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10月04日訊】90年代中期，中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應邀到南京某單位講課，下榻在南京當時最豪華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次日，經濟學家離開，邀請單位去酒店結帳。但讓邀請單位大吃一驚的是，一夜之間，這位經濟學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費了一萬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費一萬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而在90年代中期，這個紀錄則絕對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在領教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學問之餘，邀請單位也對這位經濟學家的個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術大腕的這種排場，讓這家單位再也不敢邀請經濟學家了。現在，這位年事已高的經濟學家依然活躍在各種媒體上，接受著芸芸眾生們的頂禮膜拜。
不過，這僅僅是中國知識精英們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後不久，在經過了最後的抵抗和游移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開始了一個急速潰爛和惡變的過程，其形象也由此變得更加猥瑣和不堪。
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裡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然而，千真萬確，正是他們——標榜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正在以最漫畫的方式演示著中國改革價值在90年代中後期的徹底淪喪。
如果說從89之後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以個人的方式偷竊的話，那麼自此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則是以整體的方式對改革價值進行背叛，並不惜以踐踏道德底線的手段開始搶劫。偷竊還僅僅是趁人不備的時候順手牽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費一萬元的經濟學家。而搶劫則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們他人交出錢來，就像那一位逼著人家為自己的情婦買單的院士一樣。前者與後者的區別在於，偷竊者是對自己的行為懷有恥感的，而搶劫者則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行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義的。當然，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擁有暴力，他們只有名望和話語權力，但在話語權力無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畢之後，他們就只能用對自我實施道德暴力的方式來牟取錢財。事實上，在90年代中期之後，這種道德自殘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意味著，作為一個整體，在欺騙或者乞討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已經不再會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他們已經在整體上被徹底「痞」化，成為分贓體制中最重要、最主動的分贓者之一。
作為中國新的精英階級的主要成員，中國知識精英不僅標示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現狀，也標示了中國整個精英階級的現狀。
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面目已經煥然一新，精英階級的浮現就是這個「新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與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國的精英已經在功能上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論劃分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已經在中國出現。以這個角度理解，所謂精英，其實就是那些運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對社會施加重要影響並對大眾具有示範作用的人。顯然，這是一個人數極少但卻舉足輕重的階級。雖然天生幽默的美國人在使用精英一詞的時候，經常會暗含諷刺，但在中國，無論是媒體還是民間，精英一詞都充滿了對某種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響力的聯想。這種聯想非常準確。如果忽略掉那個人數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產階級之外，中國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階層，那就是上等階級和芸芸大眾，或者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精英就是這個上等階級和統治階層，是那個「關鍵少數」。他們不僅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主宰者，也是我們這個「新社會」的公共權威。