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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3日訊】 許超凡在犯下惊天大案之后遠遁加拿大，。与這位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前行長同時消失的，還有他的兩位前任——余振東和許國俊。其中，許超凡在案發前已當上了中行廣東分行財會處處長。
此3人所涉嫌的，是建國以來最大的銀行系統監守自盜案。在2001年10月12日的自查中，中國銀行發現了高達4.83億美元的賬目虧空。“起初，我們以為是電腦的問題，”中行一位工作人員說，“但最終核實的結果是：巨資被廣東開平支行的3任負責人——許國俊、余振東、許超凡盜用。”
案發后第三天消失，使用假護照越境，案發前已將家屬轉移出國，人們惊嘆于疑犯逃計划之周密。“但這不是許超凡的首創，”楊誠——加拿大刑法改革國際中心高級研究員——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逃往海外越來越成為中國貪官逃避懲罰的首選。而出逃的人數、級別、手段，都不斷上升。”1998年5月，同樣在中國銀行，發生過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謝炳峰、麥容輝兩人貪污后潛逃泰國的案件。但這兩人不過是普通工作人員，涉案金額為5000多万元人民幣。這与開平一案盜用近5億美元、疑犯官至處級，自然不能相提并論。而在近期，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基芳、貴州交通廳廳長盧万里兩國高官潛逃海外，更讓人為之震惊。
“起初，貪官們是案發后倉促出走；而后變成案發之前做好准備。”楊誠這樣描述出逃手法的翻新，“更有聰明者，利用關系在國外開設辦事處或分公司，而當事人長期游移于兩國之間。一有風吹草動，便不再回國。另有些官員家屬，因涉案同樣選擇出逃，比如沈陽前市長慕綏新之女慕洋，武漢市城建委主任張克孝——人稱‘武漢第一貪’的妻子。
”
同時兼任著澳門科技大學教授的楊誠，長期關注著官員出逃的問題。2000年，他曾就此問題上書國務院。
据一位曾供職于最高檢察院外事部門的人士透露：近期以來，每年惊動高檢外事部門的職務犯罪出逃案為20-30件，引渡回國者為5名左右。“但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解釋說，“因為另一部分案件是不通過我們辦理的。”
“美國護照”：只需1.8万元
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讓辦理因私護照變得越來越容易。身份證、戶口薄，以及縣(處)級以上單位的人事公章足矣。而在一些試點地區，辦理護照只需身份證明。
對于那些位高權重的官員來說，找個公章自然輕而易舉。有關人士認為，這是管理上的一項漏洞。在中國，制作護照和人員出境都歸公安部門管理。一個人即使犯了案，但如果公安部門不知情，那么辦照也不會受到限制。而在一些西方國家執行“黑名單”制度，可以約束人們出境。一旦你有職務犯罪嫌疑，便被列入“黑名單”，在辦理出境手續時便會遇到障礙。
何況，做一個以假亂真的護照也非難事。中行南海支行的謝炳峰一案中，疑犯便是利用假護照潛入泰國。在北京，本報記者隨意撥通了几個“刻草辦證”者的電話，被告知：“只要地球上有的國家，我們都可以弄出護照來。”一本“美國護照”在3個作假處的報价分別是：8000元、1万元、1.1万元。對于“如果假的被發現怎么辦”的問題，假照販子說：“我可以給你做真的，也就是先做一個假身份證，再用它辦一本真護照。”“真美國護照”的价格是1.8万元，“真加拿大護照”為1.5万元。
通過香港出逃，也是貪官們常用的手段之一。因為香港在回歸之前屬于英聯邦，所以港民前往加拿大等曾同屬于英聯邦的國家，可以實行“落地簽”——手中有香港護照者可直接飛往加國，而把簽證手續留在入境時辦理。廈門遠華案主犯賴昌星，就是憑著一本香港護照及這些便利條件，逃入加拿大的。
而据楊誠披露，外逃貪官的去向主要有三處：其一是就近避難，潛入中國的鄰國——泰國、緬甸、蒙古等地。“藏在這些地方的風險較大，”楊誠分析說，“因為中國与鄰國合作打擊犯罪較為緊密。例如蒙古，還和中國簽訂了引渡疑犯的雙邊協議。但這些地方，往往成為貪官們再次轉移的跳板。
”
另一類是處于轉型期、或者法制不很健全的國家，如一些非洲、拉美國家。逃往那些地方之后，很多人便過起了隱性埋名、深居簡出的生活。
對于那些曾在國內擁有顯赫地位的人來說，以上兩种地方是他們不齒的。這些人的目標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這些移民國家很容易接納一個外來者，”楊誠說，“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該國的綠卡。所以很多官員在出逃前，就將家人移民到這些國家，這也是為自己留下一條后路。何況，生活在發達國家是非常舒适的。”
“賊不走空”
貪官出逃引發了多种后遺症，數以億計的國有資本外流首當其中。
