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38)

《共產主義黑皮書》:鎮壓宗教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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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01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在「社會主義新社會」被剝奪公民權的其它社會類別中,神職人員的遭遇尤其糟糕。1929年和1930年的顯著標誌是,這個蘇維埃國家對教會發起第二次大型攻勢,跟進了1918年至1922年的襲擊。上世紀20年代末,一些高級教士反對向蘇聯政權宣誓效忠。接替吉洪擔任教會元首的謝爾蓋大主教(Metropolitan Sergei)已宣布效忠。儘管如此,東正教會在蘇聯社會依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1914年活躍的54,692座教堂中,1929年初仍有約39,000座在舉行宗教儀式。「激進無神論者聯盟」(成立於1925年)主席雅麥利安.亞羅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y)承認,在1.3億總人口中,真正與宗教決裂的不足1000萬人。

1929年至1930年的反宗教攻勢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於1929年春夏季,以重新推行並強化1918年至1922年的反宗教立法為標誌。1929年4月8日,頒布了一項重要法令,加強地方當局對教區生活的控制,以此對宗教社團的活動施加新的限制。此後,任何「不止是滿足宗教願望」的活動,都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典令人恐懼的第58條第10款規定,「任何利用群眾的宗教偏見……來破壞國家穩定的行為」,都要被處以「最低3年徒刑,最高死刑」。1929年8月26日,政府創立新的每週5天工作制──5天工作,一天休息,這使得不可能把週日作為安息日來過。(譯者註:蘇聯當時的曆法廢除了7天一週,改為6天一週,不設星期日。)刻意採取這項措施,是為了「推進消滅宗教的鬥爭」。

這些法令不過是反宗教運動第二階段的序幕。此階段要大得多。1929年10月,所有教堂的鐘都被下令沒收,因為「鐘聲干擾了城鄉絕大多數無神論者和平的權利」。任何與教會密切相關的人,都像富農那樣被對待,並被迫支付特別稅。從1928年到1930年,宗教領導人繳納的稅款增加了10倍。這些領導人被剝奪了公民權利,這意味著他們失去了自己的配給卡和醫療保健權利。許多人被逮捕、流放或驅逐。據不完整記錄,1930年有13,000多名神父被「去富農化」。在很多村莊和城鎮,集體化是以教堂關閉象徵性地開始的;去富農化則是以除去當地宗教領袖開始的。耐人尋味的是,1930年近14%的暴動和農民起義,都是由關閉教堂或挪走鐘而引發的。反宗教運動在1929~30年的冬季達到了頂峰;到1930年3月1日,已有6,715座教堂被關閉或摧毀。在1930年3月2日斯大林的知名文章《勝利沖昏頭腦》發表之後,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決議憤世嫉俗地譴責「在反對宗教偏見的鬥爭中不能容許的偏差,特別是未經當地居民同意,用行政手段關閉教堂」。這一正式譴責,對以宗教理由被放逐的人的命運,並未產生任何影響。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些對教會的巨大攻勢,變成了每日以行政手段對神父和宗教組織的騷擾。地方當局隨意解釋1929年4月8日政府法令的68條,且就關閉教堂而言,大大超出其授權範圍,並以一系列理由繼續其游擊戰:有問題的建築「條件不衛生或太老舊」、「未付保險」、對宗教團體成員強加的無數捐款未繳稅等等。被剝奪了公民權利和教學的權利,且沒有可能從事其它有薪工作,這種地位讓他們任意被劃為「靠不勞而獲的工資生活的寄生分子」。因此,很多神父別無選擇,只得四處漂泊,在社會邊緣過著一種隱祕生活。儘管謝爾蓋大主教宣誓效忠於蘇聯政權,但教會內部從此產生分裂,特別是在沃羅涅日和坦波夫兩省。