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行政系統高度壟斷社會資源並成為資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國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別無其他的精英種類。不管他們是以局長、廠長、作家還是教授的名義出現，他們本質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後，因應於中國改革中的放權、分權和各個領域的日益專門化，官僚精英作為中國唯一決策者和支配者的情況漸次瓦解。中國精英群體的形象也為之一變。中國不僅出現了日益獨立於政治行政系統的企業家，也出現了逐漸脫離了意識形態緊密裹挾的知識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為管理知識的複雜化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專業色彩。準確的講，中國行政體系內的技術官僚就是在這個階段開始形成的。
中國官僚系統極其發達，歷史也極其悠久。官僚精英不僅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推動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話），也是大眾的主要的道德示範者。這種功能決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國社會中扮演著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雖然早已經不是大眾的道德示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決定性地位卻未有稍減。官僚體系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至深至廣，相形之下，經濟精英與文化知識精英都處於明顯的從屬地位。從官僚精英的這種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類精英中最關鍵的精英群體。換句話說，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
鄧小平時代伊始，受幹部知識化、年輕化的推動，以及經濟發展對官僚體系必然要提出的專業分工要求，中國的官僚精英出現了某種技術化的專業色彩。這種現象，在中央一級的諸如金融、財政等專業部門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就專業素養而言，許多在這些部門中服務的官僚精英已經非常稱職，甚至非常出色。不過，從整體上說，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擺脫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下來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後，經濟發展既作為中共的一項政治承諾，更作為中共執政唯一的合法性來源，不僅變成了中國官僚體系的第一政治要務，也成為了中國官僚精英錄用的重要參考指標。如此，經濟發展作為上級的一項政治任務以及個人升遷一項拿得上檯面的政績而被各級官僚精英接受下來。這就是說，從1978年直到今天，中國官僚精英並沒有因為經濟發展而變得更加技術化、專業化、反而因為經濟發展成為政治任務而變得更加政治化。這個趨勢，在1989年之後因為經濟發展越來越具有政治上的壓迫性而變得更加嚴重。從這個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麼會在90年代後期越來越偏離其本來的意義，而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當經濟發展成為一種迷信或者一種意識形態的時候，經濟的專業性實際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價和可持續性也就相當可疑。這與毛澤東在50年代將工業化（也是一種經濟發展）當作一種政治任務的情形並沒有什麼兩樣。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信任的是民眾的熱情，而鄧小平則信任官僚體系的力量。事實上，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在以一種類似意識形態的狂熱對待經濟發展時候，其各種荒謬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與大躍進時期不遑多讓。在經濟發展的問題上，經常的情況是，中國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計算既不是出於專業考慮，也不是依據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對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官僚精英仍然是舊式的官僚。他們既不是能夠堅守專業原則的專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將取悅上級放在第一利害考慮的舊官僚。這並沒有因為中國官僚精英整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質上的改變。有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就有什麼樣的官僚精英，如此觀之，當今中國官僚精英的這種態度實在是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必然結果。