曾外逃加拿大11年的宁波貪污犯方家幸，出逃時帶走贓款近100万元；農業銀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烏市分行職員艾合買提攜贓款230万元，逃至俄羅斯；廣東省東莞市建設銀行職員陳國強、林進財逃往泰國，轉賬贓款數百万元；中行南海分行一案，共約4000万人民幣同時逃出境外；而在開平一案中，上億美元資金通過澳門和拉斯維加斯賭場被洗成現錢，存入涉案人在國外的賬戶。
關于中國資本外逃規模，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專家認為只能大致估計，不能精确測算，他們傾向于1997年—1999年間外逃資本總規模為520億美元的估計。在巨額的外逃資本當中，貪官向境外轉移非法所得占有一定比重。
最高人民檢察院一位官員披露：很多貪官向國外轉移財產時使用化名，或將巨額資產寄存在他人的賬戶下。這給國家收回資產又增加了難度。
楊誠說，貪官外逃導致資本外逃，也是其他國家和地區面臨的問題。1995年，他參加了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刑法改革年會”。其間，國際刑警組織俄羅斯中心局首席代表一語惊人：“俄國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要超過西方對俄國的總投資。這不是玩笑——因為我國的大量資金，都被腐敗的官吏貪污后轉移至西方。”
“這是一個中心危險的信號，”楊誠認為，“1997年泰國金融危机的導火案，就是由于銀行官員出逃帶走大量現金引發的。因那場危机中，該國政府付出了慘重代价。”
艱難引渡
2000年8月22日下午3點，從蒙古烏蘭巴托飛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場。犯罪嫌疑人楊彥軍走出飛机。至此，北京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侵占200万巨款后出逃一案告破。
此次跨國引渡，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條約》簽訂后，中國警方首次赴蒙執行任務。楊彥軍成為第一個從蒙古引渡回國的經濟犯罪嫌疑人。自1993年起，中國已經和泰國、蒙古等1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引渡條約。尤其是2000年12月28日中國《引渡法》的頒布施行，為國際間加強司法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相對于世界上近200個國家來說，与中國簽約者顯然太少了。”劉廷吉認為，“尤其在一些被案犯視為避難所的地方，中國与之沒有引渡協議。”
在沒有雙邊引渡條約的情況下，對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則要看對方國家是否給中國“面子”。
作為賴昌星一案的加方專家證人，楊誠披露了賴昌星至今沒有被遣返回國的原因。“加拿大已經廢除了死刑。”他說，“而遠華案的從犯中，已有14人被中方判處極刑。一旦賴昌星回國，則必死無疑。所以，加方不同意遣返賴昌星，除非中國免他一死。但中方是無法接受這一點的。”
劉廷吉認為，中西方司法理念的沖突，是導致引渡條約難以簽訂的重要原因。西方攻擊中方的法律難以保障人權，中方則認為西方的法律是在保護罪犯。尤其是在經濟犯罪上，雙方的分歧更大——西方絕大多數國家在此方面早已廢除了死刑，但對于那些涉案金額重大者，中國向來執行著“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
1999年，在飛往中國航班上，楊誠与加拿大一名高官相遇。這位官員告訴楊誠：他前往北京的目的，是就雙方簽訂《贓款分割協議》進行協商。
對《贓款分割協議》，楊誠解釋說：“A國某貪官逃到B國，并攜帶了1000万元贓款。如果A、B兩國之間有這項協議，那么B國協助A國抓獲出逃者之后，1000万元將按照一定的比例，由A、B兩國分配。《贓款分割協議》是西方國家之間較為普遍的雙邊協議。由于利益驅動，，對緝捕出逃者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中加之間的談判沒有成功。“中方至少有99%的人反對，”楊誠說，“他們認為，出逃的贓款屬國有資產，怎么能和外國分割呢？但沒有人換個角度考慮：對于外國來說，贓款逃到人家那里，無异于帶來了投資，為什么要無償返還給你？何況，人家辦案還需要一筆經費。”
在2000年上書中國政府領導的文章中，楊誠還提到：盡快將中國的法律制度与國際接軌，也是打擊出逃者的必要措施。比如，如果你取證不符合國際慣例，那么在國外的法庭上，人家不會承認你的證据。出逃者的引渡要求就可能被駁回。
──原載6月1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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