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3月07日讯】“中共”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凭借着“妙语连珠”，可谓是出尽了风头。针对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去库存”的大趋势下，却反常出现房价暴涨的现象，他仍然淡定的笑称“现在是买房最好时机，有钱就赶快出手”。这边话音未落，他又在公开场合谈起了地价高的缘由，声称“很多人因为拆迁，摇身一变就是几千万富翁，不出这个价，征地拆迁补偿免谈，这是社会逼政府”。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很难相信，集权的政府能被平民构成的“社会”掐住咽喉。于是，很多人忿忿不平的质问：到底是谁在逼谁？对于这个问题，某知名学者早在多年前就已撰文指出，“哪个领域财富增长的最快，哪个领域的掠夺行为就发生的最多”，紧随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句，“哪个领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显然，这里的“领域”直指改革开放后，中共权贵不断从中攫取利益的房地产市场，而掠夺者无疑是拥“权”、“兵”、“地”自重的各级政府，唯一的反抗者也只能是被强行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平民百姓。
对于这样的事实，大家将信将疑的原因或只在于忽略了官方曾三令五申过的一条宪法条例，即为“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不管老百姓是否承认，在政府眼中，有资格卖地的只有土地的所有者——“国家和集体”。在这二者中，容易被人偷换概念的常常是“集体”一词。因此，不少城里人羡慕拥有“宅基地”的农民，认为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充当政府的“土地供应商”，甚至能在求“地”若渴的政府面前携“地”要价。
从中国某地曝出的因拆迁导致农民暴富的新闻中，我们的确能看到上述这种情况的现实版。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拆迁致富”的现象并不是当前中国呈现的常态，甚至某种程度上，它只能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为了平衡各方利益，更为了混淆视听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就连发表此番言论的贾康委员也不敢怠慢的提前说了一句“以北京为例”。可不是，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号称“天子脚下”、“权力中心”的富甲之地，还有什么“天上掉馅儿饼”的事儿不能发生呢？而最关键之处仍要回到“土地所有者”这一核心。政府高价买来的“宅基地”也好，普通的居住用地也罢，归根结底，是要卖给开法商建楼，为自己谋利、赚钱的。
于是，高价买来的地，政府自然会以更高价卖出；而低价买来的地，政府也不会大发善心，送给开发商。至于用高价买，还是用低价买，则完全要看政府以及可提供贷款的当地银行，是否具备足够的财力。一旦政府或银行没钱，笑呵呵的给银子、劝你搬家的嘴脸，则会立即变成不搬就强拆、让你无家可归的狰狞面孔。要知道，面对房地产这个有暴利可图的领域，政府决不会把自己当成“为民请命”的“父母官”，而只会以“奸商”的姿态、矗立在权力的制高点上。
正是由于官员们都深谙“在商言商”之道，因此，我们不难想像，不得不花钱来摆平拆迁的政府，到底是愿意“穷拆”，还是“富拆”？既然奸商想争取最大利益，那么最低廉的拆迁成本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这种悭吝的选择最终导致的结果，也只可能是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上演着强征、强拆以及反抗这类暴行的无数惨案与悲剧。要想使“空手套白狼”在光天化日之下得逞，对政府而言，唯一的可行性策略就是使用暴力。于是，“黑社会”出马以及“爱滋病拆迁队”问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到底是谁惹的祸？是社会逼政府，还是政府逼社会呢？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住的好好儿的民众，不会动不动就萌生拆迁的欲望，即便有这种欲望，也不会逼着政府拆了自己的房子，住到不熟悉的远郊去；或是逼着政府买走赖以为生的土地，住到吃不起、用不起的城里去。显然，是逐利的政府惹的祸，是政府逼社会。
几十年来，窃取政权后的中共利益集团一直就是这样凭借着权力为所欲为的。他们有抢占土地的权力、有强拆一栋栋民居的权力，有随意压低拆迁补偿款的权力，有不服从拆迁命令就打、砸、抢、烧的权力，甚至有“拆迁致死”不必负刑事责任的权力。由此看来，无论是“拆迁致富”、“拆迁致穷”，还是“拆迁致残”、“拆迁致死”，有恃无恐的背后，是因为官商勾结，奸商有政府公权的撑腰。如果有朝一日社会真能倒逼政府，那便是到了“民不畏死”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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