除了完全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態度之外，中國官僚精英也在新時期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這是當今中國官僚精英在態度上的另外一個重要取向。中國官僚精英在經濟利益上的衝動絲毫不亞於他們在政治利益上的衝動。而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他們竟然同時在兩條戰線上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雖然我們無法精確度量這種成功的具體程度，但從我們個人的親身觀察以及腐敗官員令人驚訝的財富積累上，我們大致可以判斷，中國官僚精英群體是中國改革中在經濟上受益最大的集團。顯然，這是一個權錢雙收、邊界封閉的特殊利益集團。要想正確的觀察中國改革，兩條潛在規則必須把握。一是官僚體系內部的分權、另一條則是整個官僚體系的利益最大化（這表現在官僚對改革以及改革意義的壟斷，不容外部人置喙）。前一條為中國官僚精英攫取改革紅利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後一條則為這種攫取提供了保護屏障。這顯然是官僚精英發展個人經濟利益的最佳土壤。於是，在不影響自己政治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的又一個重要取向和流行的潛態度。在外部監督形同虛設的情況下，這兩種利益不僅不存在衝突，反而經常是相互促進的。在已經披露的越來越多的省部級官僚精英的腐敗案件中，哪一樁沒有牽涉到買官鬻嚼的醜聞？中國江蘇徐州市市長陳耀南買官一案，更凸現了中國官僚精英中的這種風尚已經達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這位市長為了獲得升遷，竟然向一位自稱是中央領導祕書的騙子行賄了160多萬元。引人聯想的是，如果這位久歷官場的市長以前沒有成功的買官經歷，怎麼會貿然投下這麼大的賭注呢？實際上，買官（賣官）成功的案例恐怕要比買官（賣官）敗露的多得多。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它為什麼會在中國官僚精英中蔚為風尚。顯然，權可生錢、錢能買官、權錢相通，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致信奉的官場法門。經過了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官僚精英們似乎已經找到了對待中國改革的最佳態度、並因此在中國改革中進入了遊刃有餘的最適狀態：那就是將對權的狂熱和對錢的狂熱以一種最傳統的方式統一起來。這種「傳統智慧」雖然在理論上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衝突，但諷刺的是，中國官僚精英們不僅做到了，而且因此還不斷受到事實上的豐厚獎賞。這種獎賞，開啟並鞏固了中國官僚精英們在轉型時期貪婪的機會主義態度，也驅使中國官僚精英的文化徑直跌落到文明社會的底線之下。在毫無道德約束地直接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同時，中國官僚精英也以同樣的寡廉鮮恥攫取一切他們認為稀缺的東西。從90年代之後中國官員文憑造假中，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種貪婪已然達到了何等病態的程度。瀏覽一下當今中國官員們的簡歷，大多數人將會產生一種中國已經普及了博士或者碩士教育的錯覺，因為他們不是擁有博士就是擁有碩士頭銜。但知情人知道，這些頭銜不僅（絕大多數）是假的，而且還是中國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徹底崩塌的一個活生生的見證。本來，博士或者碩士並不是中國官僚錄用的硬標準，也決不能證明一個官僚的能力甚至學識，但博士頭銜稀有，所以中國官僚精英必須占而有之。但這種占有對文憑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實都是一種損害。中國東部某省的一位省級官員的學歷非常具有荒誕意味：在短短兩年多時間中，這位省級官僚竟然從一名1999年的函授文科大專生一躍變成某重點工科大學的工科碩士。如此大的專業跨度，在讓人們佩服中國官員們的絕頂智商之餘，也讓人們感慨於中國官員們的膽量。
自從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決定性的潰敗之後，中國官僚精英的信仰體系就陷入了一種巨大和長久的空白。他們既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未來；他們既無宗教敬畏，也無世俗遵循。如此，權力貼現主義的短期行為就變成了他們的唯一生活指南。他們揮霍他們現在可以揮霍的一切，而絲毫不顧忌這種饕餮是否可能帶來厭食反應。中國某省一位市長的醜聞被揭發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這位市長光為其購買了房子的情婦竟然就達十四人之多。這種看似瘋狂的行為背後，實際上隱藏了一種對未來的極端恐懼。
中國的官僚精英長期浸潤在一種極權主義環境之中，與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規則及生活方式相當隔閡。在一個權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監督的社會中，權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國官僚精英中一直隱藏著一種深刻的權力崇拜。80年代之後中國市場社會的勃興，雖然帶來另外一個偶像崇拜——錢，也一度使中國社會出現過對權力崇拜的某種動搖，但當人們經過短暫的猶疑，發現權力也可以帶來巨大財富之後，權力在中國社會所受到崇拜實際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熾熱。反映在中國官僚精英的態度上，對權力的迷戀就變得更加具有理性了。當然，他們迷戀的其實是那種不受限制和監督的權力（如果權力受到限制和監督，對權力的崇拜就會有節製得多）。也就是說，中國官僚精英與其是說是迷戀權力，不如說是迷戀權力在中國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國官僚精英不僅在私人生活中體悟到了這種權力帶來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進一步證明了這種權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後，中國依靠行政權力推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取得持續的增長紀錄，不僅大大助漲了中國官僚精英的自信，也為他們在中國採用極權模式找到了充分的當代證據。不難想像，中國官僚精英們在私下裡對各種限制權力的警告會採取什麼樣的傲慢和嘲諷態度。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官僚精英們對權力的態度就從迷戀走到了迷信。悲哀的是，為這種迷信提供證據的事實，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幾乎俯拾皆是。