沃羅涅日主教阿列克謝.布伊(Aleksei Bui),因不懈地反對教會與政權之間的任何妥協,於1929年被捕。其追隨者們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教會──「真正的東正教會」。該教會有流浪神父作為自己的神職人員。他們此前被逐出了由牧首領導的教會。這個「沙漠教會」沒有自己的建築。信徒們總是聚在許多地方祈禱,比如私人住所、隱居處,甚至洞穴。這些「真正的東正教基督徒」(他們也這樣稱呼自己),遭到特別嚴重的迫害。其中數千人被逮捕,並作為「特殊移民」流放,或乾脆送往集中營。儘管如1937年人口普查所顯示的,70%的成年人繼續認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面對當局的持續壓力,東正教會親身見證了其追隨者數量的明顯下滑。1936年4月1日,蘇聯僅15,835座東正教教堂(占革命前總數的28%)、4,830座清真寺(占革命前數字的32%)以及數十座天主教和新教教堂仍在使用。登記的神父數量僅為17,857人,而1914年則為112,629人、1928年為7萬人。用官方的話來說,神職人員已成為「一個垂死階級的殘骸」。

富農、資產階級專業人員和神職人員,並非20世紀30年代初恐怖的唯一受害者。1930年1月,當局發起了一場規模巨大的運動,「驅逐所有的企業家」。該行動尤其針對店主、手藝人和自由職業者。他們共有近150萬人,於新經濟政策下在微不足道的私營部門工作。這些小企業主的平均營運資金不超過1,000盧布。他們中98%的人沒有一個雇員。儘管如此,他們的稅收還是上漲了10倍,且財物也被沒收,被迫離開這一行業。作為「社會不良分子」、「社會不必要」或「外來分子」,他們被剝奪權利,正如「貴族」、「有產階級成員和舊沙皇國家機器成員」這群迥然不同的人一樣。1930年12月12日的一項法令提到30多種不同類別的被剝奪公民權利者(lishentsy),包括「前地主」、「前店主」、「前貴族」、「前警察」、「沙皇時代公務員」、「前富農」、「前私人企業雇員或所有者」、「前白軍軍官」、前神父、前修士、前修女和「前政黨成員」。對被剝奪公民權利者的歧視,需要剝奪他們的投票權、住房權、醫療保健權和配給卡。1932年,這些人連同其家人,總計約700萬人。1933年和1934年,隨著「護照化」的開始,這些措施也變得更加嚴厲,旨在清除城裡的「社會不良分子」。

農村的強制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計劃,通過摧毀社會結構和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促使大量農民向城鎮遷移。以農民為主的俄國(Peasant Russia)充滿了流浪者(Rusbrodyashchaya)。從1928年末到1932年末,蘇聯的城市被大批湧入的農民所淹沒。據官方估計有1200萬人。他們當時正逃離集體化和去富農化。僅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地的周邊地區,就因逾350萬移民湧入而膨脹。這些人中,有眾多富有創業精神的農民。他們寧願逃離他們的村莊,甚至以被劃為富農為代價,也不願進入集體農場。1930年至1931年,大型公共工程項目不大費力地吸納了這些農民。但在1932年,當局開始擔心這種大規模而不受控制的流浪人口流動。這種流動可能破壞城市地區的穩定。他們的存在也可能危及自1929年以來精心構建的配給制度。要求獲得配給卡者,從1929年的2600萬人增至1932年末的近4000萬人。移民們常常迫使當局把工廠變成巨大的難民營。漸漸地,這些移民被認為是造成越來越多負面現象的原因,諸如曠工、工作中的紀律過失、流氓行為、工作質量低下、酗酒和犯罪行為等,這些都對工業生產造成長期的不穩定效應。

為了對抗這個stikhia──一個用來描述自然災害、無政府狀態或任何一種混亂的概括性稱呼,當局於1932年10月頒布了一系列鎮壓措施,從苛刻的新僱用法到對「社會外來分子」的清洗,一應俱全。1932年11月15日的法律,以立即解僱、沒收配給卡甚至驅逐,來嚴懲曠工行為。它堅稱其意圖是揭穿「冒牌工人」。1932年12月4日的法令,讓雇主對發放配給卡負責,目的主要在於清除所有的「死靈魂」(譯者註:比喻冗贅人員)和「寄生蟲」。他們被不當地納入一些不大嚴格控制的城市配給名單。#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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