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拆遷致富」是社會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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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3月07日訊】「中共」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憑藉著「妙語連珠」,可謂是出盡了風頭。針對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在「去庫存」的大趨勢下,卻反常出現房價暴漲的現象,他仍然淡定的笑稱「現在是買房最好時機,有錢就趕快出手」。這邊話音未落,他又在公開場合談起了地價高的緣由,聲稱「很多人因為拆遷,搖身一變就是幾千萬富翁,不出這個價,征地拆遷補償免談,這是社會逼政府」。

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很難相信,集權的政府能被平民構成的「社會」掐住咽喉。於是,很多人忿忿不平的質問:到底是誰在逼誰?對於這個問題,某知名學者早在多年前就已撰文指出,「哪個領域財富增長的最快,哪個領域的掠奪行為就發生的最多」,緊隨其後還有更重要的一句,「哪個領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顯然,這裡的「領域」直指改革開放後,中共權貴不斷從中攫取利益的房地產市場,而掠奪者無疑是擁「權」、「兵」、「地」自重的各級政府,唯一的反抗者也只能是被強行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平民百姓。

對於這樣的事實,大家將信將疑的原因或只在於忽略了官方曾三令五申過的一條憲法條例,即為「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和集體所有」。不管老百姓是否承認,在政府眼中,有資格賣地的只有土地的所有者——「國家和集體」。在這二者中,容易被人偷換概念的常常是「集體」一詞。因此,不少城裡人羨慕擁有「宅基地」的農民,認為他們可以理直氣壯的充當政府的「土地供應商」,甚至能在求「地」若渴的政府面前攜「地」要價。

從中國某地曝出的因拆遷導致農民暴富的新聞中,我們的確能看到上述這種情況的現實版。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拆遷致富」的現象並不是當前中國呈現的常態,甚至某種程度上,它只能被認為是特殊情況下,為了平衡各方利益,更為了混淆視聽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就連發表此番言論的賈康委員也不敢怠慢的提前說了一句「以北京為例」。可不是,對於北京這樣一個號稱「天子腳下」、「權力中心」的富甲之地,還有甚麼「天上掉餡兒餅」的事兒不能發生呢?而最關鍵之處仍要回到「土地所有者」這一核心。政府高價買來的「宅基地」也好,普通的居住用地也罷,歸根結底,是要賣給開法商建樓,為自己謀利、賺錢的。

於是,高價買來的地,政府自然會以更高價賣出;而低價買來的地,政府也不會大發善心,送給開發商。至於用高價買,還是用低價買,則完全要看政府以及可提供貸款的當地銀行,是否具備足夠的財力。一旦政府或銀行沒錢,笑呵呵的給銀子、勸你搬家的嘴臉,則會立即變成不搬就強拆、讓你無家可歸的猙獰面孔。要知道,面對房地產這個有暴利可圖的領域,政府決不會把自己當成「為民請命」的「父母官」,而只會以「奸商」的姿態、矗立在權力的制高點上。

正是由於官員們都深諳「在商言商」之道,因此,我們不難想像,不得不花錢來擺平拆遷的政府,到底是願意「窮拆」,還是「富拆」?既然奸商想爭取最大利益,那麼最低廉的拆遷成本則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而這種慳吝的選擇最終導致的結果,也只可能是舉國上下、此起彼伏的上演著強征、強拆以及反抗這類暴行的無數慘案與悲劇。要想使「空手套白狼」在光天化日之下得逞,對政府而言,唯一的可行性策略就是使用暴力。於是,「黑社會」出馬以及「愛滋病拆遷隊」問世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到底是誰惹的禍?是社會逼政府,還是政府逼社會呢?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住的好好兒的民眾,不會動不動就萌生拆遷的慾望,即便有這種慾望,也不會逼著政府拆了自己的房子,住到不熟悉的遠郊去;或是逼著政府買走賴以為生的土地,住到吃不起、用不起的城裡去。顯然,是逐利的政府惹的禍,是政府逼社會。

幾十年來,竊取政權後的中共利益集團一直就是這樣憑藉著權力為所欲為的。他們有搶佔土地的權力、有強拆一棟棟民居的權力,有隨意壓低拆遷補償款的權力,有不服從拆遷命令就打、砸、搶、燒的權力,甚至有「拆遷致死」不必負刑事責任的權力。由此看來,無論是「拆遷致富」、「拆遷致窮」,還是「拆遷致殘」、「拆遷致死」,有恃無恐的背後,是因為官商勾結,奸商有政府公權的撐腰。如果有朝一日社會真能倒逼政府,那便是到了「民不畏死」的那一天。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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