在中國行使權力固然可以獲得絕妙的快感，但獲得權力卻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價的事情。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長期處於這種人格煎熬中的中國官僚精英們，一旦媳婦熬成婆，就立即會煥發出他們權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國東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輕的副廳級幹部，在剛剛被扶正後即因為強姦女下屬而告事發。對此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憑這位年輕廳座的權力以及資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應該成為問題。但該省組織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種心理解釋，他說：「我在組織部工作這麼多年，我太了解這些幹部了，他其實不是在強姦女下屬，而是在驗證自己的權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非常信服這種解釋。因為作為中國官場環境的一種主要產物，權威人格已經成為中國官僚精英們一種典型的人格特徵。這種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們要麼是主子，要麼是奴才，中間絕無任何其他選擇。現代文明中的平等倫理在這裡沒有存身之所。做慣了奴才的中國官僚精英一旦變成主子，變成一方權力的絕對擁有者，就立即會以報復性的方式行使權力——他們要百倍的補償他們曾經長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獨立性。這樣理解問題，前面那位年輕廳座的行為不僅很好解釋，而且值得同情。他們不過是環境的產物而已。
中國官員的遴選機制極不透明，遴選標準也非常模糊。這樣，中國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圖，就必須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極力接近某些關鍵人物，迎合這些人物的各種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話來說，所謂「跟對人」。由於命運並不掌握在自己手裡，「跟對人」就成為中國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條可行途徑。這種圍繞某個關鍵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為主要特徵的非正式組織，往大裡說是「派」（帶有某種正規的政策取向含義），往小裡說叫「幫」。這種非正式組織，一般以親屬、同鄉、同學、戰友，上下級的紐帶紐結而成，構成一種互惠互利，一榮俱榮的利益共同體。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所謂「裙帶」。裙帶集團或者幫派在正式的中共意識形態中是不道德的象徵，而且一旦「幫主」失勢，就可能給全體帶來毀滅性的命運，這說明，「跟對人」的官場路徑實際上蘊涵了某種巨大的風險，但它之所以成為中國官僚精英普遍的「次優選擇」，實在是現行的遴選制度使然。自己既然無法掌握自己的官場命運，就只好將自己的命運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給有決定權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這種關係緊密的裙帶利益集團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的一種普遍事實。這種利益格局決定了中國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難超出本集團之外，所謂「內外有別」「結黨而私」指的就是這種情況。這實際上就使中國官僚精英的倫理回歸到了中國古老的特殊主義傳統。以這個視角觀察，中國官僚精英的精神不僅是在向舊時代回歸，而且是在向毛澤東、蔣介石之前的中華帝國時代回歸，向一種更加久遠，但顯然也更加有害的傳統回歸。這種精神復辟與中國25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質和技術進步，形成了極其刺眼的對比。看來，技術的進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無法自動締造一個健康的官僚精英群體。
可以預見的是，只要不出現制度性的外部監督和制衡，中國官僚精英們的文化取向就很難得到扭轉；同樣，只要經濟增長不被突然中斷，中國的官僚精英們就依然會按照現在這種（他們認為十分愜意的）方式繼續治理中國。
經濟精英的崛起，是中國25年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有力的象徵。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是我們這個「新社會」區別於舊時代最醒目的標籤。毛澤東彈指之間就將資本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抹去，只在教科書上為我們留下了那種「吸血鬼般」的妖魔化形象，這幾乎讓整整一代中國人對資本家和資本無知。如今，資本家不僅回來了，而且受到了明星般的歡迎和禮遇。看看企業家在中國大眾媒體上出現的頻度，看看福布斯中國排行榜在中國社會中所引起的興奮和騷動，你就會知道，資本家在中國的真實地位要遠遠高於正式意識形態所願意承認的。的確，中國的經濟精英們配得上這種注目。因為他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塑造著這個新社會。
