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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7日訊】《紐約時報》4月11日在都市版首頁登了一篇報道，說來自上海的退休物理學教授徐飛（音譯）由於在自己的一房一廳裡積攢太多的東西而被房東告到法庭，法官下令他必須在這個星期內把一半東西搬走，否則會被要求搬離這棟由政府資助的老人公寓。
報道說，“他有17個旅行箱、15把折疊椅、13個掛表、7個電扇、6把掃帚……”房東起訴的原因是這樣擁擠不僅容易引起火災，也影響他本人逃離。房東的律師說，在法官下令前，“他房間的每一點空間都被塞滿了東西，房裡只有14英寸寬的過道。他大概有30個旅行箱，幾部電腦，多余的打字機，還有瘦小的徐根本不能穿的大皮夾克等等。”
當被問道他為什么要攢這么多他本人用不了的東西時，他說要留給將從上海移民來的兒子。他對法官要求他扔掉一半東西十分不滿，說他在上海的時候非常貧窮，他對自己積攢的每一件東西都有感情，法官這樣下令讓他對美國失望（前幾天又有報道說他對此判決要上訴）。他說，“在共產中國，公民權利受限制，他們管你生幾個孩子，但不管你堆積多少東西。我以為這裡是自由的國家。”
看完這篇報道，我先是忍俊不禁，但隨後就被一陣心酸所取代。71歲的徐教授正是我父親那一代人的年齡，他們一生都在貧困中掙扎。共產主義給中國帶來的赤貧給無數人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創傷。即使在今天生活條件有了相當的改善、貧窮的惡魔已經不在頭上盤旋的時候，他們仍然無法改變一生養成的極端節約、過渡苛刻生活、積攢一切下輩子可能用得著的廢品的習慣。
當年我在國內的時候，最深刻的記憶之一就是父親總是悄悄地撿回我扔到垃圾箱裡的東西。即使就在幾年前，妻子回國看望我父母，他們都住在中國最富裕的深圳，生活條件都很不錯了，但父親仍是不斷地撿起妻子扔到垃圾袋裡的東西。無論怎么跟他們強調那些都是沒用的東西，很便宜就可以買到新的，但他們仍固執地保留一切廢品；即使兒女們給了他們足夠養老的錢，但他們仍然偏執地過份節儉，令人頭痛地苛刻自己的生活。
這種被美國人稱為“蕭條年代心理癥”（Depression-era mentality）的現象豈止僅存在於我們的父輩，即使對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留下了不淺的痕跡。
十多年前剛出國時，在香港聽到大陸人撿家俱用品、在超級商場買喂狗的食品吃得津津有味；路過東京停留了10天，聽留學生們說冰箱、電飯煲、電視機什么都不需要買，撿的都用不完，他們甚至想送給我帶到美國；來到美國後更是剛住進一個公寓的第二天就真在門口撿到一個20吋的完好電視。那些東西的確是美國人的垃圾，但對於歷經赤貧、靠著“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精神食糧”熬過來的中國人來說，看著那些“垃圾”被扔掉，的確很難不產生一種本能的心疼感。
對於中國人攢垃圾的故事，最初的時候總是感嘆美國的富有、美國人的浪費，後來則開始感嘆中國人的病態節儉，為那些無法醫治的“蕭條年代心理癥”而悲哀。共產社會的赤貧，導致幾代人在歷盡生活的艱辛之後，在有了物資條件的時候都無法真正輕松、瀟灑地去享用了。這難道不是一種由於貧窮而導致的心理致殘現象嗎？
我自己也每每感到這種“蕭條年代心理癥”，經常被妻子笑話“過於節儉”，諸如總是把印刷紙用完正面再用反面，而看到廣告促銷印刷紙又總覺得便宜，於是一箱一箱地買，結果好幾箱紙堆在家裡，仍無法改變正面用完反面用的習慣。妻子雖笑我過於節儉，但她也無法避免“蕭條年代心理癥”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她就喜歡筆和本，一進STAPLES就說美國的筆記本實在太便宜了，念念不忘小時候筆記本總是正面用完反面用，總舍不得用新筆記本，於是從STAPLE搬一、二十本回家。而每次從網上訂購文具之類，又捎帶訂幾打便宜得無法不讓人動心的筆記本和各種各樣她自己宣稱很好用的圓珠筆。但由於現在寫東西都用電腦，很少能用到筆和本，結果我們家攢的筆記本、圓珠筆大概五年、十年也用不完，但她仍在固執地堆積著那些筆和本。沒有紙、沒有筆和本的年月真把人傷著了。
徐老先生的廢物堆積可能令美國人覺得荒唐，令新一代中國人覺得可笑，但殊不知，這廢物堆積的背後是和貧困掙扎、搏鬥的無數細節的堆積。這種心理致殘現象大概是很難挽回了，但願人們能因為這種現象而記住那個政權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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