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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9日訊】
自從1989年以來﹐每年六月四日波士頓的海外香港華人民主人權促進會都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聚會廳舉辦“六四”紀念活動﹐今年已經是第十三屆了。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應邀為六四作證的有一位特殊的“證人”﹐就是迄今為止第一位公開為六四作證的前戒嚴部隊軍官﹐198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9軍某雷達站中尉站長的李曉明先生。(圖片說明﹕198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39軍某雷達站中尉站長的李曉明先生應邀為六四作證﹐勇氣可嘉)
會議首先播放了89年六四運動的紀錄片﹐當年那一幅幅風起雲涌的歷史畫卷很快就把大家的思緒帶回了過去﹐而那個夜晚數不清的鮮血淋漓的屍體﹐急促的槍聲﹐四處奔跑﹑驚聲呼叫的人群﹐無不讓大家感同身受﹐嗟嘆感喟。接下來會議主持人之一﹐當年學生領袖王丹宣讀了五點宣言﹐表明舉行紀念會的目的﹕一是追悼那些因為向中國政府要求全面改革與民主而被屠殺的死難者﹔二是向難屬表示同情與支持﹐分擔他們的痛苦﹔三是向堅持人權與民主運動的人士表示敬意﹔四是借此種紀念活動深入思考﹐理清自己的頭腦﹔五是關心中國的發展﹐關心工農的貧困現狀﹐認為中國的繁榮不應是由特權高幹或一小撮先富裕起來的人炫耀出來的。
在為死難者默哀一分鐘後﹐波士頓的詩人孟浪朗誦了為紀念“六四”十三週年而做的詩“他們和我們”﹐表達了繼承死難者未盡的事業的心聲。每次都出席紀念會的楊建利先生由於“闖關”回國被中國政府拘押﹐今年不能出席﹐紐約楊建利回國後援會的易改先生特地趕來﹐為大家朗誦的他的詩作“祭六四﹐援建利”﹐並對中國政府有關部門至今不向楊建利家屬通告任何消息﹐將持合法護照回國探夫的楊建利妻子強行遣返的做法表示憤慨。
從澳大利亞趕來的李曉明先生當年是戒嚴部隊之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九軍的中尉雷達站長﹐於1989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七月下旬隨部隊參加了北京戒嚴行動。李先生1993年復員轉業﹐後自費留學澳大利亞。今年其家人也來到澳大利亞﹐這使李先生不再有後顧之懮﹐終於在良心的驅使下勇敢地站出來為當年的歷史作證。為了參加北美各地六四紀念活動﹐李先生將畢業時間延遲了一個學期。李先生當年就清醒的知道六四將是中國歷史中一個重要的篇章﹐因此對出來作證早有心理準備﹐也為此特意留心做了筆錄。
談到自己的動機﹐李先生說是良心與正義感促使他走出來﹐他有責任為中國以後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盡一份力。李先生說﹐六四的悲劇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雖然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但只要中國還沒有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國人還不能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權利﹐就不能保證以後這樣的悲劇不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孩子的身上﹐孩子的孩子身上。李先生每年捐獻100澳元給六四死難者的家屬﹐直到平反的那一天﹐而這筆錢是從他早晨四點爬起來打六小時工掙的生活費中擠出來的。
有聽眾問李先生﹐他當年的戰友們如今怎樣看六四﹖李先生說軍隊中象他這樣的大學生很少﹐大多是教育程度低﹑覺悟不高的年輕人﹐有些才十五﹑六歲﹐接觸的媒體僅限於《解放日報》﹐辨別能力又低﹐因此相信政府宣傳的“暴民”鬧事的說法﹐估計如今他們對當年的事也不會太在乎。但是當年有一位學生兵當時就開了小差﹐說軍隊對人民開了槍﹐不幹了﹐比自己更有勇氣。
另一位聽眾問政府對那些濫殺市民的士兵有沒有調查﹑處理﹐李先生說開槍的士兵的確是極少數﹐但是即便僅有萬分之一的士兵喪失理性﹐向密集的人群用衝鋒槍掃射﹐那造成的傷亡也是驚人的﹐根據他的估計死亡人數可能多達千人。據他所知政府沒有追究這些喪心病狂的士兵的責任﹐當年國家主席楊尚昆事後曾說﹐“開槍對﹐不開槍也對﹐就不要追究啦。”聽眾問李先生政府這樣不了了之是不是失職﹐李先生認為死了那麼多人﹐政府不是失職﹐而是犯罪。
有聽眾問到底有沒有允許開槍的命令﹐李先生說六月三日前發佈的命令要求軍隊不能開第一槍﹐也沒有發子彈﹐但六月四日口頭命令要求必須按時到達廣場﹐可以採取一切措施。這個命令在很多士兵看來﹐“一切措施”當然包括開槍。六月十四日命令更加明確﹐人群距離在100米以內﹐有人身危險時可以開槍。李先生曾隨部隊開車去營救被圍困在新華社的部隊﹐回來路上有人群尾隨。連長讓士兵向天上開槍嚇唬群眾﹐但是有的士兵就向人群掃了一梭子﹐至少二三十人的傷亡。
當被問到士兵的傷亡情況時﹐李先生說的確有士兵被憤怒的群眾打傷﹑打殘﹑打死﹐但後來公佈的烈士名單中也有不是市民打死的士兵。他的連隊中有一位士兵被擦槍走火的同伴打死﹐部隊為了形象及影響﹐以及死者家屬的待遇﹐就向上級報告說該士兵是被暴徒開槍打死的。
當年最後一批撤出廣場的原北京廣播學院的梁曉燕女士與大家分享了一封國內來信﹐今年六月四日七位遇難者的二十幾名家屬在北京萬安公墓﹐舉行了第一次公開祭奠六四死難者的活動﹐而這一直被中國政府所禁止。他們和楊建利一樣﹐以“違規”的行為捍衛了自己神聖的權利。
晚會在點點燭光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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