作為在短短20年中迅速崛起的新精英，中國當今的經濟精英大多是從毛澤東時代的各種職業轉換而來的。他們主要有以下幾類人員構成。一是毛澤東時代的底層階級。由於在當時社會結構中身陷底層，向上流動的機會幾乎被完全封閉，所以鄧小平的改革甫一興起，他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了市場，並開始逐步積累財富。這批人最早投身市場，具有草根階層普遍具有的堅韌精神。四川希望集團的劉永好及其兄弟們可能是這批精英中最有影響力的代表。中國經濟精英中的另外一支來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下海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與那些本來就在「海」中的草根派不同，這批人在原有的社會秩序中有穩定的職業和比較優越的地位。「下海」一詞非常形象地概括了他們在當時付出的機會成本。市場進程的深化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使這批人更多的進入了當時的新興產業，如信息產業、房地產行業、金融產業等。由於這些新型產業的資本密集特點，他們必須要
有規模的藉助要素市場。而這些人在原體制中的人脈勾連，則多少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方便。這批人中運氣和耐心比較好的，已經成為行業中的翹楚。
中國當今經濟精英的第三種來源，就是我稱之為的「跨體制經濟精英」。這批經濟精英亦公亦私、亦官亦商，身分難辨。他們要麼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要麼是傳統的官僚精英，要麼是與上述兩類人具有特殊裙帶關聯的內部人。自中國改革發軔，跨體制集團即開始繁衍生長。到現在，跨體制集團幾乎遍及中國行政系統的每一個層級，中國市場體系的每一個環節、經濟領域中每一個產業。在長達25年的改革轉型中，跨體制經濟精英們所承擔的全部任務，就是利用一切機會化公為私，或進行各種形式的產權和利益輸送活動。所以，每當有新的經濟機會出現，我們就會看到無數的「帶權下海者」，在新舊兩種體制中同時牟利。事實上，在中國25年的改革中，成長最快的並非是外界所以為的所謂民營企業，而是這種跨體制的權力企業。而諸如金融之類的關鍵行業，更成為此類企業的禁臠。在這種意義上，「兩棲化生存」的跨體制經濟精英是中國經濟精英最具有控制力的一支。
經濟精英本來是作為中國改革政經分離的一個積極成果而出現的，但詭譎的是，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精英又重新出現了靠攏政治權力的明確趨勢。這就是說，一度從全能社會中獨立出來並以此為自豪的經濟精英們，正在通過後門重新回到政治精英們的會議室中。對此，一位浙江的民營企業家這樣注釋到：「做大必須從政，不從政不可能做大！」。看得出，在改革早期一度被人們津津樂道的「不找市長找市場」的企業家精神，正在悄悄的被「不找市長當市長」的權貴氣質所取代。隱匿於這種精神嬗變背後的時代背景是：一方面市場空間已經變得日益狹窄，通過市場純市場手段獲取利潤的成本開始變得極其高昂；另一方面，各種關鍵資源（比如資本、土地）仍然高度壟斷在政治權力手中，而這些資源正是經濟精英更上層樓的必經階梯。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經過25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的產權狀況不是變得更加清晰，而是變得更加模糊；產權模糊的資產存量不是變得越來越小，而是變得越來越大。通過政治權力而不是市場來瓜分這些資產，不僅快捷、而且廉價。這種誘惑加大了中國經濟精英在新時期重新靠攏政治權力的動力。何況他們之中的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出身於官僚精英呢？
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中，無論經濟精英是出身草根還是出自以前的幹部或者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都必須與行政權力結盟，占領進一步發展的制高點。不如此，他們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競爭中失去優勢。對這種「新」的企業競爭生態，我們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營企業家表達得相當露骨：因為我的對手已經從政了！。雖然企業家直接當市長的情況還為數甚少，但中國經濟精英在各級黨、政、以及人大、政協中日漸活卻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顯然不只是出於某種社會聲望的考慮。這不僅暗示了中國經濟精英們在精神上的一種質變，也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精英依附於政治權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們看到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經濟精英的命運一樣。中國經濟精英們沒有任何獨立於政治權力的個人地位和組織地位，甚至財富本身也要取決於權力的施捨、輸送和保護。當然，只要這種依附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帶來超市場的利潤，這種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實上，在中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精英正是憑藉這種依附而獲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權利和利益。