就成為軍事分界線,把日軍阻隔在泛區的東面,中國軍隊沿西岸據守,沿新黃河以西修築起「防泛西堤」,而日軍也在對岸修築起「防泛東堤」,東面被日軍佔領,西面為國軍控制,國軍在西堤險要處構築軍事防禦工事,力圖「以黃制敵」。

這樣一來,相持一直延續到1944年日本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

兩國交戰,既打軍事仗,同時還得打政治宣傳仗。

花園口事件損失慘重,國際影響巨大。國民政府錐心泣血,必須要通過這一事件,使全國軍民激發出同仇敵愾,堅決與日寇血戰到底的悲憤豪情。6月9日上午,花園口決堤放水之後,一封事先擬好的電報由新八師師長蔣在珍迅速發往武漢,到達蔣介石的案頭,電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時,敵機三架炸開花園口河堤,職師正在搶堵中。」這一天晚上10點,程潛給蔣介石的第二封密電在匯報水情之餘,更特別指出,「此間已擬訂出對外關於花園口決堤後在洪水氾濫中逃難的中國百姓宣傳文稿,電文大意為敵佔據我開封后繼續西犯,連日在中牟附近血戰,因我軍誓死抵抗,且陣地堅固,敵終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將黃河南岸大堤決口,以圖衝毀我陣地,淹斃我大軍。」   

6月11日,蔣介石電復程潛,做了三條指示:須向民眾宣傳敵飛機炸毀黃河堤,須詳察氾濫景況,依為第一線陣地障礙,並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線;以及第一線各部須與民界合作築堤,導水向東南流入淮河,以確保平漢線交通。這樣一來,就為花園口決堤的對外宣傳確定了基調。6月11日上午9時,中央社從鄭州發出第一條電訊,首次「報導」日軍炸開黃河大堤經過情形。在中央社的引導下,國內各大報社如《申報》、《大公報》、《民國日報》等紛紛譴責日軍炸毀黃河大堤、致黃河決口氾濫的嚴重暴行。

花園口決堤的消息迅速引起世界各國關注,一時間,無論路透社還是美聯社的消息都顯示出,世界各國輿論一致譴責日軍的這一暴行。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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