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對現狀感到滿意，並支持和維護這種現狀。中國的轉型在中國社會培養了一種頑強的文化信念，只求結果、不問手段。中國經濟精英們正是這種文化信念最堅決的擁護者。他們對現代商業文明的基本倫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顧。就此而論，那種認為經濟發展能夠自動帶來一個現代公民社會的推論是非常令人懷疑的，起碼我們在中國的經濟精英身上沒有發現這種現代價值的蛛絲馬跡。在中國改革特殊環境中成長並壯大起來的經濟精英們，不僅沒有被培養了一種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種特權習氣。財富既可以通過創造而來，也可以通過掠奪而來，而當掠奪的成本很低並成為一種普遍的市場風俗的時候，我們就很難期望中國的經濟精英成為一種健康的制衡力量。他們最大的願望和可能，就是與特權合謀，並成為特權階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合謀進而結盟成一個穩固的上層階級的趨勢（這不需要任何明確的宣言、正式的綱領、和授人以柄的組織形式，只需要上層階級之間的一種默契），在中國早已不再是一種假想。
2002年8月21日，上海市市長陳良宇在會見ABB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時候，一位私營企業家——上海紫江集團董事長沈雯赫然在座。這種特殊安排被普遍理解為中國私營企業地位上升的信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上海市外經貿委一位官員對新華社記者說：「過去參與經貿外事會見的人員，除了政府領導，就是國有大企業的負責人。私營企業老闆的加入，說明政府對私營企業的重視和這類企業的自身地位又有了新的提高。」這位官員說得的確不錯，但這個「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不經意之間也曝露了中國的另外一個祕密。那就是：中國企業家從來就沒有自己獨立的舞台，他們必須藉助政治平台才能夠一逞其雄心。過去如此，改革25年後之後的今天仍然如此。這種貼身依附究竟是今天中國企業家的幸運，還是他們的不幸？當然，這並不是這個「特殊儀式」的全部意義。這個具有政治宣示意義的儀式，也為中國未來各類精英之間的默契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一個精英統治聯盟要想穩固和有效，知識精英是不能夠缺席的。在90年代中後期，當中國的新體制在漸進改革中悄悄脫胎而出的時候，新體制對中國知識精英的贖買也開始加快步伐。
1989年之後，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敵意達到了頂點，知識精英在體制內向上流動的出路幾乎被斷絕。一批知識精英開始下海在市場上尋求解放，另一批知識精英則繼續無奈的寄生於傳統體制之中。對於中國的正式體制，中國知識精英在這一階段的基本上採取的是疏離、背叛的姿態。他們既不能見容於正式體制，也就只好闖蕩於體制外的江湖之中，成為游離於正式體制之外的體制孤兒。就其生存狀態而言，這一階段可以稱之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江湖時代」。中國知識精英與當局之間的這種僵持和游離狀態在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解凍，中國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回歸正式體制。這一方面是由於知識精英在整體上出現了妥協傾向，另一方面則是當局意識到一個新的體制必須由知識精英來解釋和證明它的合法性。但最為關鍵的原因則是，在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逐漸具備了在整體上贖買知識精英的能力。在此之前，持續的分權化改革使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一直陷入捉襟見肘的緊張狀態。當局即便有心，也無力贖買知識精英。在朱鎔基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財政的困境開始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新體制贖買知識精英的進程加快了。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幅度提高高校教師的工資水平。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上普遍的工資水平，高校教師工資水平提升的幅度是相當驚人的。
不僅如此，中央財政還以這個「工程」那個「工程」（如從1995年開始實施的「211」工程）的名義向高等院校大幅增加投資。除了體制內直接的財政挹注之外，當局也鼓勵中國高等院校利用「市場」牟取雙軌之利。始於1999年的高校大規模擴招雖然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市場行為，但在高等教育完全被國家壟斷，而文憑（注意：不是教育）又極其稀缺的情況下，實際上就是當局送給知識精英們的一種巨額財政補貼。事實上，中國的高等院校幾乎從來就沒有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競爭。對這一點，饋贈者（政策制訂者）和獲饋者（政策受益者）都應該心領神會。不過，以這些補貼在合法性上的疑問，這些補貼就更像是國家對特殊群體的一次行賄。
在輸送經濟利益的同時，當局也開放和出讓了一部分公共空間給知識精英，以滿足知識精英對社會名望和話語權力的需求。這種幕後的默契表現在前台，就是越來越多的專家、教授和學者出現在各種公共媒體上。雖然這種開放的條件極其苛刻、空間極其有限，但對於中國知識精英來說，則不啻於一種久旱之後的巨大補償。由於有1989年的前車之鑑，重新獲得了公共空間的中國知識精英，表現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理性和溫和。這種「溫和和理性」在表面上是一種自律，在骨子裡則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恐懼。這種恐懼在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中移入了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自我審查習氣。他們謹守話語分際，生怕越雷池半步。縱觀中國知識精英在90年代後期以來的公共表現，他們的確是這個時代最出色的配角。最出色處不僅在於他們將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更在於他們對自己的角色非常心滿意足，絲毫也沒有什麼道義上的不安。（他們唯一不安和沮喪的時候，是他們想起那些精英前輩們（如胡適們）遠遠高於當時勞動階層的薪水的時候。不過，他們似乎忘記了正是這種很難被現代文明所接受的收入差距，才導致了一場革命。在高等院校普遍實施津貼制之後，南京的大學教授們用這樣的順口溜自嘲：幹部哈哈笑，工人哇哇叫，教師光著屁股上花轎。所謂「教師光著屁股上花轎」是在比喻教師得了名聲卻沒有得到實惠。這顯然與90年代中後期的事實不符合。事實上，在這個時期，大學教師的收入增幅要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而教師頂層（知識精英）與社會底層民眾的收入差距甚至遠遠超過了1949年之前。這種流行的口頭文學，如果不是出於自戀，那就只能說明中國知識階層對中國社會的現實相當隔膜。
在90年代中後期，通過多種方式的贖買，在1980年代一度以獨立姿態與政府分庭抗禮的知識精英們，終於心甘情願（甚至是興高采烈）地認可並回歸了體制，成為新的統治體制不可或缺的一翼。任何成功的統治都需要行政精英和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這並不獨獨是中國的特色。中國的特色在於：中國的知識精英所賴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機構幾乎完全為政府所有。換句話說，他們幾乎統統是政府的雇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知識精英從來就是行政體系的一員，他們中間許多人的知識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壟斷權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錢，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臉色。在這樣一種僱傭關係下，知識精英的獨立性實際上就蕩然無存了。
而這種獨立性正是知識精英們取得社會公信進而行使話語權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與知識精英之間的關係是僱傭，那麼行政精英與知識精英之間的合作就很難稱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贖買或者別的什麼。身分上的依附性，是中國知識精英與行政精英這次最新合作最啟人疑竇的地方。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樣一種贖買關係的腐蝕下，中國知識精英的態度在1990年代後期不僅日趨保守、而且迅速地滑向「極右」。他們將這種精神上的猥瑣和趨附裝扮成心智上的成熟，將既得利益上的自私粉飾為學術上的保守主義，並以這種精神和態度屏蔽一切轉型時期的社會苦難。他們以一種「高貴」的冷漠，將發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難輕鬆地解釋為轉型代價，甚至社會的正常現象。他們不僅是喪失了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是徹底淪為了既得利益的囚徒。
一個充斥著烏托邦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固然是可怕的，但一個完全泯滅了理想主義的知識精英群體，也具有同樣的災難性。當今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在精神上所呈現的，正是後一種可能性。基於這樣的理由，當我們看到知識精英熱衷於加入中國新的精英統治俱樂部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一種凶險的發展。因為，這意味著知識權力（作為一種獨立的權力）對政治及經濟權力將完全失去它的制約能力。中國知識精英被政治及經濟權力徹底繳械的現實有力的提示我們，這個正在形成的新精英聯盟很可能是一個盤踞在大眾之上的分贓集團。果真如此，這將是一個相當可畏的前景。
對中國知識精英的整體贖買雖然是一次遲到的贖買，但卻是一次成功的贖買。到目前為止，這次系統性的贖買仍然在延續之中。2004年3月中共中央下發的三號文件，就是一個明確的跡象。雖然中國政治領導人經常會例行公事般地表達對知識精英群體的重視，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來表達這種重視，在我們的記憶中還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尋常的是，中國領導人這一次強調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群體。這與以往更多強調科技知識分子群體的傾向大異其趣。這個題為《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2]的文件究竟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未來的重新布局，還是進一步加強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控制，我們不得而知。但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群體在未來將從官方獲得更多的利益輸送則是相當確定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對這個文件空前熱烈的歡迎和感激中略窺一斑。但如此一來，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就被更加緊密的捆綁在政治權力的利益上。這種形似「關懷」的捆綁式贖買，對社會及知識權力本身的戕害與腐蝕不問可知。繞了一大圈之後，在中國改革中一度分道揚鑣的政治權力與知識權力，從上個世紀末期開始正在以一種新的形式實現著一體化。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中國的知識精英有可能變成一種上層政治符號而遭到激烈的反抗和挑戰。中國知識精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系統迫害，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讓人不安的是，幾乎沒有人洞悉這個祕密。中國的知識精英們寧願相信，他們在「文革」中所遭遇的一切，完全是政治領袖的陰謀。然而，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問過：個人的陰謀怎麼會在剎那間轉變成底層大眾的狂熱？由於政治人物的誘導、發動和參與，中國的「文化革命」被抹上了強烈的陰謀色彩，但從底層民眾的角度看，這顯然更像是一場對上層官僚精英的清算運動。從屬並依附於官僚精英的知識精英不過是這場運動中最脆弱的殉葬品。
縱觀中國25年改革中的精英現象，除了政治精英的有非常明顯的世襲先賦特點之外，中國25年改革所造就的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具有更多的後致色彩。這得益於中國高考制度和早期農村改革中起點平等特點。但這種比較公平的精英形成機制在90年代之後被破壞殆盡。從9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中國系統性分贓機制的逐漸成熟，政治、經濟和文化這三種主要資源越來越局限於在上層精英封閉的圈子中流動，而與底層民眾無緣。（1905年，被許多外部觀察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科舉制度的廢除造成了中國精英循環機制的阻塞。
從某種意義上，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精英分利集團的形成，對中國社會起著同樣的扼殺作用。在經濟增長不斷創造奇蹟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內部的活力卻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衰敗和萎縮。）通過花樣百出的各種「互惠」活動，中國精英將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資壟斷在一個狹小的精英集團之中。政治精英可以通過權力換取財富，換取文憑而擁有經濟精英或文化資源；經濟精英可以通過財富買官位、買文憑而擁有政治和文化資源；而知識精英則可以通過知識權力換取財富或者加官進爵。
一位博導對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結構」是這樣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額留給官員、三分之一留給企業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給真正做學問的。這實際上是中國上層精英在90年代中後期的「互惠互利」一個極其辛辣的寫照。留心觀察過中國社會的人都會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之後，中國政治精英們在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知識水平」也獲得了奇蹟般的提高，博士、碩士學位在中國官員中幾乎達到普及的程度。相應的，中國經濟精英的政治地位和「文憑地位」也迅速竄升。作為普及博士和碩士的回報，中國知識精英的財富也在同一時期開始膨脹。
這種精英之間的「互惠互利」在一位湖南企業家擁有的複雜身分中表現得最為真切。因為一起司法糾紛而引起廣泛關注之後，人們發現這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頭銜多得讓人眼花繚亂。他不僅是「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是「湖南大學兼職教授、研究生導師」。如此「通才」，成為「湖南省十大傑出青年」、「中國優秀青年科技創業獎獲得者」自然也就是情理中事。這雖然不是這位國有企業家的全部身分，但已經足夠讓人們意識到中國「官學商」一體化精英集團對社會資源的高度壟斷特徵，也足夠讓人們領教中國精英集團對各種權力資源慾壑難填的程度。這幅荒誕的「現形圖」雖然粗糙，但卻大致勾勒出了90中期之後中國精英分肥的基本圖景。不過，在一個資源被高度壟斷的社會中，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因為這幾種權力其實就是同一種權力，是被同一種政治「合法性」所賦予的。
相對於中國政治精英的絕對控制力，中國經濟及知識精英對社會的影響力仍然相當有限，但經濟及知識權力作為一種單獨的權力正在日益擴充自己的疆域則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不幸的是，我們沒有看到他們之間的相互制衡，而是看到了他們之間的聯盟、勾結、和分贓。顯然，一個自私的精英分利集團正在中國的改革中悄悄破殼。這個潛在的集團無需明確的合謀和組織即可以形成強大的集團力量，因為他們對本集團的利益有高度默契的自我意識。
一個表面上由相互獨立的權力所構成的精英統治，比赤裸裸的政治精英統治（中國改革前的情況）更具有法理上的欺騙性，在統治上也更具有適應性。這恰恰是中國新階層結構的又一個危險所在。任何時代都有精英，任何體制也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精英統治特性，但當代中國的精英問題在於：誰來監督和制約精英？
文章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